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作为审美如何可能?

将康德“实践理性”与中国文化“实用理性”精神进行简略比较,我们会得出中西不同文化意义的“道德作为审美”都是“可能”的这一初步结论。二者具有相异的文化背景与哲学机制。对于西方文化而言,“道德作为审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格道德的至善与美,决定于“纯粹理性”即“上帝”的“在场”;就中国文化来说,是因为经过先秦“史”文化的“祛魅”即“理性化”过程,以“良知”即内在觉悟作为心灵根因的缘故,是心体与性体的合一于道。“道德作为审美”的可能实现,取决于“幸福”与“崇高”同时两栖于道德与审美的缘故。

阳明心学中的道德知识与道德动机——从“良知发用”的角度看

基于比较哲学视野的分析,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题的解释在传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路径的理解,即形而上学论题、知识论论题和元伦理学论题。致良知学说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三种路径理解的统一,其中道德知识和道德动机的关系是把握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的关键。本文把心学工夫论理解为道德意识的自我展开和实现,通过论证良知发用的功能,阐明阳明心学中包含着近似于内在主义道德动机的混合模型,并由此产生奠基于道德感知和道德情感交互性的美德伦理论述。

王阳明与马丁·路德比较研究

马丁·路德与王阳明均弱化或消解了外在权威对人的束缚,高扬了个体主义与主体性精神,这与前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相一致。二者的思想差异有三:一是权威主义良心与人道主义良心之别;二是性恶论与性善论之别;三是冲击教权与弱化王权之别。

反古与返古之间:唐君毅、牟宗三以良知摄受知识的建构

在近代西风东渐、民族文化遭受冲击与挑战之际,“当代新儒家”对传统的态度虽有所疑,但仍排除种种纷陈,不与主张全盘西化者为伍,选择立定优良文化传统之脚跟,而后摄受西洋文化之优异面,借以取长补短,增益民族文化之生命力与内涵。依此原则,唐君毅和牟宗三先生都曾进行深刻的探讨与回应。简言之,乃是以良知、性善、人格之挺立,用以吸收、结合西学之重知识、科学、宗教等传统,创造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关联,从而实现人文精神与物质文明之齐头并进且与时俱进的目标。

心即礼——王阳明心学体系下的礼学重建

王阳明在其心学体系中对礼学进行重建,内容包含以下三点:首先,礼是心之“条理节文”为王阳明礼学的原理。良知和礼是本末源流的关系,礼是良知在具体情境中的自然呈现。其次,致良知是王阳明礼学工夫的头脑。礼节的研习有必要,但只有处在与良知的本末关系中作为致良知的途径才有存在的意义。最后,权变是王阳明礼学实践的原则。当礼节之间因条件限制无法兼容必须有所取舍时,应视价值高低裁断。王阳明主张以良知为根据,兼顾风俗,以简易为原则改革礼制,乡约被纳入礼籍。王阳明礼学具有鲜明的主体性、个体性、变通性、大众化和实践性。

阳明学的特质:以本体、工夫及体用关系为线索

心学的根本特质是主张即用是体,亦即在承认理与性的本体地位的同时,还以作用层的本心为本体。本心不仅是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而且是体现在现实世界中的规范性力量。本心即是王阳明说的良知。良知是直接发自性而要不容已地实现出来的情。这个说法可以涵盖已经实现出来的四端,尚未实现出来但却有冲动要实现出来的道德意识,以及作为它们的支撑的戒惧之念。戒惧之念是在人的意识中持续存在的,对人的意念加以监督、调节、控制的意念。人所要做的工夫即是让意识指向它,让它逐步主导人的意识和行动,从而实现成圣的目标。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儒家本体论的内在化转向--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诠释为中心的考察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历代诠释多有差异。汉唐时期郑玄、孔颖达从《诗经》和《中庸》两部经典出发,分别释“上天之载”为上天之生物与上天之事,“天”不仅是政治的形上根源,而且也是万物得以生成的最终根据。宋明儒者则更注重义理的阐发,理学家以“上天之载”说明天理的实存,而“无声无臭”指其无所不包、处处遍在的特性;心学家则直接以“上天之载”指天所赋予的人的良知,“无声无臭”指其不学而知、不虑而能的特征,即无需主观把捉,当下即可显现的妙用。虽然汉唐、宋明儒者都从形而上的维度对“天”进行把握,但其内涵却出现了明显的内在化转向。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良知论的百年回溯与现实镜鉴

