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元杂剧作家职官考略

学界皆认为元杂剧作家地位低贱。然而 ,元杂剧作家中到底有多少人生活在社会底层 ,又有多少人进入仕途 ,他们的职官品阶如何 ,却无人作过具体的统计考证。文章对元杂剧作家的职官品阶 ,作了系统的综合考论 ,证实了元杂剧作家“门第卑微 ,职位不振” ,“沉抑下僚 ,志不得伸” ,“屈在簿书 ,老于布素”诸说 ,符合历史的真实。

明代宦滇作家群考论

随着明王朝在云南各级政权的建立,形成了宦滇作家群。无论是作为执政者还是作为文学家,这个群体都为云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在滇云的创作与内地盛行的拟古风气异趣,表现了绝域仕宦的诸般情怀和审美感受,成为云南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论古代士大夫做文豪与做循吏的紧张关系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事实上常常面临做文豪和做循吏紧张关系的考验。文学艺术创作本身会淘汰那些个性稳重缜密的人,而经学史学主要诉诸人的理性,议论必须言之有据,经史学本身会淘汰那些冲动型人格的人。讨论《颜氏家训》"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内涵,证之以《新唐书·艺文志》的观点和人物记载,可见:做文豪与做循吏在古代社会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两条最显赫的路径,但两者所需要的人的品格心性存在很大差异,难以兼容。文豪的品格心性及其表达必须高度个性化,因此他主要是为自己活;循吏肩负沉重使命,必须带头奉职守法,他主要是为别人活(上有君主、上司,下有下属、百姓),因此他本人必须高度"去个性化"。"去个性化"绝非易事,所以历史上大批文豪兼官员的人留下的遗憾比欣慰多。

论袁黄及其研究的当代价值

袁黄博学多产、爱民勤政、追求积德行善,不仅洁身自好,利用功过格约束、督促自己去邪念恶行,且撰写《改过之法》、《积德之方》,专论积德行善,其中既有规律性的认识,又有实际操作方法,极力劝说、帮助他人同自己一样做好事、成好人。他在明中叶道德沦丧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发挥了超出一般的正面作用,在保证中华民族善良、正直、清廉、为民的优良传统生生不息上作出了贡献。在400年后的今天,认真分析其作出贡献的方式、方法和指导思想,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而在继承、发扬袁黄的善言善行时,也应注意辩证地对待其以因果报应作为理论体系基础的局限性,唯物主义者在将与之混在一起的精华分离出来、加以适当改造、纳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体系之中的同时,拒绝其鬼神存在的唯心主义说法。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行政公文读者分析

行政公文写作活动中 ,读者不仅担当着将公文内容转化为工作行动的中介作用 ,而且在公文写作的整个活动中干预制约着作者 ,也直接影响公文的写作效果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要是实现公文社会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读者分析是现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内容。

金代前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金太宗朝状元释褐散官官阶为承德郎,执事官或为右拾遗,或为翰林应奉文字,都是京官;熙宗朝状元亦授承德郎,而执事官或为县令,或为州郡幕职,都是地方官;废帝朝状元官阶上调为奉直大夫,执事官为翰林应奉文字,又都是京职。总之起点既高于前辽,亦高于宋朝同期;换个帝王换个作法,没有统一的制度;对宋朝相关制度的模仿时隐时现。

易堂九子与清初仕宦文人交游考述

以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魏禧为首的易堂九子是清初遗民结社的典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交友是其在著述、授徒之外的另一项苦心经营的事业,凸显了清初士人尤其是遗民的生存理想,具有丰富的文化蕴涵。遗民、方外之外,仕清文人也是其所交的重要对象,如王士禛、宋荦、施闰章、徐乾学等等,从此也可以在"出"与"隐"的焦虑中,怀有经世理想的胜国遗老所做出的艰难选择。

《瓯北诗话》创作的三重身份

《瓯北诗话》的创作是赵翼文学家、史学家和士大夫三重身份的结晶,这三重身份既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又相互交织渗透,最终在赵翼身上融为一体。文学家赵翼不同于纯粹的文人士子,重视才性与创新,而且关注现实生活,史学家赵翼的创作在《瓯北诗话》中则体现为全书鲜明的诗歌史观和考据特色,士大夫赵翼深入民间,认为诗歌应当写"真境"表"真情"。从《瓯北诗话》的文本创作追溯这三重身份,可以系统全面地反观赵翼的创作论主张。

罗马共和早期的政治制度

罗马从王政到共和体制的转变并不是通过一次暴动来完成的,罗马共和制度的形成也不像古代罗马传统作家所说的那样,是为防范专制政权而进行的理性创设。事实上,罗马共和体制的形成既受到了当时意大利其他各邦存在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同时本身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元代散曲家刘时中生平仕历新考

