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演进及其产生原因

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先秦民本思想经过夏商两代的酝酿,形成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继续发展而趋于完善,将君与民的关系提高到关乎江山社稷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先秦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统治者对前代政治经验教训的总结,二是思想领域从神本到人本的变化,三是社会大变革的推动。

西周谏臣芮良夫思想探赜

芮良夫为周厉王时期的执政大臣,既博雅多识,又慷慨直谏,是西周历史上为数不多、有着鲜明形象的忠正之臣。通过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参,细读清华简《芮良夫毖》和《国语•周语上》《逸周书•芮良夫解》《史记•周本纪》等多重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大体了解芮良夫的生平事迹,窥见芮良夫的光辉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敬天思想、民本思想和尚贤思想。这些思想反映出历史不为人所熟知的另一面,有助于先秦思想史的探讨。

日乌月兔神丹古:《说文解字》兔部字文化记忆解读

兔在中国先民文化中地位显要、别具一格,以《说文解字》兔部字为研究目标,从阿斯曼文化记忆论角度,在生殖崇拜、天人感应、生肖民俗诸方面进行探讨,发现兔因多生能产、聪慧可爱成为古人生殖崇拜的绝佳对象;在天人感应理论影响下,白兔被视作祥瑞吉兆;随着民族融合、集体共识程度加深,兔在十二生肖中荣登第四。“兔死狗烹”“兔死狐悲”等流露出古圣先哲醇郁的万物同齐、和而不同的生态哲学、人文关怀。

直道与匈奴“祭天金人”

汉王朝远征匈奴的霍去病骑兵军团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史记》注家以为匈奴"祭天"地点曾经在甘泉宫左近。相关历史迹象体现直道线路应与匈奴在一定历史时段的南北交通实践有关。"匈奴祭天处"与匈奴"祭天金人"的移动,也使人联想到直道交通条件。直道沿线多有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历史遗存,"匈奴祭天处"即其中之一。"径路刀"与"径路神祠"当来自匈奴语。匈奴语言史料进入汉语文献,多因音译,但也有意译者,如"左贤王"、"右贤王"、"僮仆都尉"等。"径路刀"与"径路神祠"如为意译,则"径路"与"直道"的语言对应关系是明确的。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论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与道家天道观

在"过程"之中统摄事实与价值,这是怀特海与中国道家在宇宙论构建上的契合之处,但怀特海过于客观化的描述使得其作品中主体性丧失,这就无法同道家一样,将事实与价值之融合贯彻到生活实践本身之中。因此,事实与价值,以及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问题,最后归结到能否从当前破碎分裂的人性现状之上发展出丰满圆融的生命存在。这不是一个制度或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思想问题。

蒙古族与藏族的天体神话与天神信仰的比较研究

历史悠久的蒙古族和部分藏族均以游牧文化著称于世,他们所创造的天神体系的神话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蒙古族的天神神话和藏族的天神神话从神话体系和天神信仰等方面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蒙古族的敖包祭祀和藏族的拉资都是天神信仰的表征,由此可以总结游牧民族天神神话的特征。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一种政治文化视角的分析

祀天是明朝国家祭祀体系的核心,统治者通过祀天向全社会展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所认定的人间与自然世界的终极秩序,并由此演绎出现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规范。这种活动透射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明人眼中的＂天＂是独一无二的至上权威,这种抽象之天以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圣符号的形式,凌驾于一切自然与人世存在之上,是一切人间制度、伦理、行为的终极尺度。与此同时,在明人祭祀活动中还可以看到＂天＂之意象的复杂性,有时会显露出自然的属性或者人格的属性。明朝皇帝、士大夫群体以及普通民众因身份和祭祀目的的不同而对祭天礼仪有各自的解读,这些解读构成明人宇宙、社会观念的重要内容。

中日三月三节俗的比较与分析

三月三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古代日本引入其名称乃至部分习俗,后来与本国习俗融为一体,延续至今。中国三月三节俗的基本内容和含义起源于祭祀高禖,与生育、乞子,迎接生命的复苏与诞生密切相关。日本三月三节俗在驱灾避邪、保护生命这一点上,与中国大致相同,但在表现形式上大相径庭。中国节俗主要表现为对生命的呼唤和迎接,而日本节俗则主要表现为对灾祸的放逐和驱除,以保护生命。

论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

拓跋鲜卑的传统祭天习俗孕育了北魏夏四月 西郊祭天的胚芽。西郊祭天制度确立、完善于太祖天兴、天赐年间，是拓跋传统祭天习俗 与汉族郊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西郊祭天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它适应了平城时代— —这一由游牧部落社会向北魏统一封建社会转型阶段──的社会现实。

邯郸天地庙的文化解读

在对邯郸传统村落与民居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天地庙,从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使我们对天地庙的有更深的理解。

