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陕西清涧桑树坪汉代墓葬发掘简报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于1996年和2001年两次对榆林市清涧县桑树坪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汉代墓葬21座,墓葬年代大致为西汉时期,延续时间较长,应属于平民墓葬。其葬俗葬制、随葬器物等方面体现出一定地域特色。这批墓葬为探讨陕北地区西汉时期丧葬习俗和物质文化提供了具有一定价值的新材料。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论尉缭子的“文武之道”

“文武之道”原是指尧、舜、禹、汤、周文、周武等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20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了大批兵书残简,其中有与今本《尉缭子》[1]大致相同的残简六篇。残简中多有尉缭对“文、武”的论述,他以治兵实际为出发点,紧密联系战国大变革的时代特点,适应战国大变革时代变化,结合兵家治军的实际经验,形成了带有兵家思想特色的“文武之道”,即以德为先、刑为后的教戒之道,赏于前、罚为后的兴功止奸之道,文攻武守的固国之道。

西汉政府的罪犯徙边敦煌郡——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政府发配罪犯徙边敦煌郡是一种常态化举措。徙边敦煌郡的罪犯按人员类型大概可分为三种:第一,犯罪之官员;第二,大逆无道罪犯家属;第三,各种刑事犯罪人员。各种类型人员或因犯罪或被牵连而徙边敦煌郡,对敦煌郡的人口增长、经济与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与此同时,各类人员徙边敦煌,促进了中原先进技术在当地的传播,并且这些文化和技术还通过敦煌继续影响西域地区,从而推动了地区间文化、科技的交流。

译使萍踪:悬泉置汉简所见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

西域诸国间的交往,是悬泉置汉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往来其间译使的接待与管理借助大量的传文书与接待记录体现出来。该文以日逐王、龟兹王及焉耆、危须一次使团的接待,探讨其中涉及的各类文书体现出来的译使管理制度。如“日逐王”降汉的时间应该在神爵二年,迎接日逐王的人员除了郑吉之外,还专门派人员由长安到敦煌、酒泉主持迎接一事。“乐汉衣服制度”的龟兹,在其国王绛宾娶乌孙公主的大女儿之后,为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

新出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与汉初历法

荆州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出土的4 600余枚简牍中包含203枚历日简。这203枚历日简预推了汉文帝后元元年之后一百年的朔日干支(前163年至前64年),是迄今发掘的连续朔闰时长最久的历法材料。将朔日干支进行对比可知,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所反映的历法与殷历切近,余分仅比殷历大150分左右(每日以940分计,误差大致相当于3.8个小时),其置闰年份也与殷历一致。结合近年来有关秦汉历法的研究成果,以及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朔闰干支和置闰规律可知,汉初的置闰年份与殷历的置闰规律相符,与颛顼历的置闰规律不符,因此汉初的历法并非史籍所载之颛顼历,实由殷历变化而来。

悬泉汉简与楷书形成问题探究

对于楷书形成的研究,学界一般认为其是汉末产生,逐渐发展至唐代完备成熟,这一观点似乎已是定说。近年来,秦汉简牍的陆续发掘公布,为我们全面认识和重新理解楷书的演变脉络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材料。本文通过综合运用启功先生的汉字字体学理论,对悬泉汉简中的“类楷书”^(①)现象进行深入挖掘和细致分析,认为早在西汉时期有关楷书字体的相关要素已基本发展完备,且在日常书写中已有较为规范的楷书出现。

《武威汉代医简》所载“肺腧”穴研究

通过释读《武威汉代医简》相关简文,分析其所载“肺腧”定位的表述方式,并结合传世文献,探寻其具体定位,梳理其演变脉络。《武威汉代医简》所载“肺腧”与后世的厥阴俞在定位、主治方面十分契合,可补全厥阴俞演变进程的缺失环节,故《武威汉代医简》所载“肺腧”应即为后世厥阴俞。且通过对比古今厥阴俞主治功效,参考现代临床报道,厥阴俞的功效主治应还存在进一步研究与补充的空间,比如可用于初步探查病变脏器及治疗肝胆病所致胀满。

再读敦煌研究院所藏汉简

敦煌研究院所藏1920年民国驻军周炳南在玉门关附近所得汉简17枚,虽然多有残断,但纪年清晰。从纪年简和书体特色看,属于东汉后期之物。将过去河西出土汉简记载的历史拉长了近半个世纪。当时的敦煌和西域的情势息息相关,17枚汉简记载的内容应与元嘉年间河西和西域的动荡有直接关系,是研究东汉后期朝廷与西域关系的重要资料。

