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判决书语言运用中规范与习惯的冲突

判决书作为极其重要的公开性审判文书,制作时对语言的规范性有极高的要求。然而,现实实践中裁判文书语言运用背离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民事判决书,其制作的不规范现象极为突出,极大地影响了文书的质量。本文主要从词汇的标准化、语篇方式的书面化、句意的严谨性等方面探讨民事判决书语言运用的规范化问题。

两岸三地刑事判决书语言情感度比较

导入语、判决语、引用语三方面所用语言情感色彩在两岸三地刑事案判决书中是不同的。刑事判决书语言的情感序列为:香港>澳门>台湾>内地。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传统文化与法系影响;对法权实现途径的语言认识;语言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体现的人文关怀。内地刑事判决书应当汲取港澳台三地刑事判决书的长处,为建立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论判决书的潜在功能——从刘涌案谈起

判决书在现代社会承载着重要的功能:确保判决的正当性与权威性,缓解社会矛盾;遏制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提高法官素质,造就优秀法官;推动民众参与司法,促进司法民主化。要使判决书在我国发挥上述潜在功能,还需现实的努力。

刑事速裁程序的实证研究——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为例

刑事速裁程序是一种新的诉讼机制,通过判决书可以分析出该机制的运行状况。以适用速裁程序和不适用速裁程序的危险驾驶罪判决书为样本,在强制措施、刑罚、公正与效率、拘役刑期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数据统计和对比分析,反映出判决书的主要问题是公正与效率呈现碎片化景象。这可以通过判决书的繁简分流与说理改革来探讨适用速裁程序的填空式判决书制作模式,并可以倒逼速裁程序的正当化设计。

民事判决书中的证据分析

民事判决书是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后作出处理结论并维护法律尊严、保障民事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书。为使当事人服判息讼和增强社会效果,它应当具有很强的说理性。说理的方法之一,就是对诉讼证据加以分析。民事判决书中的证据分析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但在我国当今司法实践中,这一工作做得并不理想,因而需要加强和改进。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的样态及检讨——基于对香港终审法院中文判案书的文本量化研究

通过对香港终审法院中文判案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香港终审法院适用基本法的主要司法目的是香港居民权利保护和维护特区在法律领域的自治权力;进一步就司法主权、宪法渊源和法律关系三个关键主题对判案书进行文本挖掘可以发现当前基本法司法适用的宏观样态及其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当清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司法心态,反思全球法律主义倾向,行政主导的权力格局需要重新确立,人大应当积极维护法律主权,并要建立健全的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论民事抗诉审查的中心

对法院原审裁判和案卷进行审查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审查的中心,这是有其法理学基础的,也是解决目前抗诉审查中各种难题的最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其具体体现为:以书面审查原审裁判和案卷为基础,审查依案卷中的材料可否得出裁判的结论,并以此决定对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的审查,决定是否自行调查,最终决定是否抗诉。对此,立法上应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卷权,以保证抗诉监督目的的实现。

“禁止篡夺公司机会”实证分析

以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相关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宏观上,相关案件数量有上升趋势且案件多分布于经济发达地区、涉案公司几乎均为有限责任公司、案件的胜败诉率基本持平。微观层面而言,立法上竞业禁止义务与禁止篡夺公司机会的暧昧关系影响了实务对后者的认定;具体在认定公司机会时,法院会考量第三人意愿与公司意愿、经营范围、公司能力、公司付出实质努力及公平原则等因素;而对篡夺行为中的利用职务便利,则通过获取商业机会的时间、是否利用公司资源等因素来判定。

唐代判文文学化的内在机制与文化意味

唐代判文体现了文学、法律与考试三重面相,最终实现了从实用文体到文学文体的转化。三种面相的纠缠,尤其是判文的考试、法律属性,形成了叙事性、虚拟性、开放性和情感化等文学特征,这是促使判文文体转化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文学化过程中,非文学的因素起到关键作用。判文向文学文体转化,有着深刻的文化意味:它意味着中国文学中原先“作文为己”的文学变成“作文为人”的功利实用文学后,一些文体又向自主自发的创造性文学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功利实用属性促成的,其中隐藏着自我突破、解体和变异的因子。在转化了的“判文”中,可以看到对政治权威的脱离与解构,也可以看到正义精神和人文意蕴在文学中的渗透与增强。

法律裁判文书的语言生态伦理分析

法律和语言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语言生态伦理视角分析法律裁决文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广泛而深入的分析,笔者发现,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诸多语言问题相对突出,很多法律裁决文书撰写者的语言生态伦理意识相对还比较薄弱,相当数量的法律裁决文书的语体要素适宜性普遍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不利于向社会公众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不利于推动社会公众真诚信仰并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改善法律语言生态环境,需从改善语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