良知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作为教育的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回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良知论,其思想以传统良知论为历史根基,孟子的“良知良能说”体现了道德教育的先验基础,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指明了主体教育的实践方向,而熊十力的“良知呈现说”阐释了良知论在生命教育中的可能性。基于此历史基础,二十世纪中国教育良知论的内蕴表现为“完满人格的教育践履、达济天下的仁爱之心和矢志报国的教育信念”,同时,在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上表现出“源于求真尚善的传承接续,基于时代使命的现实召唤,终于润己泽人的生命关怀”的逻辑理路。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教育良知论,其在“成己与立志、规范与德性、觉知与信仰”等方面给予现代教育重要的镜鉴意义,有助于促进现代教育良知论的发展。

良知与正当共时性存在下的算法正义原则——兼反思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之提问

道与现代自然法的共时性存在,体现为纯粹良知与正当的共时性存在,这有助于预防数据进化人文主义及其相关的技术权贵+专用AI、脑机结合、通用AI等导致的人类灾难。其思路体现为德性上的三层逻辑阶梯,为了预防其共时性存在的冲突,需要在算法多元救济制度中进行功能划界:功利论(可体现为数据主义)与义务论(如正当优先)相对更适用于传统法域如私法法域,具体如平台与个人个性协议等;纯粹良知论下的法之道即中国自然法,可推出良知优先原则,日常隐而不用,限制适用于社会法法域,如涉及新人类、强AI等共同良知议题。综上是预防数据进化人文主义的算法正义观,推论出以大范围正义为旨归的算法正义总原则:良知与正当的功能划界原则;即涉及强AI等社会法法域问题时良知优先,而私法等法域下正当优先。分原则是:虚拟界与自然界平等原则,新人类与人类平等原则,等。推衍之规则如:人控制机规则,即人的自由以不能选择脑机结合中的“机控制人”为前提。建议将此规则写入全球神经技术指南。

归真返璞:何延华小说散论

何延华的小说是一种“本心”之作,她以“新农村”生活为原点,用清新的散文笔触和简短的叙述篇幅,特别将那些乡村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希望与失望、快乐与悲伤、隐忍与抗争,细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地理空间上的平视目光,叙事方式上的心理探微,主题表现上的时代症候,使她的小说具有了一种归真返璞的美学风格。

从“教有三变”看王阳明的静坐教学方法

静坐是王阳明及其弟子治学的一种方法,据钱德洪“教有三变”的表述,王阳明静坐教学方法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正德八年(1513)之前,是王阳明静坐教学方法形成的起始期,以王阳明贵州龙场静坐悟道为例。第二阶段为正德八年(1513)到正德十四年(1519),以王阳明在滁州等地讲授静坐教学方法为例,是王阳明静坐教学方法的发展期。第三阶段是正德十四年(1519)之后,王阳明将静坐教学方法纳入其“致良知”心学体系之中,认为“致良知”是静坐的要诀;而静坐也是可以在“致良知”过程中随时援用的工夫,这标志着王阳明的静坐教学法最终形成。

明代“夜气”说与心学思潮

“夜气”之用始于《孟子》。明代以前,有关“夜气”的解读是为追求养身修炼之目的,赵岐又进一步指出带有“性善”的“思欲”取向得以留存“夜气”。宋儒注重以“理”的角度加以诠释,朱熹则强调留存“夜气”要以“心”为重点,提升心性修养,但未将“心”提高到本体地位。明代时期,以阳明心学为中心,在心学范畴内依主观体认将“夜气”解推向了多义性与多元化,极大程度的与市井生活和个人性情相融合。此外,“夜气”解的核心要素受明代心学思潮影响而得以稳固,其诠释趋向对新时代仍有启示意义。

詹姆斯·乔伊斯与瑜伽哲学

在对神秘主义学说的兴趣中,东方的瑜伽哲学得到过乔伊斯的关注。通过对乔伊斯后期作品的分析,可以发现乔伊斯后期思想与瑜伽哲学的相似之处。瑜伽哲学主要通过化名瑜伽士·罗摩迦罗伽的美国神秘学家阿特金森对乔伊斯产生影响,因此乔伊斯接受的实际是一种西方化了的瑜伽哲学。不过即便如此,阿特金森介绍的瑜伽哲学为乔伊斯提供了理解精神和存在的东方视野,而以良心为核心的精神世界既是乔伊斯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起就确定的艺术方向,也是他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思考的根本内容。瑜伽哲学的影响使乔伊斯后期对精神世界的理解呈现出一定的东方色彩。

