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安庆府志中的“乡贤”书写及其演变

方志中的“乡贤”篇目是统治者推行教化、把控地方风俗而建构的重要篇目之一。明清安庆府志中多设有“乡贤传”,其主要书写特点体现在乡贤群体构成以及乡贤形象的书写模式之中。由明至清,安庆府志中“乡贤传”中的乡贤形象也有着相应的变化:清代书写者更加注重对乡贤的“理学”“忠义”形象的书写;随着时间的推移“乡贤”篇目承接了一些来自其他篇目人物的迁移。究其原因,乡贤传记文本的书写特点与变化是中央统治者施加社会教化的产物,地方书写者也逐渐接受了中央统治者的“规训”与“兼并”,并以教化为目的来书写地方历史。

明代贵州地区乡贤的选拔褒奖分布特点及社会作用

明代贵州地区独立建省推动了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壮大了当地的乡贤群体。为了选拔符合当地社会发展的乡贤,贵州地区形成了由推举、复核以及审批组成的乡贤选拔程序,出现了推举、恩诏以及赐祭三种褒奖方式。贵州乡贤广泛分布于贵州布政司下辖府县、土司与贵州都司下辖的卫所中,其中卫所区域分布的乡贤人数多于府县区域,且越靠近交通干线和经济繁荣区域的乡贤人数分布越密集。这些乡贤作为推动明代贵州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教化士民、稳定当地社会秩序的同时,发挥着联系国家与地方社会的重要作用。

新乡贤治村的理解模式构建:反思与出路

构建合理的理解模式来把握新乡贤治村的社会历史实质,对于优化乡村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具有特定意义。在深入反思精英主导、社会资本、经纪代理和行动网络四种典型理解模式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种关于新乡贤治村的乡村公共领域重塑理解模式。在乡村公共领域重塑理解模式下推进新乡贤治村,需要坚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公共权威与社会权威、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树立整体重构与系统生成观念,不断拓宽新乡贤及其组织养成路径,完善新乡贤治村运行方式,强化新乡贤治村合作体系,优化新乡贤治村事务治理结构,以推动乡村振兴向纵深发展。

中药熏洗发汗法治疗风寒束表证外感发热204例

目的观察羌桂香仙汤熏洗治疗风寒束表证外感发热的疗效。方法对204例患者使用羌桂香仙汤足部熏洗约20min,并观察其临床疗效。结果低热组(77例)总有效率为62.3%,中度发热组(100例)总有效率为91.0%,高热组(27例)总有效率达96.3%。结论羌桂香仙汤足部熏洗治疗风寒束表证外感发热疗效良好。

“乡贤”人格及其养成——《围炉夜话》乡贤思想析论

从乡贤人格及其养成这一视角出发,对《围炉夜话》中的修身思想予以系统的梳理和解读,发现作者心目中的乡贤人格具有三个核心特质:厚道的道德品质、超脱的人生境界与忠恕的处世之道;并且作者还提出通过自省谨慎、榜样学习,躬行实践、积德行善、逆境磨砺、自然陶冶的方法培育乡贤人格,这将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文化生态视域下乡贤参与乡村旅游意向的区域差异与影响机制研究

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省外乡贤为研究对象,探讨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行为意向和角色类型选择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得分的差异不显著,角色感知略大于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第二,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的闽南区域内部差异不显著,角色感知的闽南地区内部差异显著,厦门市受访者乡贤角色感知平均得分小于漳州市;第三,乡贤角色类型选择闽南区域内部差异不显著,参与实干并不是首要选择,受访者希望创新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第四,乡贤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对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因素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第五,空间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乡贤参与乡村旅游角色感知、影响因素和行为意向得分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导乡贤参与乡村旅游,不仅要提高省外乡贤个体角色感知水平,特别是意识—技能方面的角色感知,还要关注影响乡贤参与乡村旅游的内、外部因素,特别是要营造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与氛围。

