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记与古代文人祠祀的集体认同

古代文人祠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其祠祀动机相较于传统的先贤崇祀更为特殊。士人群体奉祀文人不仅因为他们的文学才能,更出于对文人高尚品格和多舛命途的认可与同情。这些行为和观念在文人祠堂记的书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祠堂记不仅载录和揭示了文人奉祀的来源及意义,还展现了士人群体如何精心塑造和维护文人形象,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特定集体性意识。可以说,文人祠祀承载了古代社会对文人价值的公共认知,而这些认知在相关祠堂记对奉祀对象文人身份的塑造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凝聚了士人群体对“文人”这一社会形象的集体心理与命运共鸣。此外,一些文学批评的共识也在祠堂记书写中得到体现,这不仅展现了士人群体的文学集体观念,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文人形象的塑造和文人价值的阐释。

故宫奉先殿后殿神龛营缮历史与髹饰工艺考

奉先殿是紫禁城内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重建于顺治年间,后殿内原设11座神龛,供奉清朝历代帝后神位,20世纪60年代因展览改造,神龛拆卸解体,收归库房保存。各座神龛为清朝历代依次修造,形制与装饰做法高度相近。科学检测表明,神龛表面装饰层均以传统大漆髹饰,露明位置满贴金箔,不露明位置或使用单漆做法。各时期的髹饰做法大体遵循同一套规范工序:在木基层上依次做捎当灰—布漆—漆灰—糙漆(垫光漆)—朱漆,而后在朱漆表面贴金,最后涂刷掺有桐油的透明罩漆。这与《髹饰录》和清代漆作则例等文献记载高度吻合。综合比对检测结果与文献史料,可以确认,神龛装饰层在清代共经历两次有据可查的修缮,一次是道光元年(1821)孝淑睿皇后神龛的赔修,简单修补了表面漆饰;一次是道光二年(1822)前七座神龛的全面大修,修改了木胎尺寸,并将漆饰整体见新。另外,第四座神龛在雍正至嘉庆年间还有过一次针对漆饰的零修。道光及道光之后所修造的末四座神龛,在落成后未再经历任何修缮。不同时期的金箔成色有别,导致各座神龛的金饰色调并不完全相同。

越南河内福建会馆的天后信仰探索

福建会馆是越南河内现存的两座华人会馆之一,这是由福建华人建立的民间宗教建筑。经过多次重修,时至今日,这座会馆仍保留着艺术建筑的典型风貌,并被列为越南国家级文化历史遗迹。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法,对福建会馆的形成和建筑进行探索,此外还对会馆的天后崇拜及其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变化进行探讨。

酉水流域土家族古建筑的宗教崇拜与审美文化传播——以土家族村寨舍米湖摆手堂为个案

酉水流域土家族村落古建筑有着悠久的审美文化渊源。鄂西南酉水流域的土家族村寨舍米湖的古建筑摆手堂,既展示了独特的宗教崇拜,也呈现出民族审美文化演绎与传播的历史轨迹,包括多神崇拜、"摆手舞"祭、"天人合一"等文化解读。本文旨在探寻酉水流域土家族村落古建筑多元文化的审美流变与传播格局。

近代上海的天后信仰

天后是中国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上海是其重要信仰圈。晚清至民国时期,上海的天后祭祀活动有官方与民间两种形式,早期两者互为促进;进入民国后,官方所建庙宇尚存,而官方仪式却不再举行,但民间的信仰活动仍有持续,尤其在沿海省籍移民中仍然盛行。闽粤商人是上海天后信仰的基本信仰群体,上海的闽粤会馆几乎都合天后庙宇与会馆建筑于一体。虽然上海其它省籍会馆祭祀天后现象不在少数,但在神偶供奉排序、仪式活动方式等方面与闽粤会馆存在诸多不同。就上海闽商而言,天后不仅是海神、行业神,还是乡神。天后信仰使大多数闽商会馆在同籍商人中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其中一些会馆在进入民国后仍具超越同乡会的活动能力,与天后供奉有关。

族群记忆、祠墓祭拜与福利渗透:清代巴蜀移民家族整合途径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家族整合的途径主要有族类记忆、祠墓祭拜、家族通财。这里以清代巴蜀移民家族为研究对象对家族整合的途径进行分析,认为族群记忆、祠墓祭拜、福利渗透只能是为维护家族团结所作的努力,其在多大程度上能整合移民家族是颇有疑问的。这与历史上江南地区家族整合的途径颇为异趣。这里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巴蜀族谱。

