若隐若现的“门槛”:早期新兴木刻运动背后的经济与人际

在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1930年代,鲁迅曾为革命考虑而大力提倡木刻画。由此以后,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的指导和影响下逐渐成长壮大。当时围绕木刻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即成本低廉。相对于其他画种,木刻被认为是一种经济门槛较低的艺术,尤其适合经济不宽裕的艺术青年。就狭义的木刻创作而言,木刻确实无需过高的经济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学习木刻方面不存在资源壁垒;而且对一个亟待走向社会和大众的、广义的木刻创作即“木刻运动”而言,其所需的起步成本则非同寻常。木刻青年的筹款活动、工具及画集的采买、画室的经营,以及鲁迅对木刻集的精印出版、对木刻团体的慷慨资助等细小侧面,可以反映出木刻运动初期一些在以往研究中不易被注意到的具体物质问题,这些细节可以为考察木刻运动的现场提供若干新视角与线索。

对“文学性”与“绘画性”的探究——以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为例

中国绘画史的发展已经证明,"文学性"对绘画的创作与发展一直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叙事、描述、想象、虚构、隐喻等文学模式的"文学性"与基于技术、材料、形式,非预设性、直觉、无意识、即兴想象等范畴的"绘画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一差异不仅是作为门类的"文学"与"绘画"之间的最大差异,而且是绘画借助"文学性"这一文学表达模式的优势来发展自身的重要手段。该文从文学与绘画的潜在关系入手,从"文学性"向绘画领域的蔓延,科学认识"文学性"和"绘画性"这两个"种差"对于界定文学与绘画本质的意义,"文学性"与"绘画性"在中外绘画史上的相互博弈现象,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融两者之长的探索价值以及对当下绘画创作的启示诸方面来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究。

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木刻运动

鲁迅的思想精神不仅见诸于文字,同时也见诸于图画。1930年代,鲁迅对现代中国的木刻运动曾倾注了其所能及的心力和财力。为了促进中国新兴木刻的健康发展,鲁迅不但编选画册、组织"木刻讲习会"、举办外国版画展,而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理念对木刻家给予指引:其一,发挥创作主体的艺术创造性,展现木刻的"有力之美";其二,取今复古,广泛汲取有益的艺术因子;其三,发扬"民魂",创建属于民众的"生产者的艺术";其四,裨助美育,促使中国民众的心灵世界进向更为自由的天地。

论鲁迅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引导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并蓬勃发展的以木刻版画为艺术形式、以抗日救亡和革命运动为主要内容的美术运动,是在鲁迅一手栽培引导下产生发展的。鲁迅对新兴木刻运动的引导通过翻译进步文艺理论作品、编选出版欧洲木刻版画集、举办木刻展览、开办木刻培训班、演讲与写作五种途径产生。新兴木刻运动以上海、北平、广州为中心,在全国大城市普遍开展,加速了革命进程,在斗争中中国新兴木刻也不断成长。鲁迅深入影响了20世纪中国木刻版画的发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东梅州地区的木刻运动——兼及与鲁迅的关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东梅州客家地区有一个规模达数十人的木刻群体,该群体曾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他们通过成立社团、出版刊物、举办展览、培养人才的方式,参与全国木刻运动,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创作了大批具有地域艺术特色的作品,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木刻活动。

极具生命力的中国新兴版画艺术

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新兴木刻运动的版画家们用热血和满腔热忱镌刻出了大量动人心魄的不朽版画作品,使新兴版画艺术充满了永恒的生命力。

由比亚兹莱、谷虹儿的作品谈鲁迅的插图情结

鲁迅最初倡导"木刻"的行为既有对插图的偏好和情结,也有设想培养能切实服务于"刚健质朴的文艺"的木刻插图画家的意图,只是木刻家们"因生活关系而走散",也"不能做‘末技’之插画",而无从实现。作为对绘画有着热情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为了实现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使文学艺术走向大众,一直致力于宣传连环图画和插图创作。从鲁迅出版蕗谷虹儿和比亚兹莱的作品可见,鲁迅在审美意识方面与这两位插图画家具有一致性。

战火硝烟下的印记——抗战时期重庆木刻期刊整理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木刻运动,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抗日救国的木刻成为最广泛的抗战宣传武器。期间,重庆发行美术期刊种类繁多,1940年和1942年出版发行的《现实版画》《胜利版画》是迄今仅有的可查木刻期刊,它们为重庆木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央苏区宣传版画研究

中央苏区宣传版画是革命斗争的产物。作品以夸张、鲜明、生动的形式宣传工农红军的战斗生活,鼓动青年参加红军,宣传反“围剿”的时代功能。宣传版画作为一种创造性版画,作品内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同时还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针对性,画面黑白分明,线条有力,将革命内容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为苏区的美术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变革时代的艺术与意识形态-鲁迅艺术主张的当代启发

