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与出路——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例

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以贵州省黔东南郎德苗寨为案例,通过深入访谈与田野调查的方法,剖析郎德苗寨旅游参与“工分制”的起源、长存逻辑以及未来变革方向,引申社区主导乡村旅游发展的共富逻辑与出路。结果表明:郎德苗寨的文化逻辑与社会基础形塑了“工分制”,而历史关键节点决定为何选择了“工分制”。保障居民参与权的“工分制”难以规避“偷懒”而被诟病,却在郎德苗寨延存至今,是回报递增强化了“工分制”的制度惯性,且作为社区制度中的一部分,“工分制”又镶嵌在制度网络结构中形成关联依赖,产生体制锁定,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工分制”得以长存。从人力资本特征看,“工分制”本身是有效率的,只是社区内部群体分化与外部环境变迁加剧了路径偏离,制度变迁更倾向于选择坚持村寨传统价值理念的共同富裕路径。

人民公社时期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再探讨——1970年代河北一个生产队的例证

1970年代中后期河北保定清苑县一个生产队的实物账及其他调查资料,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人民公社时期工分制下农户劳动报酬与劳动激励的关系。具体分配措施中的实物报酬比例确实与农户劳动投入(出勤)有高度的相关性,按劳分粮比例过低抑制了农户的劳动力投入。受工分制中不劳动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不分粮这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制度约束,农户会追求一定程度的高出勤率,但高出勤率却不一定意味着强劳动激励。

集体经济时期的“工分制”及其效率产生机制——基于J小队“工分制”的历史考察

基于口述史料,梳理了集体经济时代J小队"工分制"实践的演进,分别从工分制的管理主体、劳动组织形式、工分制定和评定、工分年终核算四个方面来分析工分制的具体运行。从中发现嵌入在乡土社会中的工分制对参与集体生产的社员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社员的行动逻辑不仅受制度本身的影响,更受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地方性共识等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和人事相互配合下,将个体化的经济理性人改造为集体化的社会理性人,从而保证了工分制的高效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