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所见唐代城主新议

关于城主一词的含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所知有关城主材料多见于唐西州。本文主要从吐鲁番地区旧有和新出的唐西州文书、墓志出发,考辨出唐西州存在着县以下、里以上,乡一级的城主。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唐代乡里运作机制的考察,进一步讨论了城主的职掌。本文认为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所见城主并非传统认为的乡长,而主要是在乡城中负责守城、防御和城内治安等事务的下级官吏,具有一定的权力,又形同色役,是敦煌、西州两地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与唐代乡里制度相交融的产物。

论里正在唐代乡村行政中的地位

乡里制是唐代乡村基层行政制度。里正掌握着诸如户籍管理、赋役征收、治安管理等乡村基层行政权力;里正要到县衙有关部门当差,这是里正的上值制度;里正的任用、考核和职掌运作都由县级政权直接管理;里正的职掌是通过符帖和牒运转的。里是唐代乡村社会的中心,里正是唐王朝政府对乡村实行管理的首要执行者。

试论古代中国“县政”之弊

古代中国的"县大率方百里、人口万户",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由于它远离国家政治中心,同时又受制于地方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成为存在制度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农民最直接、社会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变态的"尾大不掉"问题。

里坊制解体与北宋东京城市防御体系探析

作为城市防御和管理而形成的里坊制度,其解体是一个综合因素作用的过程,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商品经济的影响。从北宋东京城市防御体系的角度出发,主要探讨战争、城市管理、城市治安等军事因素与里坊制解体的关系,指出厢坊制管理模式的出现是里坊制解体的首要标志。

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路径——读《中国乡里制度》

由于史料过于零散、缺乏 ,乡里制度本身缺乏规范性、完整性和系统性 ,又同赋役制度、宗法制度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所以 ,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的深化 ,有待于在研究的资料、视角、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赵秀玲著《中国乡里制度》一书 ,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但却留下了不少遗憾和可供商榷之处。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检视与构建

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至今,我国在发展基层民主,实现村民自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近年来,该法的预设目标和实施路径与我国三十年来乡村发展所形成的新格局格不相入。考察乡里制度的起源、变迁到村民自治的形成、发展等不同阶段的嬗迭过程,并结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制度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村委会定位矛盾、角色失衡、基层政权过度干涉等诸多弊端。对此,一部以全面规范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自治法亟待制定,可以从厘清自治的范围,复位村民的个体自治,转变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努力,从而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和全面发展,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从“坊里”到“街巷”——浅谈唐宋时期街区开放的影响和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唐代"坊里制"街区、宋代"街巷制"街区和现代封闭式住区的城市结构和街区形态进行比较,分析历史上街区开放对城市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并总结出其对现代街区开放化建设的启示。

唐宋时期街巷制取代里坊制的成因分析

论述了里坊制的形成及发展,分析了里坊制在唐宋时期的瓦解与改革,并研究了街巷制进入历史潮流的成因,指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进步是促使里坊制度变革的主要原因,街巷制取代里坊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北魏洛阳城之“里”“坊”“乡”空间再探

本文主要探讨了有关北魏洛阳城中“里”“坊”“乡”空间的基本问题,并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就其时都城居民生存、生活之地域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辨.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北魏洛阳城里坊数目的问题上众说纷纭,笔者欲借此文,试作厘清.只有对北魏洛阳城内居民生存空间进行了解,我们才能对其间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所理解,才能就之后寺院等这类公共空间的蓬勃发展找到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

明代《西厢记》的评点系统

明代《西厢记》评点本达 2 0多种 ,它们有三个系统 :一是“李卓吾先生批评”系统 ,该系统又可分为三个小的系统。二是“徐文长先生批评”系统 ,除了《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西厢记》有新的批语外 ,其余五种“徐评”本内容相近。三是“糅合—考订”系统 ,以汤若士、沈伯英合评本和凌蒙初本最有代表性。

秦代行政体系中的里及其典、老

秦代的里老是制度化的里内管理者,其选任条件和方式以及在一些责任的承担上与里典一致。但里老始终没有独立于里典的职责,实际上是协助里典管理户数、事务较多的里,处于“副里典”的位置。典、老在制度上没有文书资格,民众可直接与县下乡、田诸官联系,其不具备多少管理职能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主要是为里内民众提供担保,并协助上级处理具体事务。里在行政体系中的位置,既像国家职能向下渗透的一级单位,又像什伍制度逻辑的延伸,但事实上是一种差役。

秦代乡里编组的形成:聚落设计与行政体制

在秦代国家的制度设计中,里是百户以下、有垣墙的聚落。里的户数与垣墙两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在长期的民众自发需要与国家塑造交互作用下,秦代存在不少偏向垣墙本位的封闭聚落,以封闭之里为国家统治的基本单位。由于民众已走向散居,乡作为管理人户及其附着地域的官,必须依就近人户所居之里的原则设置,而非简单以面积或户数为标准。在远离县邑及其附近仓、田诸官的离乡,只能由乡代行管理垦田、廪食等本属于其他诸官的职能,具备了后世政区特点。这一政区化趋势的起点在于秦代里的地域性与就里设乡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