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亮的中国风儿童绘本艺术语言

熊亮是以中国风进行儿童绘本创作的当代插画家之一。他的作品从中国传统艺术中汲取笔墨造型的形式意趣,并注重传统与当代插画的艺术结合,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个人风格,为中国本土儿童绘本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熊亮儿童绘本创作的背景分析入手,通过列举其绘本代表作品,并将其他艺术类型和艺术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从媒介、造型、色彩及空间4个方面,对熊亮儿童绘本作品的中国风艺术语言特征展开探讨。

熊梁进步党内阁的成立与失败

二次革命期间,进步党处于北洋派和国民党竞相争取的有利地位,获得了上台组阁的机会,经过许多曲折,终于成立以熊希龄、梁启超为核心的新政府,立宪派第一次掌握了部分中央政权。新内阁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政方针,但也副署了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的命令导致国会解散。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袁世凯利用承德盗卖文物案胁迫熊希龄副署,本文经过考证认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熊、梁等进步党内阁派早已存在开明专制思想,而且对民初议会政治实践不满,他们希望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走开明专制的道路。但是在国会解散后不久,失去支持的熊梁内阁也在北洋派的压力下黯然倒台,标志着这种依附性的开明专制道路完全破产。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论哲学特质——早期新儒学的思想特点

新儒学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早期思想奠定后来发展的核心,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提供了主要的思想框架,梁漱溟从中西印思想的比较中得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熊十力进一步将之归为哲学本身的本体论特质,并认为这一特质只为中国哲学所体认,冯友兰进一步从哲学与科学的不同肯定了哲学的特质。三大家的思想对于新儒学的思想形成具有根本性的贡献。

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

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余英时等对梁漱溟的新儒学思想予以较多关注,包括对梁漱溟新儒学的核心义旨、理论建构和梁漱溟的人格特质、学术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厘清和思考。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对梁漱溟及其思想的解读、评价不仅与他们的学术旨趣相契合,而且浓缩了他们对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态度和立场。剖析现代新儒家视界中的梁漱溟,既提供了一种解读梁漱溟新儒学的样式,又成为一面呈现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学术理念的镜子。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中心与融合创新——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例

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的主题是中西文化的冲突、调和与融合创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说是中学在吸纳西学过程中的重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文化价值如何,如何进退?怎样去评估中西文化的优劣?中国传统要不要发展,如何发展?西方文化要不要吸收,如何吸收?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的问题。针对当时文化上顽固守旧与过度西方化两种倾向,梁漱溟、熊十力提出了“益欲中心”、“生命本体”说,他们从“昌明东方学术”着眼,强调立足本土,化合中西古今,创新中华文化。

CA724、CEA和C-反应蛋白定量联合检测对诊断胃肠道恶性肿瘤的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血清CA724、癌胚抗原(CEA)和C-反应蛋白定量(CRP)联合检测在胃肠道恶性肿瘤诊断的价值。方法采用电化学发光技术检测在恶性肿瘤组30例和正常对照组15例患者血清中的CA724和CEA的含量,同时使用放射比浊法检测CRP的含量。结果CA724、CEA和CRP定量单个指标诊断消化道恶性肿瘤的敏感性分别为60.0%(18/30)、40.0%(12/30)和63.3%(19/30),特异性分别为100%(15/15)、93.3%(14/15)和86.7%(13/15);三个指标联合检测的敏感性为86.6%(26/30)和特异性为86.7%(13/15)。其中三者联合检测敏感性显著高于单一指标检测(p<0.05)。结论血清CA724、CEA和CRP定量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胃肠道恶性肿瘤诊断的敏感性和有效性。

李杜与扬马关联论

李杜是称引扬马最多的唐代诗人,大致而言,李白多以司马相如自比,杜甫则通常与扬雄对应,二人在对先贤的称引中,也暗含了扬雄学习相如、杜甫追迹李白的一条对应轨迹。这一寓指大致是在天宝三载梁宋之游时形成的。从秦州开始,经巴蜀,杜甫完成了关于李杜高度的达成及自我体认,在这一过程,扬马作为李杜的寓指,对杜甫起了巨大的心理引导作用。