重入“祖荫”:客家宗祠助推教育的文化资本探析

在新时期客家商人和政治精英共同推动下,客家宗祠"崇文重教"的文化资本使"奖学兴教"的社会事实得到反复演绎。对客家宗祠助推教育的田野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大体可以找到客家人对教育情有独钟的社会动力。在传统客家村落经历城镇化及都市化的过程中,客家族群重入"祖荫"的精神追求可以为社会"内涵式"发展确立稳定的基础。

论中韩祠祀建筑的文化渊源

韩国素以"小中华"著称,建筑类型大多与我国相似,尤其反映孝、敬之道的祠堂,更是保留有大量传入伊始的原始特征。通过与我国南方大量存留的祠堂实例相互比较,正好彰显该类建筑的变迁过程,帮助我们深化对其发展脉络的认识。该文拟以祭祀场所的不同为切入点,分别从家祭、墓祭和祠祭的角度探讨两国相应建筑的内在文化关联性,并就韩国传统祠祀建筑的若干特性做一简要介绍。

樊城山陕会馆与关公崇拜

山陕会馆是清初山陕籍商人在樊城设立的供同乡人祀神、聚会、寄寓的馆舍,是典型的神庙和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与全国各地山西、陕西籍商人一样,樊城山陕会馆主要供奉关公,用来护佑山陕商人的商旅平安和生意兴隆。关公崇拜在山陕会馆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对会馆建筑形制及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晋商会馆的伦理意蕴

晋商居我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当时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晋商开始寻求共同发展,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城市和各大商埠都建立了会馆。晋商会馆在日常活动中,体现了崇信重义、尚中贵和、乐善好施等丰富而深刻的伦理思想。这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宝贵财富,对现代商业活动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行业神信仰下西秦会馆戏场仪式空间探讨

自贡西秦会馆是川渝地区会馆戏场的典型代表,兼有同乡会馆和行帮会馆性质,是清朝雍正年间在自贡经营盐业运销和开设钱庄票号的陕西商人为其行帮组织"西秦大会"而修建。西秦会馆规模宏大,戏楼雄奇,仪式空间完整,会馆主供武神关羽,盐商们用拜祭关公的繁杂仪式传达着对神灵的虔诚、对信义的渴望和对福禄的祈盼。但目前研究多围绕其建筑实体形制,忽略了其仪式活动与建筑空间的关系。文章应用田野调查、文献阅读等方法,对西秦会馆的主要活动与功能以及总体布局与单体建筑进行了梳理总结,试图通过其在年节举行的祭祀活动,结合其建筑实体空间特征,来探讨行业神信仰影响下会馆戏场内祭祀仪式与建筑空间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从宋代寺观御书阁看皇权向地方的渗透——以普惠寺建阁崇奉为中心

宋代皇帝用赏赐的形式将御书颁之天下名山寺观,以求其墨宝能够永久保存并传之后世,同时皇帝也借助御书将帝王权威向地方社会渗透。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寺观创造出了营建御书阁这种安奉御书、因应皇权的新形式。以普惠寺为例,地方官员、寺院僧人和地方大姓协同营建起御书阁,并在南宋时期再次翻修御书阁。寺观不仅在御书阁的建筑形制上注重体现御书的神圣性,在话语建构上也意图彰显御书的神圣性。御书阁最终融入寺观景观之中,成为地方社会彰显皇权的一个政治符号。

营建城乡祭祖场所刍论

中国自古就是重视孝道的礼仪之邦,具有慎终追远的传统风俗。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祠堂遭到破坏,城市也缺乏祭祖场所,祭祀活动零散凌乱。本文从恢复农村宗族祠堂、创建城市祭祖场所、建立社区国学讲堂三个方面入手,呼吁重建城乡祭祀场所,以提升民众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从徽州宗祠文化看祖先崇拜信仰的特征

祖先崇拜信仰作为徽州宗祠文化的精神内核,塑造着徽州传统乡村的文化体系。徽州地区具有浓厚的宗祠文化烙印,祖先崇拜信仰呈现出鲜明的地区特色,表现为伦理性、功利性以及模式性的特征。徽州地区的祖先崇拜信仰与宗祠文化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互构,推动着这一区域的精神文化的发展。

