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女诗人高芳云及其《形短集》研究

高芳云是清代河南地区女诗人,著有《形短集》一卷,存诗六十九首,后附训子语五十二条。通过对所见材料的整理,对高芳云生平家世及《形短集》的刊刻出版进行考述。诗集中训诫儿子的诗歌以及训言纯正的训子语,不仅体现出她的教育方法,从中亦可见她的性情为人。《形短集》诗歌及训子语为研究高芳云生平和思想提供了重要材料。

《酒诰》周公神权法思想管窥

《周书.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神权法思想:天意政治,事鬼敬神,在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的同时,又时刻强调殷鉴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于对殷商遗民的安抚和怀柔。

《九思》序文及注作于六朝考

本文据《九思序》及其《章句》用词，发现有六朝以后习常词语，遂断其序及注非汉代人所作，盖出南朝宋、齐间好事者。

《尚书·酒诰》与儒家酒德文化

《尚书·酒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具有法律效力的酒事管理文献,对儒家酒德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去审视酒事活动,把饮酒行为与国家治乱现象相联系,形成儒家"饮酒亡国"论或"酒祸"论的基本酒德文化观念。其二,对社会酒事行为严加控制管理,为历代专制王朝实施"酒禁"政策提供了儒典圣贤的历史依据。其三,把饮酒行为纳入儒家"礼"的伦理道德范畴,通过酒礼政教活动强化儒家等级有差"礼治"政治秩序。

从《酒诰》看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

《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比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既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又时刻强调殷鉴和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地对殷商遗民进行安抚和怀柔。

义净诗二首探微

初唐义净在印度的第十三年创作《杂言》和《一三五七九言》诗 ,《杂言》的辞式结构和乐府、歌行形成呼应而又别具特点 ,《一三五七九言》成为“宝塔诗”之祖。

《真诰》词语辑释

《真诰》是南朝梁陶弘景编集整理的一部道书,书中详细记叙了东晋以来《上清经》的出世和传播的经过,以及上清派的各种修炼养生秘诀,是有关上清派历史和思想教义的重要文献,其中不乏一些口语词,本文对其中的“不授、盛、真手、诚到”等词作了考释。

从《酒诰》看周代的饮酒礼——兼论殷周礼制的损益

《酒诰》为《尚书》中的一篇，是周公针对殷人尚酒、总结殷亡经验而发布的诰辞，从中可见周公对于酒的态度和政策，亦可以看出他对于治国方略的思考和对于殷礼的基本认识。根据《酒诰》和相关文献及出土材料可知：周人饮酒礼制完备，制定饮酒礼是《酒诰》的主旨；周公在制定饮酒礼的过程中，继承了殷代礼制并有所损益；周初禁酒并非普遍政策，而是针对某些特定现象的举措。

《高僧传》词语札记

《高僧传》是南朝梁慧皎所写的一部僧人传记。它包举了二百五十七个僧人,是佛教史上的重要著作。同时,《高僧传》也是研究汉语史特别是汉语词汇史的重要语料,对研究南北朝汉语词汇有重大的价值。本文记录了《高僧传》中的"一往"、"去来"、"叉指"、"偏局"、"藉(籍)"、"应时"、"同意"共七个大型词典未收的新词以待就教于方家。

从“就”看词义的形成、分项和识别

词义的形成、分项和识别问题值得关注,对此可用"就"为例开展探讨。研究表明,《现代汉语词典》对"就"的义项划分需要修改,副词"就"的义项可以从8个归并为3个,依据在于被归并的5个义项并非真的词义,而是在句法和句义的制约下通过语用推理形成的语用含义。通过这些研究及相关探讨得到如下观点:(1)识别词义较虚的多义词的义项时对句法和句义环境的依赖程度较大。(2)识别词的义项的主要难点是如何解除语用含义的纠缠及确定词的内涵意义。(3)词义的形成、分项和识别这三者彼此紧密相连。总之,在确认词义、辨析词的义项的分合之时,必须把语用含义和真正的词义区分开来,以免损害辞书的释义质量,妨碍对语言单位或言语单位所携意义的结构、性质以及相互关系的正确的、规律性的认识。

从《汉语语法论》两个版本看高名凯汉语语法理论的变化

《汉语语法论》是高名凯先生几部重要著作中的头一部,集中体现了他的汉语语法理论。该书成书于1945年,1948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初版,1957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初版和修订版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修订版在四个大方面对初版内容进行增、删、改、换。从这样的内容取舍和扩充来看,高名凯先生汉语语法理论从《汉语语法论》初版到修订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变得更加体系化了,主要体现在对汉语构词法和词类划分的详细讨论和对汉语句法更加详细的阐述上。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高名凯先生也摈弃了一些错误或过时的内容,如"名词句"和"动词句"的划分。