西北屯戍汉简所见复姓辑考

西北屯戍汉简绝大多数是文书性质的简牍,姓名资料非常丰富,是研究汉代姓名学的重要史料。西北屯戍汉简所见姓氏以单姓为主,目前所见复姓34个。通过结合秦汉印章、封泥中的复姓资料,对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复姓进行辑考与统计。

银雀山汉简残片分析研究

在山东博物馆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保护、整理、研究银雀山汉简过程中,为配合银雀山汉简的重新保护和整理,对两枚汉简残片进行了取样分析。采用热重方法(TG)分析了竹简残片的含水率,采用傅氏变换红外光谱(FT-IR)分析了竹简残片的化学组分,采用X射线衍射(XRD)对纤维素的结晶程度进行了表征,采用扫描电镜-能谱(SEM-EDS)对竹简残片的微观形貌进行了观察,并对竹简微裂隙中无机矿物的元素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竹简残片高度降解,纤维素含量降低,结晶程度下降,木质素相对含量大大提高。竹简残片表面存在大量孔洞和微裂隙,孔洞和微裂隙中发现了黏土矿物和含铁颗粒。

秦汉刻写文字与早期篆隶书法

小篆和隶书是秦汉时期的主要书体。秦时小篆是官方法定文字,隶书为记事急就字体,至汉时,隶书成为主流,篆、隶地位发生变化。撷取秦汉典型“刻”“写”文字材料,梳理了秦汉时期篆、隶的演变过程,指出:秦石鼓文明显继承了西周金文大篆体;至春秋时“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已开小篆之先河;到了秦始皇时期,小篆在官方的大力推广下日渐标准化,且随着政治、社会生活的频繁,古隶即秦隶产生并应用于简牍书写。经过西汉一代的发展,至东汉末,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隶书”书法已至登峰造极之境界,隶书也成为官方规定的标准书体。

秦汉赎刑的流变

秦汉赎刑有规定刑与替换刑两种。秦律中适用某种罪行依法判处的刑罚都是规定赎刑,百姓只能赎耐罪以下的轻刑。“赎鬼薪鋈足”“赎宫”和各种形式的赎替都是替换赎刑,用于特殊群体。《二年律令》所载赎刑皆为规定刑,广泛适用,对女子的恤刑和爵赎是替换赎刑。汉初爵赎扩展至社会中下层,惠帝时向钱赎转化。汉文帝时,赎刑种类减少,并与罚金刑混同,但仍是正刑,替换赎刑的适用范围缩小。武帝时赎刑的正刑地位继续下降,替换赎刑一度居于主流,但非常制,适用范围有限,服务于贵族。宣帝时赎法适用范围扩大,除甘露赎罪文书所规定的罪行不可赎外,余皆可入钱赎罪。东汉赎罪之法更加盛行,自殊死以下皆可适用,永初以后成为定制。

肩水金關漢簡校釋之二

本文對《肩水金關漢簡》中的58枚簡牘釋文問題做了討論,指出其中70多處釋文問題。其中改釋和補釋文字50多個,爲金關簡的解讀利用和今後漢簡釋文整理提供參考。

发挥兵学圣典出土地独特优势积极推动孙子兵学文化走向大众

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是孙子兵学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普及兵学文化的重要教材。多年来,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以推动孙子兵学文化走向大众为己任,筑牢业务基础,举办高水平学术活动;打造精品展览,建立兵学文化与人民群众的链接媒介;推动文创研发,让观众把兵学文化“带回家”;大力开展社教活动,推动文化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显著成效。

论银雀山汉简系列隶变字体形成及作用

银雀山汉简系列隶变字体与楚、秦文化汉字的发展走向有所不同,在汉字隶变过程中,保留着区域文化特征。以《孙子兵法》隶变字体为主的“兵”字演化及“一简两写字”现象,可寻迹探讨银雀山汉简系列隶变字体形成及作用。

尹湾汉简“乘輿”再释——兼论“乘輿”的语义演变

尹湾汉墓简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乘輿”二字多次出现且均冠于各类器物之前。在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进一步分析其构词理据的基础上,探究其词义的历时演变,认为“乘輿”一词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作短语使用时为“乘坐车子”之义;作词使用时其本义为“泛指车驾”,并引申出“专指天子的车驾”“代指皇帝”等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