朱熹的“理”:“所以然”还是“所当然”——以李相显、唐君毅的观点为中心

民国时期出版的李相显《朱子哲学》对朱熹的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故分别作了阐述,尤其强调在朱熹那里,所当然之则比所以然之故更为重要。同一时期唐君毅发表的《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以及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更是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并且认为,只有从当然之理入手才能说明朱熹的"理先气后"和仁之理以及生生之理。这些观点既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从逻辑的所以然之理入手诠释朱熹的"理",但又认为朱熹的"理"实际上混同于伦理的当然之理,也不同于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主要是所以然之理,因而减杀了其道德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李相显、唐君毅强调朱熹的"理"主要是当然之理,对于今天深入研究朱熹的"理"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关系,建构朱熹的哲学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乡贤回嵌乡村治理的困境解构与消解策略——基于粤北连山县M村的个案分析

基于粤北地区连山县M村调查,依托嵌入式理论结合乡村社会治理特质,构建“嵌入-治理”分析框架,解构新乡贤回嵌乡村治理的嵌入逻辑与共生关系。结果表明:M村新乡贤作为嵌入乡村体系的新治理变量,在乡村治理场域中链接外部资源、集聚内生动力、重塑乡土公共权威、修复乡风良俗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同时也面临深嵌阻滞、容嵌欠缺等现实困境,对新乡贤的回嵌效应产生影响。据此,建议通过对嵌入本体、文化与组织的内部重嵌提升嵌入深度;优化制度、机制与技术的运转以补足外部容嵌能力;打造长效可持续的深度嵌套协作网,以期助力各治理主体在互嵌中形成合力,改进乡村内生权威秩序,取得共建共治共享的善治格局,促进基层治理有效达成。

《史记·项羽本纪》襄城地望纠误与考实

襄城是秦末农民起义中项羽攻打并制造第一次坑杀事件的城市。襄城在哪里,唐人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注、张守节《正义》均注为颍川郡襄城或许州襄城(今河南襄城)以来,至今沿袭无异义。通过军事史实、交通、地理环境及地名诸方面研究可以肯定,今河南襄城并非项羽所攻之襄城,《索隐》、《正义》所注谬误,清代迄今学者未得深究。项羽攻打之襄城应是秦朝泗水郡治相县,位于今安徽淮北市。襄、相音同义近,可以互训通用,河南襄城改称过相城,安徽相县也曾有过相城、襄城的地名。

乡贤在传统社会的历史形态及其差异

乡贤为时下兴起的概念,但是在传统社会中却早已存在了,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在先秦时期表现为"乡师""乡大夫",在秦汉时期表现为"三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为"名士",在科举兴起的隋唐以后表现为"乡绅",前科举时代与科举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原乡贤文化的传承发展探究

中原乡贤文化是植根于中原乡土社会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它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文化力量。摒弃中原乡贤文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立场,传承并发展其优秀成分,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因此,要直面中原乡贤文化传承中所面临的时代境遇,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中原乡贤文化的优秀资源,培育适应中原乡村发展的新乡贤队伍,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保障。

老子县籍考实

老子是先“相县人” ,而后“苦县人”。“相县”、“苦县” ,其县籍称名虽有变化 ,而实际指一地 ,即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辖地。所谓“老子为沛人”、“老子为涡阳人”

“接点治理”:村委会的治理危机与乡贤的补充机制——以重庆市永川区为例

国家的正式制度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这使得在地方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需要存在一个接点中间层,以此减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村委会因其能够有效完成上传下达的任务而成为这一接点的典型,但近年来,村委会逐渐脱嵌于普通村民,遭遇治理危机,急需新的治理方式对其进行补充与完善,乡贤成为又一接点的探索主体。通过重庆市永川区的案例,探讨乡贤治理所具有的民主机制、调解机制与监督机制,并为乡贤作为村委会的补充机制介入村庄治理提出进一步的完善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治村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