文字改革语境下章草书体的历史命运与当代启示

在20世纪初的文字改革潮流中,久被历史冷落的章草书体,在适逢地下文献出土、影印技术发展以及学界搜集整理等众多条件的合力推动下,受到了一批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并将其运用到文字改革的方案之中,一度表现出良好的复苏态势。然而受现实语境、实用缺陷以及字体发展规律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已具兴盛之势的章草书体历时不久便以衰落而败退。以高二适《新定急就章及考证》等现代书家的章草理论著作为重点考察对象,着力从草形、释正等方面进行探究,可以看到章草书体在民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命运。民国章草书体的兴衰,对促进当代文字改革以及草书艺术的发展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徐增寿祭文中的生死哲思

《九诰堂集》中收录了徐增大量的散文作品,其中有相当多的寿文和祭文,约占其全部散文创作的四分之一。透过徐增的寿祭文,可捕捉到其对生死的思考。面对着异族入侵、改朝换代、各种忠孝节义的考验,加之自身的身患残疾、经济困窘,各种客居和迁徙,各种辛酸和冷眼,徐增并没有偏激极端、心怀怨恨。因为身患足疾,身体的痛苦,使徐增有着比常人更多的敏感和思索,去感受古往今来的兴衰变迁、生老病死、成住坏空。徐增对生死的思索,看似散落,实则和谐圆融。他所追求的是生的脱俗、逍遥、隐逸,以及富贵、和平、有序、厚德;亦是死的洒脱、超然、宛如归去。徐增在沉重的思索中寻找精神的解脱和彻悟。

社会各界重视内镜与微创医学发展

许多专家、领导对我国内镜与微创医学达发展予以殷切的期待和支持,不仅参会致辞,而且为内镜与微创医学发展题词。

北魏初四言诗兴盛之缘由

北魏现存完整的文人诗仅九十余首,而四言即有四十四首之多。汉代已退出诗坛的四言诗,在北魏初又得到了复兴,这其中的缘由:一是活跃于北魏初期诗坛的一批诗人实际都是儒学之士,文学素养并不高,他们写诗也仅为宣扬儒家诗教。而四言诗的"雅颂"传统,也最能体现诗人的庄重和恭敬的态度,这些儒学之士便在赠答酬唱中最喜用"词义典正"的四言体。另外,北魏初鲜卑武人专政,他们动辄兴大狱,实行恐怖统治。诗人们生活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无法以诗赋自由地传情达意,只能借助四言体,以"典正"的词义,为统治者大唱赞歌,以明哲保身。

从传播学视角对《说文解字》“告”字本义流变的考察

本文从传播学视角考察许慎《说文解字》释“告”的本义内涵、传播流变与文化价值。许慎释“告”本义为国家祭祀仪式,从佛教中土传播至晚清大变局的中国历史发展深刻影响了“告”字的本义流变。其中,“告度”意为佛教传播中的“劝度”,是对“告”本义的一种悖离;“告白”是近代广告的中国化表达,是对“告”本义的隐性回归。“告”字的本义流变充分反映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了汉语的发展规律及其文化融合活力。

《淮南子》许慎注、高诱注中的双音节新词

东汉处于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许慎和高诱为《淮南子》作注,其注音和双音释语里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双音节新词引人注目。由于《汉语大词典》均失收,特胪列于此,以供讨论。

英语中“就”的表达形式

汉语中“就”字结构及意义非常丰富,本文仅从翻译学的角度分析汉语中的“就”与英语相对应的表达形式,以及“就”的习惯逻辑搭配在英语中的表现形式。

《九思》序/注非作于“六朝”辨——《楚辞章句》序/注研究之一

词汇虽"最能反映其时代特征",然据此以断《九思》序/注中之某些词"未见两汉之世",并进而将之作为其成于"六朝"之证,则极富挑战性。就现存之甚小部分文献,即使能确证其无,也只是现存者而非当时之全部;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公认为王逸所作之《九思》中。而"先章句,后释词"之例不仅《九思注》有,《远游注》等亦然,故其纵然"与《章句》注释体例不符",亦不过为"例外"之一者;至于说《九思序》非王逸自序"口气",更多的恐只是说者之主观感觉而证明不了什么。《九思》序/注作于"六朝"说之种种理由,均动摇不了《九思》序/注为王逸自作说。

《酒诰》——我国最早的禁酒令档案

《酒诰》作为我国古代第一篇禁酒令,开创了我国酒德文化与禁酒文化先河,是我们了解周初酒文化的重要档案资料,其思想至今发挥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