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收藏、整理与研究

域外汉籍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典籍的汉文写本。这些写本或为中国失传的文献,或与传世之本多有差异。域外汉文写本可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其中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在日本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私文库、寺院以及个人手中皆有收藏。自江户时代开始,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批文献的价值,《佚存丛书》《古逸丛书》《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等丛书中皆有收录。晚近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也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但仍有大量文献未进入研究视野。应尽快展开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全面的调查、编目与叙录,并从“东亚汉文写本学”与书籍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同时深入对五山时代中国文集汉文“抄物”写本的研究。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学原则探析

文本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目标,以增强中华文学理论话语认同为知识目标,以提升师范生审美鉴赏与实践水平为能力目标,探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课程教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期充分发挥课程优势,激活中华传统文论的当下生命力,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自信。

宋前考证笔记的文体生成及其意义考论

考证笔记是古代学者记录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文体,宋以后尤为昌盛。宋前的考证笔记则经历了文体规范、文体观念逐渐确立的过程。这一过程上起东汉,下至唐末五代,其中以唐、五代最为关键。在这一时期内,考证笔记几种基本的体例相继出现,题材范围极大拓展,考据辨证的文体特征得以确立,考证、纪实的文体功能得以明确,简洁明快的文体风格观念得以显现,文类观念也已经自觉。由此,考证笔记确立了基本的文体规范,并且在文体学领域标识了自己的领地。这一文体的确立,不仅为后世考证笔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笔记文体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传统诗文批评到中国文学批评史话语构建的尝试--以《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为中心

历来治中国文学批评史者,几乎都以陈钟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第一部批评史著作。其实,早在1922年范祎便发表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家》,该文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轫之作。范文长期为学界所忽视,为了全面发掘此文的独特价值,本文先钩稽范祎的生平与著作;次则以范文为中心,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脉络中去审视其意义;最后对范祎的文化情怀做出理解之剖析。该文前承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古典诗文批评,后启陈钟凡等中国文学批评史名著,对于学界重新认识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早期发生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中国新感觉派对谷崎文学的接受与转化——基于刘呐鸥日记的阅读史考察

以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新感觉派,其开放多元的文艺取向在同人正式聚合前的沉潜期(1926—1928年)已大体成形。除各人的文艺趣好本就存在交叠暗合外,刘呐鸥更以一己之阅读品味推动施蛰存等人早期文艺观的塑成。考察刘呐鸥1927年日记中的阅读线索,辅以各人的创作实践,可知在多种文学影响来源中,唯美主义尤其是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是联结文友旨趣的重要纽带。他们对谷崎文学的接受背后交织着个人审美情志和紧扣时代脉动的文学关怀,其接受动机大体上是外向而非内倾的。对谷崎文学的共同喜好不仅构成了新感觉派聚合的向心力,更形塑了团体的创作路向,沉淀并内化为流派的基本气质。不过,新感觉派对唯美颓废元素的运用一贯较节制,显现出接受的限度。

会通古今与原典阐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教学改革

为了提高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教学质量,针对课程存在的独立性不足、教材编排中“史”“论”分离、课程现实结合不够紧密、人文精神挖掘不够深入等问题,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从通史与专题相互结合、教材内容的重组、学习情境性的构建、人文精神挖掘、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以及对中国古代文论原典著作的理解等方面展开探索。实施教学改革后,通过对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和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测评对比发现,教学改革达到了预期效果。

“中国文学批评史”称谓的多重指涉及相互关系

“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称谓，表面上约定俗成，其实客观上存在着多重指向。从 历史发展与研究现状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它起码应该指涉三个层面：学科门类，研究方向， 研究对象；三者之间既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也有历史形态的研究对象与科学形态的著述方式之 分。该文试图对整个学科进行本体意义上的系统观照，并为本学科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廓清思路， 提供一个认知基础和逻辑前提。

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

目前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本末倒置,在教学中以文学史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偏重于对文学史常识的教学,相对忽视了对作品的精微体悟;偏重于治学方法的传授,相对忽视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这样,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精髓。本文从历史渊源追溯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原因,从古代文学特殊性入手探求其纠偏的途径——不能再把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文学史参考资料",而应让"中国文学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辅助教材"。

走向“行动史”:中国艺术评论史书写范式与史料工作刍议

评论史现有范式催生重要成果也带来困惑。为此提出“行动史”范式。以古人对艺术界人事物的评价与裁判行动为对象,分时段、分文献类别进行史料汇编,展开评论主体系统、评论史实互证、评论实践影响等研究,探讨中国艺术价值秩序的生成、承继与断裂。通过中微观选题把握中国艺术评论的实践轨迹、提升评论史的书写信度与效度。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品选编对于作家、作品经典意义的建构和影响传播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昭明文选》、《古文观止》还是中国现代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都体现出作为一部作品选编的独立价值。但是相比较于文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编史的研究却相对薄弱,无论是具体的作品选版本还是宏观作品编选的历史发展流变,都缺乏相应的研究和提炼。而选编史研究的缺席,将深刻影响文学研究的平衡,因此,必须关注对于作品选编的研究,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编史的构架,以期推动文学研究的均衡发展。

