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曲艺:传承中创新 探索中进取

2023年度曲艺艺术的发展与成果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演活动频繁,许多新创节目反映了曲艺工作者的创新精神,探索中亦有深入的思考;二是青年曲艺人才的集中亮相,积极发挥其在业界的引领作用,亦凸显出人才队伍建设的必要性;三是曲艺理论评论与创作、演出的有机融合,对于曲艺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曲艺事业的整体发展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相间的表达方式,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是曲艺工作者的职责和优势,更是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必然要求。

中国民法典评注:理论基础与愿景使命

当代对于大陆法系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律评注兴起于德国。典型的法律评注作品根据法典的结构和顺序展开法律的逐条评释,以解释说明现行法及其适用为目的。与此不同,法学教科书以阐述法学基本原理为宗旨,侧重学术讨论;立法释义书以说明立法目的为主,但缺少司法裁判规则的整理和归纳。一部理想的法律评注,应当汇集和整合制定法、法学理论和司法裁判,体系地反映现行法的状况。法律评注与法教义学具有同构共生的关系,是法教义学的重要载体。法律评注比法教义学更加依赖实证法,当代编撰中国民法典评注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编撰中国民法典评注应当融合法教义学与司法实务,注重体系思维与论题思维的互补。民法典评注的完成,将对我国民法教学事业和民法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信息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法律评注在专业分析、知识创新、价值判断等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暂时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从内容为王到解说为王——对电视与新媒体直转播北京冬奥会的流量之争的思考

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不仅有运动员在赛场上争分夺秒、你追我赶的角逐,而且竞技场外的“第二赛场”——媒体流量之争同样激烈。“内容为王”是媒体行业提升传播力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赛事直转播内容中的体育解说的价值正在逐渐被放大。运用文献研究法、录像分析法、案例分析法、专家访谈法等方法,以央视体育频道和咪咕视频为例,分析两者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赛事解说的特点、优势与不足,探讨北京冬奥会赛事直转播的流量之争,并引发了相关思考。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体育解说屡屡出现在互联网热搜榜,在这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对比中体现了咪咕视频赛事解说的创新与央视体育频道赛事解说的求稳。经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后冬奥时期,咪咕视频应持续供给优质内容;央视体育频道要适度创新;体育解说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兼顾高度与温度,实现体育赛事的亲民化传播;加强“大屏幕”与“小屏幕”的联动,增强解说员的个性特色;解说立场应不偏不倚,并且要彰显包容姿态。

帝国的“蓝色公路”:《水经注》的空间想象

考察北魏郦道元(?—527)的《水经注》,可以从两个角度出发重构《水经注》的文本生态,以求阐明此巨著之意义与价值。其一将郦道元的作品置于经注传统的语境脉络中,一方面强调注经者所面临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注疏相对于原始文本的创造潜力;其二,让郦道元的著作与同时代的南方山水写作进行对话,强调该著作在空间感知和空间表现方面的独特模式。由此提出,郦道元基于帝国想象,构建了一套由江河组成的基础设施体系,这套江河系统可以被视作以人工运河来佐助自然江河的中古隋唐政体的有力象征。

《黄帝内经》海外传播研究述评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的源头,在中医学术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医药“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在中外医学交流的历史上,《黄帝内经》的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早期在日本、朝鲜的传播到近代以来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形成了多个译本、多种途径。随着“一带一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倡议的提出,加之中医药在新冠疫情防治中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世界各地的人们希望更多了解中医药、使用中医药,中医药海外传播研究迎来新热潮。

基于BE-MCNN模型的新闻评论情感分析方法

实时新闻评论具有文本短、信息丰富、结构复杂等特点,情感分析难以准确捕捉其真实的情感倾向。为增强语义的特征信息,减少模型过拟合问题,提高新闻评论情感分析的准确性,提出一种融合BERT模型、Transformer En⁃coder与多尺度CNN模型的新闻评论情感分析算法。首先,针对新闻评论长度较短、表达情绪观点内容较多的特点,使用BERT模型对新闻评论文本进行预训练,获得具有上下文信息的特征向量;其次,为解决模型过拟合问题,在BERT模型下游添加一层Transformer编码器;最后使用四通道双层CNN模型,通过组合不同大小尺寸的卷积核来提升模型分析新闻评论情感的性能。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在两个新闻评论数据集上的准确率分别达到93.0%与96.4%;与不同模型的比较实验进一步证明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从“四部”到“四分”——佛教律抄在唐代的发展

