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常墓志铭创作中的儒家思想认同

马祖常的墓志铭创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墓志铭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礼贤观念和民本观念,反映出马祖常对儒家思想的深刻认同,对于鼓励个人的自我完善以及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读《文字墨影》墓志录文札记

中国文字博物馆收藏有一批珍贵墓志拓片,《文字墨影》选释其中110种,部分为首次刊布,其文献、史料、语料等价值非常突出。该书释读水平整体较高,但受残泐、讹俗、用典等因素影响,文字缺录、误录问题仍较严重,极不利于材料的科学有效利用。对照墓志拓片,选取该书典型缺、误文字案例,分形近字、涉典字、疑难字及残泐字四类进行考辨补正,以还原文献原貌,从而为碑刻文献释读整理提供参考,为汉语汉字研究提供可靠实证支撑。

刘知几之碑刻文体学认知探赜——以《姚珽墓志》为辅论中心

镂于碑碣墓塔、用以述德纪功的石质文本,承载着特定时代的文学特质及墓葬礼制,其物性本体背后隐匿着宏博的历史事实与文化脉络。“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以墓志铭、记事碑、神道碑为代表的碑刻文献具有载录史实、纵论生平的史传性质,蕴含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初唐之刘知几归纳了一套规范化、程式化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强调为人立传须阐明郡望与现居,务以秉笔实录、文约事丰的撰史原则严谨建构叙事性文本,可藉之蠡测其关于碑志入笔范式、主体勾勒、义例规准之见解。此外,以刘知几之兄刘知柔所作《姚珽墓志》为代表的唐代墓志文本,呈现出显著鲜明的文体特征,写作模式与刘知几的碑刻文体学认识相应,可据此对初盛唐时期的墓志创作范式作一管之窥。

五代墓志文“忠”观念之书写兼及唐宋间的思想转型

“忠”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与个人道德中的一种核心观念,自产生伊始就在调节国家政治、社会秩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演进,“忠”观念不断变易,发展出“单向忠诚观”“双向忠诚观”“多向忠诚观”等多种形态。五代社会在传统史传视域下是一个政治混乱、道德败坏的乱世,“忠”观念荡然无存,然而在五代墓志等出土文献之中,“忠”观念作为一种书写策略被反复提及,对墓主个人形象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忠孝”并举、“履孝资忠”等书写模式反映了特定时代下“忠”观念的变易,“罄家输公”作为墓主“忠节”的具体体现,体现了君臣间“私”关系的维系,墓志中对“忠”的书写也渐渐从忠于国事转向忠于个人。五代墓志之“忠”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五代的历史本相,有着特殊的认识价值。

身份认同与自我意识:焦竑碑传文的书写特质

明中后期,焦竑以其独特的史学思想为指引,集录当代碑传完成《国朝献征录》,收录焦竑自撰文数篇,具有一定的示范性。焦竑的碑传文书写遵循作史之传信与致用原则,表现出对自身史家文化身份的认同,流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书写特质使得焦竑的碑传文在反映其独特史学思想和精神世界、建构传主形象及展现明代社会与学术风貌上具有一定意义与价值。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据存世资料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共有33方,现存计有18方。自撰墓志铭虽非宋代墓志铭撰写的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绝如缕。自撰墓志者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一直宦海低迷、困顿下僚,还有的终生居于草野。这些墓志铭,有的形式自由、内容简单,也有的中规中矩,与他撰墓志无异。撰者之所以直面自己的生命,或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或是理想与现实反差下的牢骚之语,抑或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墓主的自我释放,乃至表达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此类文献的历史书写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唐墓志亲属撰文增多及其文学意义

请托他人以征信、以避嫌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初唐墓志亲属撰文数量的增加,但在情势所逼、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亲属撰文不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最终成为唐代墓志撰写的一种重要形式。亲属撰文的增多客观上增强了墓志的抒情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墓志人物书写的个性化。略述梗概,是史学书写的特点,注重抒情和细节,却是文学表达的特长。在墓志文由史学书写向文学表达的发展过程中,亲属撰文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碑和中国古代的准文体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碑"列为一种独特的文体,与同属祭文的诔相区别。承载着文章的"碑"同时也是实物,能否看作文体,后世一直存在着争论。东汉蔡邕在碑文方面的杰出表现确立了这一文体的地位,谀墓的文风也反映他的人品上的缺陷,华而不实的碑文因此完成了纪念逝者到美文的功能转变,人们关注的焦点由墓主转向作者。中国古代文人知识结构的泛文学化致使审美性向所有文字领域渗透,致使几乎所有的应用文体都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包括"碑"这样的准文体。

纪晓岚墓碑文研究

纪晓岚一生创作了许多墓碑文,有相当高的成就,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为我们研究墓碑文体提供了素材。其创作手法与技巧,也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

