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晋辞赋中的洛阳书写

西晋辞赋共230多篇,其中与洛阳相关的约104篇。西晋辞赋寄寓洛阳邙山之“悲”,又为黄河、洛水加之以“德”,滋生出一个属于西晋洛阳的“山悲水德”。对洛阳建筑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太极殿”“金墉城”“二馆”“华林园”“神泉”等,无不雄伟壮观、富丽堂皇。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洛阳物阜民安。对祭祀、宴会和籍田礼的辞赋描写不仅突出了当时洛阳复兴周礼的风气,而且也意在表明西晋统治地位的正当性。西晋辞赋记叙了洛阳帝都的自然灾难和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名士清流之作。

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史的撰述,散文发展演变阶段或时期的划分,应注意从作家创作、散文自身和散文文体三个角度审视,其中从作品自身的状态体认散文发展演变的规律较为适当;对散文内容的安排,应当循序渐进而不是跳跃性的内容缺失;散文史作家选择的不一导致散文史撰述作家层面上的不平衡,影响对散文史流变的体认;散文史引用的作品,谁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客观上形成散文史撰述不同的文本走向,继而有了作品层面的不平衡;散文作品艺术特色的评价见仁见智实属自然,但或东或西及同一文本的不同评价易让读者迷惑,撰述者需寻求评价的客观性;散文流派的论述,分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共性,合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个性,显然需要将分论与合论综合在一起考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辞赋与骈文入散文史素有分歧,它本是不同散文观念的结果,而文体限定性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使撰述者的论说往往有一定的程式,缺乏活力。因此,重写散文史成为新的期待。

以赋为词:柳永的市井之“俗”

"以赋为词"作为柳永作词的一个重要手法,与"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柳永长期混迹于市井民间,其受市井俗文学的影响具有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另一方面,受市井俗文学影响的"以赋为词",又使得柳永一部分词作因词境的直露浅切、结构的平铺陈列而具有"俗"的特点。"以赋为词"正是沟通市井俗文学与柳永俗词的一个中介。

扬雄的文学思想与辞赋书写

扬雄将文学思想付之创作实践,在辞赋书写中体现了他的文学理论命题。哪怕就是他悔赋而"辍不复为",也表现的是对辞赋创作的反思,对文学关注现实、讽喻现实作用的追求,体现了他的文学自觉意识。作品现实题材的选择,亲自经历事件的叙写,体现"事以为尚"基础上的文质相副、事辞相称,由他开始的纪实、纪行的辞赋书写方式,不仅体现了扬雄"其事则述""其书则作"的创作精神,也反映了汉代大赋创作由凭虚转向征实的新特点。

杜诗变体与词体内质——以《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三首为考察中心

杜甫与词体的关系素受冷落,然生当盛中唐时期的杜甫,正逢词体萌生、形成的关键时期,其诗歌中的新变因素不仅为新的诗歌风格开辟新途,而且为词体的内质奠定了重要基础。《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三首的柔弱的情感、纤小的意象和轻清的语言揭示了其诗中所蕴含的词体神理,将杜甫对于"中唐"诗风的导引和对词体的催生意义彰显出来,并大致勾勒出了杜甫在词史上留下的若干痕迹。追溯词体内质的渐进过程,需要重估杜甫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独立自觉的理论风标——汉代辞赋品评透视

汉代的辞赋品评，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作家个体美文创作的文学评论。虽然政教价值观仍合理地得以延续，但它主宰文学批评的局面巳被打破，审美愉悦价值正式得到承认；赋家品评定位中的唯美倾向和辞宗赋首的推出，搁置了政教批评坚守的原道、宗经、征圣的旧准则，确立了文学自身新的审美范型和新的传统；对创作主体的情感、个性、才情以及审美把握世界的心灵妙奥的关注。是文学观念向着文学本体进一步深化的重要体现。所有这些理论景观，都标志着文学的独立自觉。并昭示着魏晋六朝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

温庭筠《锦鞵赋》的本事、作年和词境、词法入赋

《锦鞵赋》是温庭筠在咸通元年(860)后、七年(866)前为女道士、诗人鱼玄机而作。这篇赋借锦颂赞鱼玄机的美丽不凡,并寄有对她被李亿遗弃后的安慰之意。该作虽然从陶渊明《闲情赋》脱化而来,但是以锦鞵为赋,以词境、词法入赋,是前所未见的。南宋词人刘过《沁园春.美人足》选材、取意、以赋法写词,有取于《锦鞵赋》之处。

