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跨学科研究对美国顶尖教育学院青年学者科研产出的影响

本研究以美国排名前十教育学院2009年至2019年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为例,分析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知识整合度对其在WoS索引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的作用关系。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知识整合度对学者在WoS索引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高被引数量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即高跨学科知识整合度带来高产量和高影响力。本研究认为,提升以扩展学科跨度和广度为要点的跨学科研究整合能力是提高青年学者科研产出与效果的重要策略。同时,也要从组织层面进行优化,打破学科壁垒,基于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需求逻辑建构跨学科研究组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课程设计体系,保障跨学科人才供给。

殊途同归不同效:高层次人才跨国流动影响职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人才是强国之根本、兴邦之大计。跨国流动是高层次人才积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学界就跨国流动如何影响高层次人才职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较为鲜见。本文聚焦我国高层次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以1998—2017年入选的1782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研究对象,构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履历数据库,从学习-工作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不同类别跨国流动对高层次人才职业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的跨国流动均能影响职业发展(殊途同归),不同类别跨国流动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差异显著(殊途异效)。从海外学习经历看,人文社科领域学者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工程技术领域学者赴海外联合培养加快职业发展速度;从海外工作经历看,赴海外任教加快职业发展速度,而赴海外访问延缓入选高层次人才计划的进程。藉此本文尝试提出解释机制及对策建议。

清代孤本戏曲三种述略

清代戏曲还有很多孤本尚未被学界充分发掘,且学界现有的叙述也会存在一些讹误,清代前中期创作的《古其风留人眼小说》《齐人记》和《双奇遇传奇》就是这样的孤本戏曲。现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藏的这三部戏曲作品进行详细解读后,考证了学界有关叙述的讹误,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三部戏曲作品的文献形态和故事情节,探讨了《双奇遇传奇》以友朋入戏的可能。

学术不端事件对学者学术生涯的影响——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发文情况为例

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不端事件的涉事学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事件披露前后5年的发文量和个人相对生产率(IRP)的变化,旨在量化研究学术不端事件对学者学术生涯的影响程度。通过各类网站查找2017年前披露的学术不端事件涉事学者,选取事件发生后仍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的发文量进行研究,并对IRP进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学者在学术不端事件后5年的发文量约是前5年发文量的1/2~1/3,事件后5年的年均IRP约为事件前5年的1/5;事件年是影响产生的过渡期,事件年发文量和IRP均居于事件前后5年的中间值;所属机构对涉事学者的处罚和媒体的关注,均对学者的学术声誉和心理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且惩罚机制在事件后5年仍具有一定的惩戒作用。

高校归国青年教师生涯发展状况分析

当前留学归国青年教师在生活和职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相当一部分青年海归承受的压力过大;缺乏团队合作氛围、人际关系复杂;因"安居"问题的突出而影响到"乐业";对当前高校的职称晋升和学术评价制度不认可;学校各层面行政机构的服务保障工作有待进一步改进。部分问题的突出程度随着年龄段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针对调研结论,提出了高校今后更好地促进留学归国青年教师职业成长的五点对策与建议:着力打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多渠道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大力推进"安居工程"建设,注重净化校园风气和文化,不断加强机关效能建设等。

关帝信仰与道德崇拜

关帝信仰是中国特有的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的实质是对关羽身上所体现的“忠、义、礼、节、勇”的道德规范的崇拜。它是一种被历史上统治阶级标准化了的儒家伦理规范。关帝信仰由民众自发信仰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内,既说明了民间信仰的可利用性,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

解剖高校教师“学而优则仕”现象

当前高校中存在着知名学者、教授“学而优则仕”的现象 ,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 :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高校行政权力的泛化与社会官本位思想 ;把担任行政职务当作一项鼓励与挽留人才的政策措施 ;用人的晕轮效应 ;

大学学术文化:抵及学生心灵深处的隐性课程

大学作为高深知识的领地,学问旨趣、思想自由、学科制度、研究范式和学人风范构成其特有的学术文化。对学生学习来说,大学学术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积极的且是学术性的,是一种隐性课程,具有超越时空的集体记忆性、抵及学生心灵深处的内在逻辑性和文化育人向度的多元性等鲜明表征。从隐性课程视角审视当代大学学术文化,显然存在学术生态失调、犬儒主义盛行、高深知识扭曲等问题,需要实现更新大学理念、重塑知识分子形象、再造高深学问权威、介入多元学术行动、策动日常生活记忆等向度的文化自觉。

理想的维护与失落——析儒家的隐处思想

积极入仕与博施济众是儒家的主体精神,儒家士人从来就是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分子。然而,君主心意的莫测,政治风云的不定,又常常令儒家知识分子心寒胆战、无所适从。于是,“用行舍藏”:在无力救世时,他们选择了自救,希望通过在困境中退守,以实现其理想与人格的维护,这不能不说是在苦难的现实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的智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所导致的消极影响。

《战国策》折射的尊士主题与社会影响

将《战国策》纳入政治思想史的范畴,分析"尊士"和"尊君"这两个悖论性主题。二者看似冲突,实为和谐,共同与"崇谋"、"尚贤"、"重利"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尊士"构成显性主题,"尊君"则是隐性主题,并且规定了"尊士"的上限。"利"将士和君合而为一,促成中华帝国的形成和士的消失;而这段历史也证明了《战国策》主题思想既冲突又和谐的合理性。