清代陕西三原藏书家李锡龄家世、生平考略——以《李孟熙墓志铭》为中心

李锡龄是清代陕西著名藏书家,由其藏书汇刻的《惜阴轩丛书》保留了大量珍贵典籍,但李锡龄的生平事迹却湮没无闻。李锡龄的生平资料散见于地方志及各种非学术性刊物中,信息多有重复且细节处均付阙如。清代学者路德的《柽华馆文集》中载有《李孟熙墓志铭》,相对完整详细地还原了李锡龄的生平治学信息,具有重要价值。

善恶的交织与博弈:评莫特利《别让人写我的墓志铭》

莫特利在《别让人写我的墓志铭》里从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和善恶博弈描写了美国芝加哥下层社会之青少年成长问题、女性人权问题和吸毒问题,揭示下层百姓生存空间与社会伦理的内在关联,展现了人性善恶与人性本真的多维搏击。莫特利从次道德之恶、牺牲自我之恶和寻求正义之恶描写了恶中有善的社会现象,否定了恶的绝对性和纯粹性;他还揭示了善中有恶的社会现象,并且还认为善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坚信从善到恶的转化取决于人的心理意图。

汤斌传论——以《墓志铭》为中心的考察

汤斌是清初的经济名臣与理学大儒,一生勤政爱民,廉洁刚正。政治上,能够选贤任能,兴利除弊;学术上,力行实践,摒除门户之见;生活上,艰苦自持,严律家人。故而成为清初著名的廉吏、理学家、史学家,才兼三长,著述等身。

论南朝碑志文的嬗变与撰述

碑文勃兴于东汉,经魏、晋以至南朝,逐步走向衰落。墓志起始于刘宋,在南朝文苑中颇为常见,然而成就较高者不多。就功能而言,碑文侧重于通过颂扬死者功德以寄托哀思,而墓志除述德颂功外,又很注重记事。南朝碑志文继承了东汉蔡邕以来重文采的风尚,多俪体行文,对句精工,藻采华赡,用典贴切,音律协谐,体现出很高的审美价值。

宋代墓志所见女性割股疗亲现象探究

宋代墓志中有不少女性割股疗亲现象的记载,有的是女事父母,有的是妇事舅姑,有的是妻事夫,也有个别是婢女事主等。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环境、家庭氛围和心理因素等方面的影响,宋代女性割股疗亲现象较之前代有所激增,成为治疗疾病与孝心表达两者合一的表现方式。宋代墓志书写多强调割股疗亲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的效应,而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几乎毫无关照。尽管宋代女性的割股疗亲行为表现出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但其本质依然是对父权文化认同的一种实践。

《四耶耶骨棺盖墨书墓记》新考

《四耶耶骨棺盖墨书墓记》发现并公布后,学界对其文字释读有缺误,字词理解现差异,文意疏通存分歧,结果导致石刻断代、人物关系判定以及对古代立碑习俗等的分析出现偏误。本文研究认为,棺盖所记年号非北魏"永安",而应是金代之"承安",即墓记产生时间为金代承安二年;"阆"不应解作"郎"的通假字,"三阆"实为墓主之名,即"四耶耶"名"蒋三阆",碑文所谓"次孙蒋润",系其侄孙,最末一字应是"题",即侄孙蒋润为其四耶耶题写墓记,"耶耶"作祖称无疑。

论苏轼墓志铭创作构思的新巧

苏轼墓志铭在立意方面围绕墓主人的个性特点展开,在选材、谋篇布局、表现手法等方面,也紧紧围绕这一中心来创作,但却各有新意;选材方面突出精当,谋篇布局上力求出"奇",在表现手法上议论、抒情、叙述、描写等的运用,最后,让墓主"说话"与巧用"第一人称"相结合的手法,这些都使苏轼的墓志铭类散文呈现出独特的创作构思。

论曾巩的“以史笔为墓志”

曾巩墓志写作在人物个性提炼、书写笔调和写作期许上有浓厚的史学意识,他继承韩愈、欧阳修以史笔为墓志的路径,以实绩弥合了理论和实践的差异。欧阳修、曾巩墓志写作的实录、简洁原则,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而形成"欧曾笔法",为宋代墓志写作奠定了基本范式。

流散唐代墓志所见唐人著述辑考

唐代墓志记录了唐人著述相关真实历史信息,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随着唐代墓志陆续大量出土,学者们不断利用新出土唐代墓志对唐人经籍艺文加以补阙纠误。依据洛阳近年流散唐代墓志,搜求辑录唐人著述24种,并略加考述,以期有所裨益。

南朝墓志文体的文学化进程考察

综合传世文献引录与建国以来新出土的南朝墓志资料,系统考察南朝墓志文体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南朝墓志在其发展定型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和审美特征,墓志作品日趋呈现出文学化的创作倾向。如果把这种现象置放于南朝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去思考,则可以发现,南朝墓志文体之所以呈现出文学化倾向,与南朝葬制的变革、墓志文体承载功能的变化、勋贵与文人的积极参与,以及时代文风的变化等有着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