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批评”这一新语虽取之西域,其学理及文献却出自四库集部。如果说集部五大类典籍为“批评”准备了海量文学文本,那么诗文评类叙及文献则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方法及范例。从“集部”出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开创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率先收获的是“史”的辉煌。在历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和沉寂之后,逐步从开创期的“学出集部”走到新时期的“识通四库”,形成“经史子集”四大范式互济共进的大文论景观。史学范式,以“史”的重新书写和各种理念、风格及体量之史著的再度辉煌开其局;经学范式,以“经”之“文以载道”式的本体阐释和“词以通道”式的范畴辨析积其力;子学范式,以“子”之多元文化视野的思想争鸣和博明万事的知识纂集拓其疆;集部范式,以“集”之诗文评性质的各体批评和各种方略筑其实。“经史子集”,作为自本自根、原汁原味的知识形态及话语体系,构成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思想灵魂、历史本末、文化精神和批评方法。考察百年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可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提供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及中国范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理念与传统目录学之关系

传统目录学里对古代文学批评学术理念的逐步深化和细密是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文章考察了古代诗文评著作在目录学中分化演进的轨迹 :从总集———文史———诗评、文评———诗文评 ,并通过对传统目录学里对古代诗文评著作的整理、归类和研究的分析 ,试图为 2 0世纪之前的批评史研究作一粗线条的勾勒 。

中国文学批评史教学原则新探——以批评史元典与现代阐释及文化背景为考察中心

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其内容浩繁精深,形式纷繁多样,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在当今的文化重构的背景下却遭受冷遇,出现"失语"症状,学生普遍反映冷淡,"批评史"变成"批评死"。对于这种现状,从教学的层面看要转变教学原则:既要注重批评元典也要进行现代阐释,使学生看到其有当下价值;既要注重批评元典也要揭示其诞生的文化背景,让学生觉得其有趣味。在有用又有趣的前提下,学生才会亲近她,批评"死"才会"活"过来,也只有这样,"失语症"才有可能得以解决。

中国文学史著作空白叙事论

20世纪初以降,中国涌现出大量不同类型、特征的文学史著作,在它们钩沉文学历史的叙述文字背后,普遍存在着一种叙事空白,即大量未出场的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历史事实。它是文学史著作中一种近似天文学的“暗物质”,是无空白之空白,但具有隐在的历史叙事功能,与文学史著中出场的作家作品属于同源共生体,二者相互参照、阐释与转化,构成一个内在的文本对话、转化空间。空白叙事作为一种潜在的叙事,具有补给、挑战、照亮与经典化等四大功能与价值。从发生学看,中国文学史著作之空白叙事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现代”为基点与目的,讲述中国文学历史,重塑中国文学传统的产物。它向我们提出了文学史著述如何处理中国文学独特而复杂的历史本相的问题,为反思与重估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视域与可能性空间。

宋代书目中文论、史评著作的著录与迁移

文论著作在唐代书目中依附于总集类,至北宋书目中始以文史类的设立而宣告独立,但文史类中多数仍杂有史评著作,造成史部与集部著录标准的混淆。袁本《郡斋读书志》则取消文史类,将其文献分置史评类与别集类。从书目类别发展来看,晁公武对文史类的取消似乎是一种倒退,但史评类的设置却又是对文史类类名与文献著录不合理的有力修正。事实上,《郡斋读书志》有着动态发展的成书过程,文史类的取消只能代表此目初期的部类设置理念,后期衢本《郡斋读书志》对文说类的设置才真正使文论著作得以独立。与此相随,从强调类例到强调评论得失的著录标准的变化,也反映出校勘学背景下刊误之作的发展趋势。

接受学视野中的“五四”鲁迅

"五四"文学评论、文学史著与鲁迅自身创作实践一道建构了"五四"鲁迅形象。对于鲁迅,文学评论中多种声音共存,丰富而具个性精神;而文学史则持相对谨慎保守的批评态度,比一般评论更具概括性与理性精神。"五四"鲁迅的"杰出"小说家形象在被阐释中凸显出来。"五四"鲁迅呈现出与后来不同的形貌,折射出"五四"时代的文化文学话语形态。

文学批评史观念的介入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端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开端是随着20世纪初文学观念的净化、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批评意识的觉醒而展开的。1.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纯文学观念在对传统“载道”观念进行反驳提倡文学艺术性的同时,载负了国民启蒙的历史使命。2.纯文学对中国文学史观念的改造起了直接作用,从情感、想像和思想等因素入手并从体裁上加以界定,现代阐释之文学观念已经不同于传统。3.文学观念的净化、批评意识的觉醒、进化思想的渗透,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得以展开的关键原因,从而产生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独立的中国文学批评。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写作的对话——古远清教授访谈录

文学史有两种:一是教材型的,偏重知识的传授,求全、求稳是其特点;二是学术型的,自成一家之言。从形成过程来说,一种是集体编著,一种是私家治史。《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是由古远清先生独自一人完成的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学术专著。其选题具有相当的难度,其写作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对文学史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曹丕、曹植文学批评建树比较观

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几乎一边倒地看重曹丕的《典论·论文》,而有意淡化曹植的文学批评建树,以致在建安文学研究中,出现种种"扬丕抑植"的偏见。本文立足于现有文本研究,兼及曹丕、曹植有关文章面世时间的考订,既从文学批评史的宏观角度,又从特定文本既有内涵的微观角度,比较分析了这兄弟二人的文学批评建树,得出的结论是:曹植的建树胜过曹丕一筹。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与批评观念的变迁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不同版本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将近半个世纪。由于文学批评观念的内在驱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外在制约,该书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写作与四次修改。每一次修改的理念、内容都反映了各时期并不完全相同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与话语方式,体现了潜藏在批评观念内部的时代风云与思想规范,也清晰地反映了作者受政治意识形态制约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梳理每一次修改的具体情形,可以呈现一段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的问题史,从而将具体的文学批评论著历史化、语境化,发掘文学批评"某个时代的讲述"相对于"所讲述的时代"更丰富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