泛太湖流域中国传统样式清真寺礼拜大殿大木构架研究

泛太湖流域中国传统样式清真寺礼拜大殿大木构架种类繁多、组合灵活,巧妙地运用了泛太湖流域传统木作营造技艺。文章从礼拜大殿的空间组成与关联入手,探讨泛太湖流域中国传统样式清真寺礼拜大殿大木构架构成、样式演变及构件细部,发现礼拜大殿大木构架不仅充分地满足了自身的功能需求,还完美地展示了外来建筑文化与地域传统营造技术的有机结合。

即凡即圣:太平天国的宗教实践与空间建构——以天父堂为中心

作为举行礼拜仪式的场所,天父堂是太平天国重要的宗教空间之一。天父堂的布局与陈设类似于封建官衙,正中放置桌案并饰以桌围,桌案两旁设公椅若干。有条件的馆署则会额外装饰各种表达信仰的楹联,或描绘圣经故事的画幅等,宗教色彩更为浓郁。除了举行礼拜仪式之外,天父堂也是太平军进行晨祷、晚祷、感恩祷告等宗教活动的场所;并且在反对偶像崇拜的运动中,各种庙宇道观、孔庙宗祠皆可被太平军改造成为"天父堂"。与此同时,天父堂还是太平军征集赋役、办理公务、讨论军事的场所。因此,考察天父堂这一个兼具圣俗的宗教空间,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上帝教,乃至整个太平天国运动。

洛阳潞泽会馆中文昌阁与魁星楼的建制问题研究

潞泽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是由山西潞安府(今长治市)和泽州府(今晋城市)两地在洛阳居住的商贾集资而建。作为典型的商业会馆,却在中轴线上两侧配置文昌阁、魁星楼等陪侍建筑,呈现出与其身份不相符的建筑布局。通过考察潞泽会馆的渊源,以及同洛阳地区其他明清建筑群中文昌阁与魁星楼的建制进行对比,发现这种现象是儒道合流思想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及改造的反映。

明清祭祖图像中的双重空间——以《王氏家族祭祖图》为例

“祖先像”是为追忆已逝先祖而绘制、供后代祭奠使用的肖像画,形制多为正面全身真容坐像,在明清时期南北方地区都十分兴盛。而另有一类同样用于祭祖仪式、包含有建筑空间形态的图像,即“家堂图”。以往学界较少关注此类材料,并忽视了对图中所展示的空间结构及背后反映的宗族观念的分析。本文以湖南省博物馆近年展出的《王氏家族祭祖图》为例,关注此类图像的使用,意在指出其图像背后所包含的“从墓祭到祠祭”“从家堂到祠堂”的祭祖空间及图像功能意涵的转换。家堂图式不仅直接受到“祖先像”的影响,也与同时期流行的状元图、待漏图、百子图、岁朝图等具有相似的图式表现。后期“家堂图”的图像生产从手绘转向印制,标志着这类图式的定型与广泛传播。

清代内务府与政府管理机构在奉先殿祭祀中的职责研究

清代奉先殿于顺治十四年建成,是清朝皇家为先祖举行岁时荐新、朔望祭祀等活动的场所,为皇家私家所属.由于地处内廷,奉先殿的管理是皇家事务机构与中央国家管理机构联合协作,因此其联动模式及权责支配尚缺深入讨论.内务府及各部处的档案,以及官方编纂的历朝实录、会典和法规等,反映了清代皇家管理机构与政府管理机构的分工决定了奉先殿仪式在仪轨、文本、执行等层面的分离,体现了宫廷祭祀在清代官僚机制的作用下协同治事的面貌.其中,内务府为主管机构,太常寺为礼仪专家,礼部协同国家及皇家官署治事并制定礼法,内阁大学士及其他文学性官员作为文辞书写者,共同延续中国礼乐制度.

明代奉先殿建筑沿革与形制布局初探

明代皇家祭祖宫殿外有太庙,内有奉先殿。二者功能同为祭祖,但各有侧重,太庙祭祖重在四时祭享,奉先殿则是皇帝与皇室成员的晨昏瞻谒之所。明代实行两京制度,在南、北两京皇宫内各建有一座奉先殿,南京奉先殿初创于洪武二年,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复建奉先殿于北京紫禁城,两京奉先殿并存。明清更替之际,两座奉先殿先后毁于战乱,其建筑形制遂不可考。祭祖活动既关乎人情,也关乎国家制度,奉先殿作为重要的皇家祭祖场所,梳理其历史沿革,追溯其形制布局的演变脉络,既可以考察明清宫廷祭祖制度,亦有助于了解紫禁城宫殿布局的变迁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