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时期下,积极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一条以结合历史上乡村治理经验和新时期乡村治理需求而达成的一种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近些年我国不少乡村社会遭遇着治理主体疲软化、治理资源薄弱化、集体经济空壳化、文化秩序偏差化等治理困境,'新乡贤'作为现代化语境下'乡贤'的新表述,凭借自身的优势可合乎乡村治理的现实性需求、深化乡村治理的内生性基础、夯实乡村治理的经济性基础和传承乡村治理的历史性传统。但是,因制度规范的缺失与多元治理体系的不足、组织机构的缺位与治理主体认知的偏差、利益诉求的相左与民主协商层次的薄弱、治理理念的差异与文化娱乐追求的错位等成因,使得新乡贤治村面临自身与村委职能边界模糊、参与诉求与参与结果反差、自主性与体制约束性摩擦、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矛盾等现实困境。为此,基于以上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下新乡贤治村困境的纾解策略,以期为改善新乡贤治村的治理生态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美好蓝图提供理论参考。

纠纷解决的新乡贤范式

纠纷是社会运转中的一种反常态现象,是社会结构中的各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组织之间以及不同的组织之间以争执或矛盾为外在表现的社会现象。在乡村场域的纠纷解决中,由于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与制度理性建构的失调、国家政权建构与民间权威之间的冲突以及乡村契约关系与互惠关系之间的交错,导致了村治困境;而新乡贤参与、主导纠纷解决,作为在新时代乡土社会中新的调解表现形式,在纠纷的解决中有着独特的实践价值与文化解释。本文首先通过人类学视域梳理纠纷与纠纷研究的进路,阐述纠纷解决的方式、分析乡贤的历史脉络和当代价值;其次在重新定义“新乡贤”的基础之上,着重解读作为解决纠纷方式的新乡贤范式的利弊得失;最后得出结论,应在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中发挥新乡贤的调和作用,在乡村场域纠纷解决中发挥新乡贤的调解功能,在契约关系与互惠关系中搭建有效沟通的桥梁。

民间机智人物故事与新乡贤培育研究——以洽湾机智人物胡乔仂民间故事为例

民间故事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一个民族或地域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当下新乡村建设过程中,它们已走进"村史馆"或同类性质的村落文化空间,对乡村社会治理起着重要的智力支持和文化引导作用。民间机智人物故事作为民间故事的一个分支,学界对其内涵、意义及当下的价值还探讨不深。通过对洽湾机智人物胡乔仂的民间故事的分析,得出:机智人物是"箭垛式"的广大民众集体智慧的化身;机智人物的行为逻辑是广大民众被压抑的日常行为逻辑的狂欢式的表达;新乡贤的培育重视机智人物的智慧就是突出广大民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广大民众的主人翁意识,培育真正体现广大民众利益的新乡贤。

乡村治理的困局与新时代乡贤文化重构的意义

乡贤文化蕴含了农耕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信仰和精神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地域特点又具有民族共性的社会治理经验和智慧,对于当下转型期的乡村治理和乡村文化建设依然有其可资借鉴的积极意义。文章从乡村治理的问题与困境出发,阐述传统乡贤文化的历史功用,着力探究新时代乡贤文化重构的意义。

话语权视角下传统文化在阅读推广中的作用与意义——以乡贤文化为例

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基于话语权视角,本文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与构建图书馆话语权的关联,并以乡贤文化为例,分析了乡贤文化对促进阅读推广的作用与意义,以期提升图书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价值与影响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乡贤文化建设探析——以吉安市为例

乡贤文化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与独特历史作用的一种传统文化。乡贤文化对发展和繁荣乡村经济、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引领和培育乡风等方面,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中,要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乡贤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和发展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新乡贤文化,为顺利推进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各项目标任务而凝聚起广泛的人才、文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资源与力量。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浙江乡贤模式——基于浙江上虞经验的探索

乡村振兴是一项战略系统工程。围绕乡村振兴,乡情乡愁这一纽带不仅可以集聚一方的各界精英人士,而且可以反哺家乡社会经济发展。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是“中国乡贤文化之乡”,近年来,上虞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汇聚全社会力量,搭建平台,建立机制,营造氛围,畅通渠道。在实践中,上虞以乡贤研究会为依托,不断创新乡贤工作的多样性,逐渐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城乡内涵式发展,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这一系列经验值得学界深入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