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柳宗元柳州事迹的历史叙述——以韩愈为中心

柳宗元去世后,韩愈先后写了3篇纪念文章,对柳宗元柳州事迹进行了相关描述,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柳宗元为官柳州时期的政绩;二是“死后为神”,柳州民众为其建庙祭祀;三是作为著名文学家来指导后学,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后世文人对柳宗元在柳州事迹的叙述有所增加,但仍以韩愈的叙述为基础。韩愈对柳宗元柳州事迹的历史叙述,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柳宗元的历史地位。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韩柳集中市民意识的文学表现

本文所谓“市民意识”，特指在古代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视商贸活动的新阶层之新意识。中唐时期市民阶层影响渐大，传奇及说话等俗文学日渐昌盛，诗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沾溉世风，以创作表现了这种新形势、新意识，始创以古文作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市井人物形象。除诉诸文学手法之外，柳宗元在接受新兴市民意识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思想需求，予以改造，大大扩展了其“大中”之道的现实内容，为新时代的儒家之道输进了新鲜血液。

《天论》与唐代元和年间的哲学论战

《天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它以哲学为基点,而以政治为落点,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理论命题,而且藉以为永贞革新张目、为革新志士正名,这正是它鲜有其匹的高妙之处。它以无可辩驳的周密论证给唐代元和年间的哲学论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韩柳明道之文的不同理性品格

韩愈“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这使他的思想资源十分有限,对问题的思考也只能在传统儒学的体制内进行,因而他的道论难以超越先儒思想的局限;而柳宗元以儒为主、兼收并蓄的思想主张,实质上是要构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这也是他一系列闪光思想的源头活水。韩愈的保守意识还使他对儒学典籍缺乏怀疑,对其中的材料往往不加辨析,直接用作立论的依据,在逻辑上也存在诸多疏漏;而柳宗元要挑战传统儒学,就必须确保论据的真实可靠和论证过程的无懈可击。倘从理性品格的角度进行评判,柳文是远在韩文之上的。

唐五代批评视野中的韩柳并称

韩愈、柳宗元因文章的典范意义,被世人并称为"韩柳",二人也因此被视为中唐文体文风改革的领袖。当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及散文史著作都持这种观点,但学界的这种观点并不太符合唐代的事实。实际上,韩柳并称在唐代并不是批评的主流,二人在当时并未同时被世人看作是文风改革的领袖。韩愈在中唐已逐渐确立"文宗"的地位,其求奇求新之文风具有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大争议,而柳宗元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得多。韩柳文并称在晚唐才出现。而韩柳并称以及二人同被世人视为文坛领袖的观点则是在北宋以后才逐渐流行并定型。

科举仕途:理解韩柳古文运动的新角度

六朝以来骈俪的片面发展,中唐以来藩镇割据、佛道盛行固然是理解韩柳古文运动重要背景与角度,然而,科举的兴起以及士子们的坎坷仕途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与角度。科举的兴起,使得读书人有了接近文章、以道自任、壮大自我的愿望与机会,仕途的坎坷又使他们得以回到文章当中,使自我与道理与文章融合在一起,这便有了古文。这不仅为理解古文运动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由此还发现古文一项新的重要特质。

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异同略论

柳宗元与韩愈作为中唐时期的杰出文人,不仅在文学领域取得较高成就,而且在经学方面也有特殊贡献。他们在经学方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尊崇并学习经书、批判怀疑传统经学、经学与现实的关系及经学与佛学、子学的关系四个方面。

界标:韩、柳古文成就的文学史意义

在唐代文章由骈趋散的过程中,韩愈、柳宗元并肩取得的古文成就具有重大的界标意义。一方面,在他们之前文坛内外推进文风与文体改革的各种努力有了归宿;另一方面,韩、柳成功确立的古文范型,决定了后世古典文章学的新格局。

