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马斯-托尔金理论视野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模式

格雷马斯符号理论系统是最通行的符号学理论之一。托尔金第二世界理论和实践改写了西方文学中传统的奇幻定义。本文耦合运用了格雷马斯符号学与结构语义学理论和托尔金第二世界理论,提出了儿童文学创作的模式。这一模式包括四个有机模块(主题模块、形象模块、情节模块、想象模块),探索运用语义方阵理论构建主题模块,运用行动元理论构建形象模块,运用行动元模态理论构建情节模块,运用第二世界理论构建想象模块。儿童文学体裁包括儿童影视,本文以改编自安徒生经典作品《白雪皇后》的全球动画票房冠军《冰雪奇缘》为文本,运用前述所提出的创作模式加以重点剖析,以期能给儿童文学创作者提供方法论启示,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现实参考。

宋代公使钱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

宋代公使钱的基本功能是为地方官员提供日常招待与宴饮经费,其福利属性使宋人视之为君主优待文士理念的直接体现。公使钱为宋代各地频繁举行的公务宴饮提供财力支持,使众多经济实力有限的中下层文士得以接触声妓宴乐,从而有机会参与到词的创作与传播活动中来。与此同时,公使钱所具有的优抚色彩又降低了文士在参与公务宴饮时被指纵情声色的道德风险,遂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经济赞助与心理庇护的双重效用。公使钱对宋词的促进并非制度设计者之本意,但可由赵宋君主优待文士这一政治生态获得解释,其中显示出的正是传统时代政治形态决定经济生活、进而作用于文学形态的特殊"传动"关系。

北方地域文化生态中的辽金元文学创作格局

辽金元三朝,随着北方地域疆界的大跨度北延,政治、文化的中心自中原北转,人口构成成分、民族关系及文化传统都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迁。北方地区的文化生态主要包括了总属于中原汉文化区的燕赵文化带、河汾文化带、齐鲁文化带、汴洛文化带和京都文化带等。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薰染和制约,各文化带上的文学风貌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实现跨界书写的一种可能——重评董启章的《西西利亚》

香港文学自1949年始与内地文学分离,呈现出与母体别样的文学景观,而具有跨界理念的叙事形态正是形成两者差别的始端。董启章作为当代香港作家典型代表,以其深刻的笔力将跨界意识尽展在各个时期的叙事作品中,这种写法始于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西西利亚》。文中的主题呈现、身份意识、叙事特点和语言表达四个层面均与香港本土的跨界意识相互勾连,这对其后期跨界书写范式的成熟意义深远,同时该文也成为香港文学跨界书写生成过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文学自觉说”的争论及其理论困惑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纯文学理论的引入,鲁迅的"文学自觉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和被接受的,但纯文学的理论逻辑和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并不完全相符,致使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研究者不得不或明或暗地强调"文学自觉"中"文学"的概念,而对"文学"理解的多样性使得"文学自觉"的研究结论各不相同。"文学自觉说"研究的误区在于混淆了文学史意义上"文学"和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学",以至于在"文学自觉"的问题上学界长期以来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这在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澳门当代小说发展述略

在澳门文学体裁发展中,小说"弱态中呈强势"(陶里语),是一种具有发展潜力的文体。本文就澳门作家对小说文体的认识、澳门小说创作的多样化格局、澳门小说的缺陷等作一番描述。尤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小说发展走向多元化格局作了较为集中的透视,试图让读者对澳门当代小说发展有一个相对清晰和全面的认识。

建构“中国文学本位”的文学史著述和研究新范式

中国古代文学著述多种多样,研究成果也汗牛充栋。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古代文学的著述和研究基本是以西方文学范式进行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隐含了一个重大缺欠:中国古典文学文体的多样性、民族文学的多样性等特质被西方文学观念的单一性给宰割、遮蔽和抛弃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现象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教材的编写史和文学研究史证明,西方文学范式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实际。要使中国古代文学的著述和研究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就要摆脱西方文学范式的束缚,建构"中国文学本位"的新范式。

“拠”“火筋”俗写来源考

从古籍文献俗写规律及用例方面考察"据"字部件"豦"往往讹作"■","处"的俗体也可作"■",故辗转演变即成"■",继续类推可作"拠";"火筋"是"火筯"的俗写讹变,"筋""筯"俗写往往讹混不分。

文化与文类之间:对文学史书写样态的省思——以《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为例

无论是以人性论、文学本位观念、文学文化学、意识形态观念等某种理念为主线所展现的都是文学发展变化的图景,这个图景可能时而汇集时而分散,一旦从现象分析到总结概括就必然会有所忽略有所伸张。一方面我们要接近文学史的写作现场,另一方面还要回到当下,进行描述和判断。《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分体论述构成全篇,更注重个性化研究特征及学者独特的体悟,注重对文学史链条的联接则是书写的中心要点。《剑桥中国文学史》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文化领航并以"混搭"的方式讲述文学的历史,文化传播理念贯穿始终。这两部文学史的共同点是很少以当代意识驱使文本,也没有让文学史成为本时代观点的注脚。自还原现场到回归当下,文学研究的价值显而易见,只有以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石,文学史书写才会焕发光彩。沿此路径,文学史家仍在继续重写文学史,还会创造出面目形态各异的文学史文本。这些文本不分域内、域外,都会以独有的书写样态参与到文学研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