谈陈亮的“以文为词”及其意义

南宋初期抗战派词人的"以文为词",是继词的"雅化"(相对于艳化)、"诗化"(相对于俗化)、"刚化"(相对于柔化)之后进一步的改革,即词之"文化"(相对于律化)。陈亮的词深受其政论的影响,甚至把给皇帝奏议中的政论语言直接写入词中,在词中直接抒发抗金北伐的宏志大愿,表达炽烈的爱国情感,充满了激昂的雄辩和政论的色彩。这就使词体之"文化",较辛弃疾等人更进了一步。

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汉代到唐代是中国辞赋文学发展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段,而这个时间段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学说成型的时间,即由五宫体系逐渐演变成三垣二十八宿体系。辞赋文学从诞生的初期就与天文密切相关,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既反映出古人独有的知识结构,同时也体现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重视。然而,天文学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天文学说的演进,辞赋中的天文书写也会出现变动。因此,辞赋的天文书写会涉及到不同的学说以及概念,文本背后的知识面貌也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掌握相关的天文学说以及知识是理解辞赋的先决条件,而文本背后的纵深仍需要文学研究者不断努力探索和研究。如此,回归历史语境,才能把握和体会古人的文化、思想以及观念。

“丑女”的赋体书写及演变

自宋玉《好色赋》数笔勾勒登徒子妻的丑貌,丑女的赋体书写传统就已开始。后世赋作变丑女由陪衬角色而为书写主题,大量笔墨刻画形容,且日益细致,愈发夸虚,彰显了赋体铺陈凭虚之本色。随着赋体衍变,丑女书写亦呈现不同的赋体面貌,具有不同的句式特征。且赋家出自争胜竞雄、用赋刺世的创作动机,丑女书写的旨意已由戏谑取乐变为寓意托讽。这与作者际遇、社会风气并无直接关联,跳脱“知人论世”的方法执持,才可切实体悟“赋者古诗之流”论断的深远影响。

意蕴醇厚 辞采华茂——姜诗先生辞赋创作散论

随着近几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学的复兴，淡出文坛多年的辞赋文学也正在悄然兴起。因为歌词与散文创作成绩卓著而享誉蜀中文坛的姜诗先生，近几年也创作了一些散体赋作品。他的赋作的主要特点是：意蕴醇厚，思想深邃；辞彩华茂，风神俊爽；回应时代，创作新赋。其赋文或醇厚凝重，气势雄浑（《中江赋》等）；或绚丽华美，流光溢彩（《钟鼓楼赋》等）；或质朴自然，典雅辩丽（《养生赋》《麻将赋》等）。姜诗先生为新时代的新赋的发展与成熟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论魏晋时期辞赋中自然灾害的书写

魏晋时期的辞赋创作中,自然灾害成为重要的表现题材。这些灾害书写展现了作者与当时百姓遭遇旱热、洪涝、雷电等多种自然灾害的艰苦图景,作品中蕴含着“天人感应”和“道法自然”的相互对立的灾异观念,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料价值。较之传统的主题内容,其新生面目不仅扩展了辞赋的文学题材,还使原有题材内容得以衍生和创新,显现出辞赋创作日益贴近现实生活的趋向,更是魏晋文学自觉时代的见证者和中坚力量。此外,这些灾害赋作善用神话典故,为灾害文学带来全新的意向群,因此,魏晋时期辞赋中的灾害书写具有重要的文体价值和艺术价值。

汉晋上计制度与辞赋地理书写——兼论辞赋与地志的关系

上计制度是汉晋时期一项重要的官吏考核制度,其上计文书、舆图及上计会问等要素中蕴含着丰富的地理知识,这成为汉晋地学的主要构成要素并影响了汉晋辞赋的地理书写。首先是有上计吏参加的上京朝会成为汉晋辞赋的表现内容;其次是上计掾吏及相关职事的经历和博才多识特征对汉晋辞赋地理书写发挥了积极作用;再者是“计偕物”规定、计簿物产记录对汉晋辞赋题材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上计不断制度化产生的地理知识,还为地志撰述提供了资料来源,也促成了地志文本的形成。因而,上计制度促使汉晋辞赋与地志在艺术表现、文献征引、写作意图、题材倾向与文化功能等方面有较高的契合度。可见,辞赋与地志两者之间是共存、互补的关系。前人说“赋代志乘”,将辞赋与地志的双向互动关系简单说成单向影响关系,是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