信得及与疑而归信:王龙溪与江右王门工夫理路之比较

阳明后学基于对信得及的不同理解,呈现为两种工夫模式:王龙溪以信得及为前提条件,从“人们应然的本质结构”上立论,主张先天立根的易简工夫;江右王门则偏向以信得及为结果效验,从“人们实然的存在过程”处立教,强调亲体彻透之后仍需时时保任。在从信与疑、先与后、易与难等角度比较两者的基础上,通过援引怀疑解释学与信心解释学的理论来阐发信得及与良知本体的意象结构,有益于更为全面地理解两种工夫理路的各自特点,彰显江右王门“世无现成良知乃深信良知”的思想旨归。实际上,双方并无抵牾,唯有相资为用,方能贯彻阳明晚年简易与真切互蕴的彻上彻下之旨。

Celebrating Individual Conscience in a Tragic Way——Moral Theme of Arthur Miller's The Crucible

1953年,阿瑟·米勒将一桩发生于17世纪的荒谬捉巫案创作成了回应麦卡锡主义的剧本《严峻的考验》。在此剧本中,米勒试图超越罪恶本身的探讨而来观察罪恶带来的结果。在道德的伪装下,人们趁机发泄自己的嫉妒和敌意,向同胞肆意报复。在此背景之下,米勒通过剧本召唤理想的道德良心,以此来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因此,米勒将此研究集中在人物塑造上,用一种悲剧性的但高尚表达手法,呼唤和赞美个人的道德良心。本文通过分析人物的塑造,揭示此剧的道德主题和米勒对于个人良心的道德观。

Mêmes origines,un récit national différent——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des francophones en Ontario et au Quebec

Pendant longtemps,les Canadiens francais,partout au pays,se sont définis comme une communauté de mémoire,d’histoire,de culture,voire meme de destin.Or,à partir des années 1960,d’importantes transformations socioéconomiques amènent les francophones à adopter davantage des identités provinciales.De nombreux sociologues et historiens en ont conclu à la disparition d’une mémoire commune à tous les Canadiens francais.Notre équipe de recherche a visité treize écoles de langue francaise dans les provinces du Québec et de l’Ontario en 2016 pour demander à plus de 600 étudiants de rédiger un texte sur l’histoire des francophones au pays afin de sonder leurs représentations du passé.Il ressort de cette étude que la plupart des étudiants partagent une vision commune de leur passé fondée sur l’attachement à leurs origines francaises,les luttes pour la survie du fait francais en Amérique,ainsi qu’un sens de fragilité et d’inachèvement à l’égard de l’avenir de leur culture.

“立心”对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

研究在崭新的存在论基础上确认了人的既具有内在超越性的自然法导向,又具有道德力量的“良心”是“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慈’)”,它为道德的现实化提供动力,为道德判断和道德实践提供内在的本然性的应然性的普遍尺度,为美德和规范提供价值基础,它是道德哲学和道德教育的根基。进而,“立心”,即对这种良心及其功能与表达的认识、激活和强化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和关键性环节。上述“良心”理论、“立心”理论和“立心”这一基础和关键性环节的缺失是当前道德教育“失根”危机的根本原因。

Business With a Conscience

WHEN WangXiaoyang looks back atthe success of the China-Africa Business Council, he feels justifiably proud. As the council＇s secretary general, he has watched as fledgling startups have gone on to blossom into companies providing much needed jobs and economic injections into Africa＇s business sector.

Call of True Passion and Conscience——A visit to a women's prison

The Shanghai Women’s Prison was built in October 1996. Walking into the confinement, we felt that it is a special kingdom of women. The prison warden is a middle-aged woman, looking very agile and capable. Guards coming with her were all young girls, elegant and beautiful. If not for their police uni forms, they should have been taken as college students. As soon as we sat down, we were shown a film strip that recorded the moving scenes of women inmates and guards spending the 2001 Spring Festival together. One scene presented representatives of women’s federation of the Putuo District of Shanghai, who visited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