从《康诰》和《吕刑》看西周初中期刑罚思想的演变

西周刑罚思想包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亲亲”“尊尊”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周初的天命论仍然是一种神意论 ,“敬天”是统治者赖以统治民众的依据 ,“保民”几乎完全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需要 ;中期的“敬天”更具理性化与实用性 ,更多的是对天命的利用 ,“保民”中“治民”的成分越来越多。与周初相比 ,“德”的含义由君主的品德变为个体心性道德 ;“慎罚”向“中刑”转化 ;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的功能日益下降 ,“刑”

生态主义课程思想的历史演变

不同文明时期 ,生态主义思想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 ,生态主义课程思想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渔猎文明时期 ,课程还没有成为独立的专门形态 ,先民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等观念影响着萌芽时期的生态主义课程思想 ;农业文明时期 ,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以德配天”等思想精华对生态主义课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工业文明时期 ,卢梭、福禄倍尔等人的自然教育思想推动了生态主义课程思想的发展 ;生态文明时期 ,以斯拉特瑞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生态主义课程思想。

契丹皇帝祭天问题探讨

对天的崇拜是契丹人自然崇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契丹皇帝的祭天行为,往往出于战前祈胜、战后告捷、击败逆党、册封后妃与大臣、外国来供(降)、出现异兆、外出狩猎和庆祝节日等原因。而祭祀物品多是青牛、白马、黑白羊、酒脯、异兆物和猎物等,其祭祀地点不固定。辽朝中前期,契丹皇帝祭天活动频繁,至辽兴宗时,祭天频率大幅度降低,当是受到佛教发展形势及与辽宋、辽丽关系走向和缓的影响。

亦论龟兹白姓

关于龟兹白姓的探讨和争议已有80余年的历史,至今已产生六种以上不同的学术观点。可是,目前却没有某一种看法可以得到学界的公认,这说明神秘的龟兹白姓其来源问题还没有得以明朗化。故此,文章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试从神话传说与宗教信仰的角度予以重新审视,并以"水"、"天"、"山"等与创世神祗有内质牵连的"白"色神学观念为转换要素,进而认为龟兹的白姓与龟兹先民们历史悠久的敬神拜天、祭山尚白的传统文化基因有关,是龟兹族属自然神明的人格化的切身体现。

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问题研究

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权力模式发生了急剧性的演化:从原始部落人人享有的平等祭天权转变为部落酋长的垄断,而后又转化为封建皇帝的独断。这是拓跋鲜卑社会结构从部落联盟跨越式地演化为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层面的必然反映。

从“神圣山”到“文化山”——唐宋金元时期泰山文化之变革

唐宋金元时期,泰山面貌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即由"神圣祭坛"逐渐转换为"文化空间"。具体体现在封禅大典神圣性减弱,文学艺术创作空前繁荣,学术研究发轫启始及儒学新思想在泰山崛起。故这一时期,堪称为泰山"文化山"的形成期。

东巴祭天仪式的程式化特征及结构形态

"仪式程式"有两个内涵所指:一是口头叙事传统中的程式,主要由传统性片语、主题和故事类型三个层面构成;二是指仪式中的程式,主要由仪式程序、仪式主题、仪式类型等三个层面构成,二者共同构成了"仪式程式。"仪式叙事是由仪式行为与口头或经籍演述两个层面达成的,仪式经文成了仪式行为指南。仪式程序及故事情节犹如两条平行移动的线性结构,构成了仪式叙事文本的"情节基干",不断推动着仪式叙事行为的逻辑展开。

试论汉墓形制的演变及原因

汉代墓葬制度与先秦的墓葬制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论述了自先秦到汉代墓葬形制的变化轨迹,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本文认为,汉代灵魂思想、儒家观念、以及受此影响而产生的埋葬观念的变化,是导致汉代墓葬形制变化的最主要原因。

论北方民族的天崇拜

天是北方民间广泛崇拜的对象,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汉族和信奉萨满教的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蒙古等民族,以及日本、朝鲜、俄罗斯境内即东北亚地区的民族,都有许多敬天的习俗和祭天仪式。在人类文化史上,天崇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但在北方民间却有一些突出特点,它延续的历史悠长,流传范围广泛,它渗透在民俗活动、民俗心理中,而且在传承过程中,天的作用与功能也愈益繁多,在整体上,则表现了一种原始文化特征。

儒生、封禅和泰山文化记忆的形塑

封禅作为秦汉政治生活里的一件大事,汉武帝和儒生所预期的目的是不同的。随着汉武帝借助封禅追求长生的失败,封禅的意义发生了转化,越来越与儒生的文化记忆叠合,而固定在泰山这一物质性标志中。泰山由此成为民族圣地,它背负着同时隐蔽了个体性的信仰创伤,这将长期影响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