刘时中是元代著名的散曲家,但其生平仕历极为复杂,难有统一定论。元代可供考证的刘时中共有五位,但从年龄、姓名、阅历、籍贯等方面考察,作为散曲家的刘时中应为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古洪刘时中之所以与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产生混淆,皆因杨朝英在编著《阳春白雪》时随意标注作家姓名所致,且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确实有在"古洪"生活的经历。考究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的诗、文、曲,以及与之交好的姚燧、卢挚、赵孟頫、杨载、张可久等人的经历,可知作为元代散曲家的刘时中生于1270年左右,曾为湖南宪府吏、河南行省缘;1311年入大都,被举荐为翰林待制,其间兼任太常仪礼院博士,后受排挤被贬为浙省都事,晚年辞官归隐,1352年左右卒。

清末吐鲁番诉状制作者官代书初探

官代书在清代州县普遍存在,目前对于清代官代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地方性档案。随着《清代新疆档案选辑》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清代新疆吐鲁番官代书的档案材料。研究发现清末吐鲁番官代书的选取、任期和所作诉状有其特殊之处,这与吐鲁番的民族构成和法律传统有密切关系。但是官代书制度的基本情况与内地相似,这表明清朝的司法机制已深入新疆基层社会。

试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的功名观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创作曾经一度掀起高潮,这一题材多以青年男女的爱情纠葛为叙事主干,以大团圆的喜剧性结局收场。然而,在喜庆场景的背后抹不去感伤的悲情色彩,身处社会中下层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在作品中含蓄表达了对功名仕途的复杂情感。文章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结合作品,解读这一作家群体的功名观问题,并进一步挖掘其深层的文学文化意蕴。

从施琅看媒介记忆视角下历史人物的形象变迁

施琅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以媒介记忆为核心理论,将施琅置于官方与民间两个截然不同的主体之下,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在媒介形态选取上存在差异。受媒介记忆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的影响,施琅形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不仅有官方不同时期评价标准下的形象变迁,也有民间记忆中较为固定的祖先崇拜形象。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中,官方借用了民间,民间也借用了官方,但这种"借用"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认可和接纳的态度。民间不仅成为官方权力征用的资源,也成为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表达空间。

南宋四名臣词的生命意识探析

南宋四名臣作为抗金派的主将,其词作代表了南宋初期文学的主流方向,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爱国精神这一灵魂,凸现了独一无二的生命意识:积极反抗、收复失地的忧患意识,羁旅行役、怀思故国的悲情情怀,对美好生命的深刻体悟。

元明玉萧女故事演变分析

玉箫、韦皋两世姻缘的爱情故事在唐宋时已广泛流传,多种笔记小说中有记载。随着故事的流传,许多剧作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出现了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明传奇《韦凤翔古玉环记》、《玉环记》、《鹦鹉洲》,清传奇《玉环缘》、《玉指环》等戏曲作品。元明间的戏曲作品中,玉箫、韦皋形象不断演变,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司文郎》脞说

《司文郎》中八股文的破题具有多重含义。以“其为人也小有才”评论小说中的宋生,在引用《孟子》中的语言之外,还具有暗示、预示宋生身为鬼魂的寓意。宋生用“南人不复反矣”指摘余杭生的行为,对余杭生与宋生的人品、性情描画具有双重意义。对归有光、胡友信两位八股文大家的赞誉,反映了蒲松龄对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认识和慨叹。王平子再次参加顺天乡试“俄以犯规被黜”的描写,融入了蒲松龄参加乡试“被黜”的人生经历。窦禹钧、范仲淹贫而能廉的故事,不仅赞赏小说中王平子高尚的人格情怀,同时也显现了蒲松龄本人的人生理想与坚贞品格。至于“梓潼府中缺一司文郎,暂令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的记叙,则巧妙地融汇了梓潼帝君的陪祀神为“天聋”“地哑”两位书僮的民间传说。

汉代诏除郎制度变迁探析

两汉期间,诏除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东汉时期,君主诏除更为随意,诏除郎数量日增;诏除类型更多,诏除范围更广;诏除郎地位不断下降,升迁更为艰难。诏除任子成为君主笼络臣子的权术,考试成为选官的重要环节以及选官标准重视才能等,是导致东汉诏除郎变迁的重要原因。

哈尼族作家朗确小说《阿妈的土地》叙事艺术探究

文章从叙事学的角度入手,通过分析小说《阿妈的土地》的叙事语言、叙事线索、视点、叙述者等叙事手法,总结归纳其地域特色的叙事语言与线索、聚焦型叙事视角的效果、叙事意象的深层内涵等。探析《阿妈的土地》的叙事艺术与美学特质,作者给小说中的“土地”赋予了深刻的内涵,象征着孕育民族文化沃土,阿妈对土地的“遥望——坚守——回归”体现出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小说中“哈尼古歌”的传承与传唱,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民族文化在各种文化交融中源远流长。通过细读小说文本,试图发掘故事深层的隐喻与叙事意义,关注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