在向中国引介、传播外来艺术作品时,鲁迅有意识地暂缓了日本浮世绘的推广。从鲁迅对待浮世绘的态度中,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在变革和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其对更能够发挥社会功用以达到革命目的的艺术形式的主张与偏好。而在鲁迅的艺术主张背后所揭示的是,鲁迅的艺术主张所关注的是艺术与意识形态的交融,以及由此发挥出的社会功用。这种交融不仅仅表现为提倡黑白木刻版画、提倡美术的革命力量中那个战斗的鲁迅,也表现为在作为私人审美趣味的浮世绘收藏中表达理想展望的、具有人文关怀的鲁迅,两者并非各自独立,而都是来自于影响鲁迅的种种意识形态话语,并最终在鲁迅艺术主张中得以体现。在面临着理论与实践变革的当下,鲁迅的艺术主张可以为我们提供处理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进路,促进艺术及其中的意识形态发挥更大的社会功用。

中国木刻运动的兴起和革命化改造

中国木刻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早期存在着主题模仿、脱离中国实际等种种局限性,影响了革命作用的发挥。1938年,中国木刻运动中心转移到延安后,艺术家从创作思想到创作形式都经历了革命性的改造,有力推动了中国木刻运动,为革命文艺的兴盛作出了贡献,为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白燕艺术学社木刻运动考察

白燕艺术学社是抗战时期福建泉州的一个综合社团,研究各门艺术,提倡木刻运动,活动时间为1940年至1945年。在此期间,全社共同努力,开展绘画和木刻教学,举办多次木刻展览,出版木刻刊物,且与中国木刻研究会、木研会福建分会密切联系,堪称闽南木刻运功的砥柱,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塑自我:抗战时期东南木刻运动中的杨可扬

杨可扬的套色木刻是嵌入中国版画记忆的一道时代风景,但这远未含括他获颁“中国新兴版画运动杰出贡献奖”(1991)的多重深意。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美术革命中的“木刻青年”,从山民子弟“杨嘉昌”到木运中坚“阿杨”,杨可扬文化身份建构的多重性和动态过程脱离不开具体的社会时空与人际网络,以及有关政治、美学、道德层面的认同实践。

从《艺苑朝华》到《木刻纪程》: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时代之晖

《艺苑朝华》和《木刻纪程》是鲁迅于1929年和1934年编辑出版的两本极具历史价值的木刻版画书籍,前者是为了开阔青年艺术家视野而引进的国外优秀木刻创作版画集,后者则汇集了当时中国青年木刻家的版画作品。在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里,这两本画册成为新兴木运的奠基之作,点燃了革命美术的星星之火。在鲁迅的倡导与扶植下,中国现代木刻版画逐步走向成熟和深化。本文以这两本深刻影响中国新兴木运的画册为脉络,对新兴木刻艺术及其相关历史事件进行梳理。《艺苑朝华》和《木刻纪程》在新兴木运初期阶段具有重要的启蒙和导向意义。

激进与改良:中国近现代乡村建设的历史回顾

乡村建设运动是民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试图把同时期的激进主义革命如何发动农民运动、土改运动等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坐标来参照论述,认为离开了"激进与改良"的比较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解、认识是不全面的。其次,本文把与乡村建设运动相关的一些美术作品看作是有重要历史内涵的文本来研究,认为在很多关于乡村题材、农民题材的美术图像的创作中也隐含了乡村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本文的意图就是在历史叙事和图像解读这双重脉络中去梳理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基本情况。

新兴木刻运动底层叙事的现代特质

无论作为一种思潮还是创作方法,现实主义都深入贯穿到中国现代美术的每一时期。但在早期阶段,现实主义还是作为社会思潮为中国美术界所认识,而作为创作方法,需要一个理论建设的过程。本文回到新兴木刻运动发生的特定历史语境,从鲁迅对进步美术家的思想启蒙出发,揭示底层叙述的现代性特质,分析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并呈现个体化创作实践中的多维度发展空间,以此印证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场域。

新兴版画运动对于民间传统的自觉

“走向民众”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条核心线索,而借鉴民间传统是新兴版画运动实现艺术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中国新兴版画对于民间传统的自觉,是一个从艺术思想到艺术语言的巨大变革。促成这一变革的,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的特殊历史语境。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这段时间里,青年木刻家们真正体会到欧化艺术语言与民众欣赏习惯之间的冲突,通过对民间技法的学习与民间形式的尝试,经历了利用民间形式进行宣传的敌我较量,产生了大批吸纳民间传统的版画作品,实现了对于民间传统的自觉。本文通过相关史料的耙梳与历史的铺陈,立体地呈现出新兴版画运动的民族化之路,也具象地勾勒出木刻青年从“亭子间”走向民众,成长为民族美术家的真实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烟桥的社会活动与艺术创作

以往关于陈烟桥的研究多集中探讨鲁迅对陈烟桥的影响或陈烟桥版画的艺术特色,较少涉及陈烟桥早期的社会活动及漫画和理论创作,也未关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核心。本文将陈烟桥早期的社会活动和木刻、漫画、理论创作视为一个整体,发掘被以往研究遗漏的细节与作品,试图呈现陈烟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活动和艺术创作,并标示其创作转变的节点,进而指出,在充满动荡与灾难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以刻刀和画笔为武器,通过视觉图像宣传革命、唤醒民众、激励士气生动诠释了民族救亡与人民解放的革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