《毗尼心》《四分律小抄》《略抄》《杂抄》等佛教律抄文本在唐代相继问世。这些文本较六朝时期的律抄有新的发展。首先,在思想上,从早期“会通诸律”的“四部律抄”发展为独尊《四分律》的“四分律抄”;其次,受佛教注疏传统的影响,律抄在文本形式上呈现“事数化”“条目化”的特点。唐代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也是受六朝律抄深刻影响的作品。唐代的这些律抄文献反映了中古“律疏”与“律抄”两大传统的融合,向我们展示了印度佛教律仪向中国佛教戒律实践过渡的一个面向。

中医护理技术应用创新现状与思考

中医护理技术应用创新是中医护理传承创新的重要要素,也是中医护理优势专科建设的重要抓手。聚焦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护理服务需求,积极开展中医护理技术创新研究,进一步改善患者临床结局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中医护理技术应用创新现状,客观分析影响因素,发现中医护理技术应用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尚需进一步提升,可通过深化专科建设提升守正创新能力,期待中医护理学科在新时代下能取得跨越式发展。

艾轩学派与《穀梁传》关系论略

艾轩学派作为南宋重要的学术流派,在莆田地区影响很大,其成员主要包括林光朝、林亦之、陈藻、林希逸等人。同时,艾轩学派也是南宋乾淳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艾轩学人的散文创作与“春秋三传”之一的《穀梁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表现在艾轩学派对《穀梁传》的重视、对《穀梁传》文治武备、重民生等思想和语言简古、问答式行文等艺术手法的继承以及对平正简古、精密峻洁的《穀梁传》文风的追随等方面。厘清艾轩学派与《穀梁传》的关系,对进一步研究《穀梁传》和宋代散文创作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亚里士多德注疏文献的历史与古代哲学研究的多重向度

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研究催生了众多的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注疏文献,这些注疏文献是不同文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及其思想进行接受与改造的成果,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多元接受史。文本的不同接受与多元流传不仅具有文献学意义,也为当代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揭示了多元的文本史路径和不同的理论史取向。亚里士多德著作希腊文注疏创作及其流传不仅具有多重向度的历史学意义,而且也历史地生成了“原本研究”“接受史研究”“历史比较研究”三个不同向度的古代哲学研究方法路径,从关于“第一实体”的唯名论与唯实论立场之争可见,我们对古代哲学论题的研究,不仅仅是针对古代哲学家自身文本的争论,而且必然融合了来自后世注疏文献的接受与比较等思想史向度的要素。

论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中对“奇”的阐释

但明伦在评点《聊斋志异》时,将“奇”作为核心术语,并通过奇文和奇事两个维度进行阐释。就奇文而言,但明伦以“曲”为奇文的构型准则,将创作中曲折变化的叙事手法拢括在奇文的范畴之内,架构了“奇”与文法层面相对应的叙述方式。就奇事而论,但明伦从题材内容的角度确立“幻”为奇事的内核。在奇文与奇事双向同构的批评维度中,但明伦将“奇”与“理”构于一体,围绕“奇”与因果报应的关系建构起特定的逻辑依据,重构了“奇”的原初义涵。这样,“奇”不仅接续独特、殊异的本义,进而还与社会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形成了正向关联。

剧集解说类短视频的叙事逻辑及其批判

随着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相继成为国民级应用,剧集解说类短视频成为了一种新型追剧方式。剧集解说类短视频的叙事逻辑主要体现为碎片化叙事、奇观性叙事和沉浸式叙事,它的出现是对技术革命和用户时间压力的回应,也是对视觉文化生产逻辑的顺应,更是对数字平台氛围的主动融入。在剧集解说类短视频蓬勃发展的当下,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它可能带来艺术作品整体性丧失、现实遮蔽和意义消解等困境。

东汉董仲舒后学严颜学派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其学说。该学派被东汉政府立在学官,成为官方的学问。严氏学派门人弟子人数众多,分出多家学派分支;颜氏学派略逊严氏学派一筹,但影响亦不容小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存世极少的汉代碑刻也保存了不少严颜学派的史料,反映了董子后学严颜学派在社会中下层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P.2269《盂兰盆经赞述》校读及文本研究

