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资立法的国内法国际化原则

国家外资立法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应当遵循“国内法国际化”原则。该原则要求国家在制订和实施国内法时遵守国际规则,也可以让国内法对国际规则产生影响。全球治理格局已经变化,国内法性质的外资立法面对国际上性质不同、程度差别的投资竞争性规则,亟需坚持“立基于整体、从个体切入”的共同体利益。一方面,国内外资立法的健全和实施不能忽略国际规则,也应科学合理地设定东道国的“剩余控制权”;另一方面,还应坚持国际上的义利平衡和兼顾,在关键议题上把握高水平与适应性、渐进性之间的均衡,以此形成对国际公法产生影响的中国方案。

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安排:认识澄清与制度重构

中国合作金融组织在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设计的过程中受到了合作社思潮和股份制思潮两种思潮的驱动。前者强调成员主导和民主决策,后者注重风险责任和风控能力。然而,这两种思潮及其相关的民主、集权和分权三种设计思路均未能实现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反思、澄清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设计中的合作社元素和股份制元素,构建一个“制度规则—制度过程—制度目标”的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分别代表民主思路、集权思路和分权思路的剩余控制权民主决策模式、发起人控制型模式和分权型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有助于解决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中的难题。展望未来,重构合作金融组织的剩余控制权制度安排应将其理解为一个特殊的金融中介,围绕大小股东利益冲突这一核心矛盾,按照风险匹配与能力匹配两个原则配置剩余控制权,以期实现组织成员间能力、权利、风险及收益的匹配。

不完全契约视角下的数据跨境流动沙盒监管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跨境流动面临平衡数据价值增殖与风险控制的难题,探索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可以解决这一难题,进一步释放数据潜能。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通过剩余控制权视角分析数据跨境流动,构建数据跨境流动沙盒监管机制。研究表明,沙盒监管机制可以重塑监管方和监管对象的剩余控制权分配模式,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进而开启协商共治的监管模式,实现风险可控的数据价值增殖。数据跨境流动沙盒监管机制可以基于测试数据、测试时间、测试空间和测试规则等要素进行构建。建议从数据分级分类、区域先行先试以及数据审查追踪等方面完善相应监管制度。

产权视角下农民合作社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研究

基于2016—2018年安徽、江苏、山西、吉林四省共10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剩余控制权的设计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具体通过分析股权集中度和重要职务关联度的高低来分析剩余控制权的设计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与重要职务关联度的加深有利于合作社绩效的提升,但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

科层还是自治:任务专业化、治理情境与自治组织运行机制

学界对于自治组织行政化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任务的数量以及行政属性。以剩余控制权为视角阐述对科层制、政社合作、自治与多中心治理这三种模式的特征以及任务过程,尝试更为整体地理解不同社区治理模式,之后再以“任务专业化—任务数量”的分析框架,将自治组织结构分为四种,分别为科层组织、购买服务、津贴补助和居民自治,并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呈现和分析不同的组织架构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为了完成专业化的任务会使得自治组织依赖外部资源,同时内部体系科层化趋势明显。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任务下,自治组织科层化成为一种合理选择。“科层”和“自治”只是自治组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运行方式与属性,行政化并非是政府单纯下派行政任务而导致的结果,“科层化”也不应当被看作是必须要去除的负面现象。科层化组织架构在本质上更有效率,尤其是面对专业化的多任务的治理情境。

剩余控制权机制设计与数据流通秩序的法律治理

现实的权利不可能在法律文本中被完全界定,无论作为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抑或作为当事人之间交易性质的合同都存在空白、模糊甚至冲突之处,但在法律的执行和合同的履行中,最终会由不完全契约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不仅仅是当事人)确定,因此权利的实现程度是由剩余控制权决定的。为降低数据流通的交易成本,《民法典》明确将数据权益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予以保护,但却选择性地搁置了对数据进一步确权的问题。当数据权益无法清晰界定或者清晰界定的成本过高,依据机制设计的要求,通过对数据流通过程中重要环节、关键辅助环节或主要运用场景中的剩余控制权进行合理配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定权利界定模糊的问题。由于决策信息成本的约束和政府激励手段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正式制度将剩余控制权配置得完美无缺;而明确将某一剩余控制权配置给当事人、第三方专业机构等,依然是希望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一种配置。中国目前关于数据权益保护和促进数据流通的规则选择已经走向“责任规则+管制规则”的组合模式,可以运用诸如标准合同、企业数据保护信誉机制、技术标准、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定价机制等,对某些重要的剩余控制权配置予以明确,以支撑相应法律规则的执行或弥补其不足。譬如:标准合同可以采取“通用条款+专用条款”的组合配置;企业数据隐私保护信誉机制可以设定分等级的披露机制,具体确定披露内容、披露方式和披露范围;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应当明确标准的目标定位、粗疏与细密以及作为软法如何与硬法协同的问题;第三方评估机构做出的数据资产和数据侵权赔偿估价应当为交易双方议价或法院裁判的基础,但不宜强制性地规定为交易价格。这种类似分散立法的功能,不仅可以积累经验,而且可以降低立法成本和立法失败的社会成本。因此,面对数据流通如何治理的制度构建问题,一条现实而可行的路径是:通过对有效机制设计的不断积累,逐步完善与数据相关的法律制度及其配套措施建设。

PPP项目控制权本质探讨

控制权是PPP项目合作的重要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研究基于控制权理论,在剖析权力及企业控制权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PPP项目控制权的本质;认为PPP项目控制权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企业控制权,包括实质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它们构成影响公私合作效率的基础。由于控制权结构不同,因此,它既是公私合作的选择形式,也是合作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条件。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绩效