韩柳与佛学

这里试图探究韩柳与佛学的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而柳宗元对佛学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糅合儒释,游刃于中。韩愈等人的融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佛学对中国士大夫影响的两种基本形式。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的学术史意义

关于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学界至今未给予足够重视,学者也多只在论及林纾的古文理论或赏析韩柳文艺术时加以引用论证。事实上,《韩柳文研究法》虽残留有传统古文评点的痕迹,却深受近代学术思想的影响。该书以韩柳文并重,是对自宋迄清争论不休的韩柳优劣论的反驳,同时也标志着林纾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修正,更是其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主张的具体实践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是第一部独以韩柳文为整体加以研究的理论著作,其研究视角与命名方式的独创,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具有道夫先路的学术史意义。

韩愈、柳宗元赠序文的审美意蕴探析

韩愈、柳宗元赠序文审美意蕴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功利性、审美性、功利性与审美性的有机融合。其深刻处在于集天人合一的哲思、实践理性精神的重视和人道主义情怀的高扬三个方面于一体。

论中唐时期中央王朝对岭南莫徭蛮、黄洞蛮之民族政策——以韩愈、刘禹锡、柳宗元诗文创作为中心

中唐韩愈、刘禹锡、柳宗元三位文学巨匠皆贬谪至岭南,其谪居岭南创作的诗文不仅展现了精英文人真实的生存空间,而且还对其共同居住的岭南少数民族保持着另一种文化视角的观照,在其诗文中保存了中唐莫徭蛮、黄洞蛮的族群分布、民族风俗的原始资料,呈现出莫徭蛮、黄洞蛮与中唐朝廷民族之关系,同时亦隐含了三者迥然不同的民族态度。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写作心态考论

柳宗元与韩愈友善。柳宗元死后,韩愈为其撰写了祭文和墓志铭后,又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一文。由于此文包含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后人因此或者指责韩愈或者为其辩解。这些评论大都是错误的,都不是韩愈写作此文的真正心态,其实质是对韩愈思想的误解。

尚“气”、明“志”和凝于“神”——论韩、柳“古文”理论的实践品格

为文尚“气”古已有之 ,但“文气”在散文创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至韩、柳等古文家出始广为人知。韩愈因“气盛言宜”而遍悟文体 ,将诗赋之情趣风神纳于应用文之中 ,创造出名为“古文”的各种成体的短篇散文。柳宗元主张“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以“志”为气之帅 ,“神”为气之精 ,运用比喻和寓言写了大量书愤明志的杂文 ,以及不少令人读之悠然神远的山水游记。他们的“古文”创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师其人”与“明其理”:韩柳古文取法前代艺术的方式

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创作,都善于取法前代艺术,但二人取法方式多有不同。韩愈善于"师其人",在深得前代作者之家法的过程中,入而能出,自成面目;柳宗元则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长期形成的艺术传统,究明文理,在此基础上,发挥个人创造。这两种不同的师古之道,与韩柳二人儒道思考方式的差异有密切联系,为韩柳文章带来极为不同的风貌,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的师古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异域之眼”:日本文话中的韩海柳泉

日本文话尊崇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宗师地位,对韩柳的评骘与中国文坛主流倾向相吻合,其自主意识从“文以明道”出发,突出表现为普遍的“尊韩略柳”倾向,尤以斋藤正谦《拙堂文话》“尊韩附经说”为典型。透过日本文话可以发现,韩柳之明道、宗经思想,务去陈言之文学主张以及如海似泉之文风等,均对日本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亦可谓日本文话中的一双反观中国的“异域之眼”。

双峰插云 姿态各异——韩柳散文创作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树"文以明道"的旗帜,韩以道统自居,而柳虽崇儒,却出入佛道。两人著文都是"不平之鸣",注重文章抒情。韩愈不平既指个人遭际,也指国家命运;柳宗元出言多讽。他们艺术风格也不同,韩文雄奇壮大,柳文缜密峻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