论文结合法藏敦煌写本P.2269图版,对《大正藏》第85册“古逸部”所据P.2269《盂兰盆经赞述》录文部分字词及断句做了重新释读和校正,同时梳理探讨历代经录记载《盂兰盆经》有四种译本的源流关系及及敦煌本《盂兰盆经赞述》所据译本问题。最后分析《盂兰盆经》历代注疏情况,指出《盂兰盆经赞述》撰者为慧沼的理据。

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其故里及周边都有相关遗迹。胡毋生与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可能二人有相同的学术渊源。董仲舒有五大弟子: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吾丘寿王、东平赢公。龙门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东平赢公守师法不辍,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董仲舒学说。

敦煌口传文献生成考——以法藏敦煌遗书 P.2325号《法句经疏》为例

敦煌文献的生成、流传乃至其后的封藏之谜,一直是敦煌学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难题。本文以法藏敦煌遗书P.2325号《法句经疏》这份独一无二的主体部分以中文草书形式书写而成的写卷为例,从P.2325号《法句经疏》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异写、写卷中的表音旁注及其现存唯一副本英藏S.6220号《法句经疏》(残卷)中保留之异文等方面择要考察敦煌文献的生成与流传,证实P.2325号《法句经疏》等一批敦煌文献并非如前人所述“抄写”而成,而是以“口传笔录”的形式“听写”使然,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口头文献,却是一种书面文献的口头传播,是民间口传与民间书传相结合的产物。

袁枚、曾燠交游考论——兼论《随园诗话补遗》的刊刻过程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七中言未曾与曾燠谋面,但考之二人的诗文集,两者多有交往,不但相互唱和赠答,且在诗中明确注明袁枚多次到过曾燠扬州的题襟馆,曾燠也曾去随园拜访袁枚,袁枚扶病相见,二人谈论诗学。现存曾燠所刻《邗上题襟集》中存有袁枚佚诗《题宾谷先生西溪渔隐图》一首。根据曾燠与袁枚交游的诗歌可以推定曾燠的生卒年,纠正包世臣《曾抚部别传》的错误。《随园诗话补遗》的刊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得随刻,用原版刻录,只补入,却不修改,于嘉庆二年后定稿,成《随园诗话补遗》十卷。《随园诗话补遗》卷七刊刻时,袁枚未曾见到曾燠,故言“素未识面”。因袁枚有求于曾燠,有了一段名士与官员的密切交往,因为诗歌的媒介,带有了风雅的韵味。

基于标目数据的《春秋》三传人物信息组织与处理流程

手工时代编纂的《春秋经传引得》具有较高的质量,将其中标目数据应用于典籍人物组织有助于继续发挥其在数字化时代的价值。文章利用数字化《春秋经传引得》中标目数据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人名称谓进行消歧,按照说明语对相关标目进行聚合,赋予人物唯一标识符以实现人物信息的规范控制;对多标目人物进行校验,建构起一套可追溯、可复用、动态维护的典籍人物信息组织方案。文章共完成3本典籍中3,270条人物信息的组织,提出的“典籍-标目-人物”信息组织架构有助于实现典籍知识的组织与挖掘。

新时代国家生态形象宣传片的话语分析

国家生态形象宣传片《中国这十年:引领绿色转型》从他者视角讲述了中国近十年的生态环境变化。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借助及物性系统和人际功能系统分析理论,探讨宣传片解说词对塑造和传播新时代国家生态形象所起的作用。宣传片解说词通过构建积极的意义潜势来塑造和传播中国生态形象;解说词的纵向讲述方式客观呈现了中国为改善生态环境所作出的具体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近十年来生态环境的改变。对宣传片解说词的过程表征、参与者角色和人际意义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宣传片解说词属于生态有益性话语。解说词用文字模态塑造的国家生态形象,对构建国际生态和谐和建设美丽中国具有积极的生态价值和传播意义。

市民社会与共同体——基于《穆勒评注》的文本研究

本文基于《穆勒评注》的文本分析出发,首先阐述了马克思通过批判穆勒理论而形成的交往异化理论,揭露出了从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出发所反映出的人的类本质存在。之后,本文进一步阐述马克思想要通过交往异化理论所建立的新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以异化等于劳动外化并发展为私人所有为线索的,其中包含着对于穆勒理论的最终驳斥。同时,《穆勒评注》还包含着从异化的类到异化的人的回归的一条隐线,揭露了原始共同体社会的存在。最终,本文得出结论,市民社会与共同体在马克思的视角看来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其中包含着从原始共同体到市民社会再到未来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图,对我国目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具有理论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