通过比较不同形式的合约分析剩余控制权存在条件,探讨特定控制权与剩余控制权之间的转化关系;结合古典边际分析框架考察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与代表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的边际产出,将剩余控制权收益从公司绩效中分离出来;最后,引入奈特的保险机制研究剩余控制权对应的剩余索取权在公司中的转移特征,并研究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定价问题。研究发现:(1)信息不完全与谋取经济利润目的同时存在才可能形成剩余控制权;(2)剩余控制权依赖于特定控制权的界定并在其行使过程中持续向特定控制权转化,并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形成完整的剩余控制权转移结构;(3)剩余控制权转移结构决定了公司的人力资本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可通过人力资本在公司生产函数中的边际产出来刻度;(4)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可质押性,剩余控制权收益一定为正。

不同所有制企业绩效比较实证分析及其对策建议——以高压开关行业为例

本文以高压开关行业为例,通过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两种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三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以研究不同的所有制对企业绩效是否有影响。从理论上分析国有企业绩效较差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公司成长绩效——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实证研究

文章以深市210家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对国有上市公司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的配置状况与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传统国有上市公司中,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与成长绩效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执行董事比例与企业成长绩效负相关,相对而言影响传统企业成长绩效的主要因素是剩余控制权;国有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总经理与董事长交叉任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绩效高度正相关,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绩效的主要因素是剩余索取权。因此,国有传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董事会结构,适度减少董事会中执行董事的比例;国有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重点在于适当扩大企业经营者参与剩余索取权分享的比例,建立健全股权与股票期权激励机制。

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的企业年薪制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对委托人和代理人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各自要达到的目标和须规避的风险进行分析 ,由此建立一个静态数学模型。研究结论表明 ,实行年薪制能有效地解决企业经营者的短期激励问题 ,但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乏力且不能有效地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择问题。

论风险承担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原则应该是风险承担和剩余控制权相对应 ,即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应该获得与他们承担的剩余风险相对应的剩余控制权 ,这样才能在企业中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 ,从而使企业总的效率最大化。本文从风险承担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 。

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理论综述

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理论研究,经过经济理论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其研究深度与研究范围都有了很大的拓展。从莫迪利亚尼和米勒的MM理论开始,虽然并没有得出一个逻辑一致的结论,但所有成果都支持现实经济中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密切相关,并且,在引入了不对称信息、代理成本等概念之后,新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结论更加接近现实。

水利基础设施PPP项目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模型

PPP模式下,公私双方控制权的合理配置与合作效率密切相关。针对PPP合作过程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能力差异性、目标差异性以及水利基础设施不确定性大的特点,结合不完全契约理论建立激励约束视角下水利PPP项目剩余控制权的优化配置模型;基于该模型,分析私人部门的投资额度、股权比例、技术水平、管理能力,以及公共部门的协调、监管、社会收益期望值等因素与剩余控制权配置比例的关系,进而提出一系列基于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的激励约束方案。为PPP模式下公私双方的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提供理论和应用依据,完善和补充PPP模式契约机制设计理论。

不完全契约下PPP项目剩余控制权配置模型研究

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重要模式.强调PPP的契约本质,从不完全契约视角出发,研究PPP模式下剩余控制权配置对公私双方投入的影响.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分析PPP背景下剩余控制权配置与合作双方投入激励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出在初始契约规定收益分配方案的情况下,最优的剩余控制权配置范围与初始契约中的收益分配比例、合作双方的技术因素以及双方对预期最终收益的乐观程度有关.

NBA劳资双方的权力斗争与协调

立足于NBA劳资双方的权力斗争实际,研究得出劳资双方的权力斗争分别从谈判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三个方面展开;其次,提示了上述三项权力斗争的内在联系,即劳资谈判权是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斗争的前提,而剩余控制权的分割和索取权的分配是劳资谈判权斗争的目的;最后,以时间为序,分别阐述了NBA劳资双方对上述三项权力斗争的发展历程和具体内容。

分工、剩余控制权配置与经济效率——经济效率的制度解析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诺斯对经济效率的分析都有局限性,社会分工形成的技术效率是经济效率的物质基础,制度因素对社会分工、制度效率和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剩余控制权配置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核心。分工的技术效率决定潜在剩余控制权,制度因素决定形式剩余控制权,短期内通过产权明晰和引入竞争使二者相适应形成制度配置效率,在长期内通过制度变迁使二者相适应形成制度变迁效率。在生产和交易领域相结合的基础上,以分工演进为纽带,以剩余控制权配置为核心,初步构建了从微观到宏观、从静态到动态的经济效率分析框架。

剩余控制权的侵占与保护——以国美公司内部控制权争夺为例

在现代公司产权结构下,委托代理关系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或者说是对公司控制权的监督。在控制权失控和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具有物质资本专用性投资的大股东或创始人及其具有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管理层将出现相互敲竹杠以及侵占对方利益的可能性。国美公司内部创始人股东和CEO之间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及其管理层引入的外部不可更改的投资条款方案较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文章通过修正Holmstrom-Milgrom模型,讨论国美集团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安排的效率问题,得出了合理的公司制度可以有效保护委托人财产权利的结论。该结论说明,提高代理人分享的剩余利益有利于降低专用性人力资本敲竹杠的可能性;股权制度安排应该遵循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的原则。

企业所有权概念辨析——兼与张维迎教授商榷

关于企业所有权概念,张维迎有两种界定,一种界定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另一种界定为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不同的界定,造成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混乱。我们对这两种企业所有权界定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认为应采用后一种界定,同时必须引入两个新概念———明晰控制权和参与控制权,对其内涵进行重新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