明代温州祠堂祭祖述论——以温州市龙湾区项氏、王氏、张氏家族为例

明代温州地区士大夫的祠堂祭祖活动颇具特色。通过对《项乔集》《王叔果集》《张璁集》及相关族谱中有关祠堂祭祖活动的研究,揭示明代温州士大夫的"一本观"宗族观念和"礼以义起"的宗族改革观,有助于对明代宗族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晚明政治生态与士大夫仕宦生涯--以万衣为例

迄今有关明代士大夫的研究,集中于一些最著名的士大夫身上,而人数众多的一般士大夫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与实践,及其所处政治生态环境与仕宦生涯,往往不在研究视线之内。本文着意于视线下移,对明代江西九江士大夫万衣的仕宦生涯进行考察。万衣为官20年,官至河南左布政使,足迹遍历滇闽楚豫,心系百姓,抵御倭寇,廉洁奉公,政绩显著。本文聚焦当时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政治生态环境,追寻万衣的官场事迹,探索其罢官真相,为有关嘉隆之际政治生态和晚明官场的复杂性的研究提出新的细节情况。

禅宗语录杜诗崇拜综论

在盛唐三大诗人王维、李白、杜甫之中,禅宗语录讨论最多的不是“诗佛”王维而是“诗圣”杜甫,从北宋开始,还出现了持续近千年的杜诗崇拜现象。禅师借杜诗说教并以之喻禅、释禅、证禅,取材极其广泛,运用自如,形式多样,无论是篇章语句之摘引,还是对杜诗的字词改易、句式变动、语序调整、意义转移乃至步韵唱和,大都体现了以故为新的创新意识。究其成因,一方面和多数禅僧对杜甫创作经历、善写日常生活,杜诗精于句法、语言清丽雅正、写景状物心境合一的高度认同有关,另一方面,它是两宋以来士僧文化互动的产物,苏轼、黄庭坚、惠洪等人的示范引领,特别是江西诗派和“文字禅”诗学的理论指引,对禅僧学杜的影响最为深远。

儒生、封禅和泰山文化记忆的形塑

封禅作为秦汉政治生活里的一件大事,汉武帝和儒生所预期的目的是不同的。随着汉武帝借助封禅追求长生的失败,封禅的意义发生了转化,越来越与儒生的文化记忆叠合,而固定在泰山这一物质性标志中。泰山由此成为民族圣地,它背负着同时隐蔽了个体性的信仰创伤,这将长期影响中国文化。

“时飞”志向之践行——由贾雨村的仕途沉浮看《红楼梦》中的人性悲剧

贾雨村热衷仕途,有宏伟抱负与不凡从政才能,迥异于贾政的为官之路。他相时而动甚至逐流扬波。他顺应了时代更被环境腐蚀,由一个难得的才俊蜕化为社会的蛀虫。他的悲剧,一方面表明人性的丑陋与贪婪,另一方面更昭示了社会的腐朽。本文从入仕理想的角度考察了《红楼梦》中典型人物的恪守、顺应的不同求索历程,剖析了士人无路可走的仕途求索困境。

图书馆员深度职业发展路径——学者型图书馆员

提出了一种适应时代发展、尤其适宜于高学历馆员的图书馆职业发展路径,探讨了其存在必要性,从学者型馆员自我意识形成、专业知识储备、知识产出积累、图书馆层面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这一路径实现策略。

试论西周初期的“德”观念——以今文《周书》为中心的考察

周初之"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观念,它可以分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任德尚贤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周人为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及谋求政权的持久性而提出的。从内涵上来看,"德"字在周初尽管有了道德的意义,但"德"观念在人自身内在心灵的领域尚未达到深入的程度,"德"的外在意义在周初占有主导地位,它与后世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心性道德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

《南柯太守传》与唐代槐树文化

《南柯太守传》中有一株大古槐,小说的命名、故事的展开都与此有关,它是小说叙事的核心要素之一,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结合唐代槐树文化,会发现大古槐在《南柯太守传》中有三重意蕴:第一,"大古槐"承继于《审雨堂》中的"槐树",不仅在文字叙述上增加很多,而且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要素之一;第二,唐代有"槐花黄,举子忙"的俗谚,槐树的"三公"和"举子科举"的寓意与《南柯太守传》所揭示的功名富贵主旨是相通的;第三,在古代的信仰世界中,槐树是木鬼,常与幽冥、怪异之事联系一起,这一认识为小说以大古槐沟通阴阳二界提供了坚实的民俗基础。

《儒林外史》——一部仕途经济史

以"读书进学——科考及第——出仕做官——富贵荣华"这条仕途经济为主线,看《儒林外史》中众儒对仕途经济的态度及命运。众儒分为三类:一是求取功名、奔走富贵的不肖之流;二是轻视功名、辞却仕途经济的豪杰、真儒、高士;三是科举无望的落魄方巾,斗方名士,他们混迹江湖,招摇撞骗,附庸风雅。通过对儒林众生的描画、提炼,显现《儒林外史》的主题:功名富贵,即仕途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