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教化意蕴——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现代中国最具圣贤气象的三大儒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遭西方文化挑战之际,秉持气节操守,赓续传统学术,从事了许多人文教化活动。梁漱溟建构起独到的人生哲学、文化哲学观和乡村建设理论,并尝试"为民族寻前途",进行了乡村教育实践。熊十力重建儒学本体论,延续中国哲学中关于生命、道德与伦理的基本价值与基本精神。马一浮继承了儒家"复性说",重新阐释了六经的内涵,以复性立人,传六艺之道,努力为国学传承与经典教育寻出路。三位先生在乱世中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和创新对今日建设具有中国气象的教育哲学仍有深远的意义。

儿童绘本中的水墨风图形设计研究——以熊亮作品为例

本文以水墨风图形设计表现手法为研究重点,以儿童绘本为载体,探讨水墨风图形设计的语言特性。以熊亮的儿童绘本作品为例进行分析,挖掘其表现手法在儿童绘本图形设计中的作用,梳理应用方法。通过理论研究,总结儿童绘本中水墨风图形设计特点及规律,为今后中国儿童绘本创作提供方法和依据,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培养儿童审美与认知能力。

性量二智:本心认识活动的“翕辟成变”——熊十力认识论研究

熊十力《之新唯识论》意图沟通本体论、宇宙论与认识论,然而,其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建构已相对成熟,作为认识论的"量论"却一直未及作。虽如此,但是其认识论的内容早已内涵于本体论、宇宙论之中,文章从"性智""量智"展开对其认识论的研究,揭示"量智"的源起,阐明性量二智的关系乃是相依相存、相辅相成的。从熊十力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阐发性量二智其实正是人之"心"的认识过程之"翕辟成变"的过程,由此可以理解熊十力对于人类认识活动本质的看法,他真正将人类认识活动看作是一个流行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亦可以明晰其对于知识,包括科玄关系的考虑。

熊十力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改造与转进

中国近代以体用范畴对中国社会出路的探索继“中体西用”与“西化”论思潮后,梁漱溟以“意欲说”文化哲学对“西化”论展开了再否定,但却重蹈了体用割裂的覆辙。此后,熊十力通过“本心”本体论哲学建构对梁漱溟的思想予以改造与转进,从而以体用一致原则构建了一种堪称“中体新用”的中西文化融合理论模式,在唯心主义路线上完成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辩证综合的理论任务。全面梳理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思想发展进程,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发展规律以及推进当代中国与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创新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破家”与“立家”:熊十力和梁漱溟的家庭观之比较研究

20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对思想文化领域更新的迫切需求,家庭问题一度成为学术界的集中关注点之一。中国知识界曾掀起过一场“家庭革命”,其中就包括早期现代新儒家内部的熊十力和梁漱溟之争。二人上应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下启后续新儒家的思索,在对家庭的立场、家庭对个人的意义、家庭对社会的意义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认识:熊十力侧重“破家”“革家”,梁漱溟主张“立家”“育家”。二人家庭观的分歧之因由主要涉及学术层面、政治理想和个人成长环境三个方面。对熊十力、梁漱溟二人家庭观的再讨论,一方面可重新引起我们对现代新儒家家庭思想的必要重视,另一方面可为当今再兴的家文化和家哲学论题,尤其是家庭伦理问题带来新的思考。

神秘主义与儒学的现代开展:以熊十力与梁漱溟为中心

熊十力与梁漱溟是新儒家里并峙的高峰。他们于“唯科学主义”思潮中,以个体英雄主义式的气概,提倡体认生命本体,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使现代儒学在“神秘主义”传统中开展。熊十力强调体用不二,为学要识大本。当吾人以“性智”内证,于日用践履之中涵养功夫,则本体明了,仁心显现。梁漱溟早期盛赞儒家随感而应的态度亦即“直觉”,以之为“仁”,后期以人伦情理发展出的“理性”范畴代“直觉”,直指自觉的无私情感,希望吾人反观自身生命,向上创造,使宇宙大生命充满生气。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放弃了自己的新儒学思想,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贺麟);二是以梁漱溟为代表,在坚持自己新儒学的一些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进行过利用和儒化;三是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坚持自己的新儒学思想,基本上没有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内圣外王”——近代学者对儒学精神实质的体认

"内圣外王"是近代学者梁启超、张东荪、冯友兰和熊十力对儒家精神实质的把握和体认。他们正是从不同的思想层面将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内圣外王",并分别做了鞭辟入里的精彩解释和演绎,对后世儒学的研究影响极大。本文通过对他们四人的代表著作和主要见解做一简要梳理和剖析,从而说明他们是如何经由一种实践哲学的方式和理路来探讨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

梁漱溟、熊十力从生命论至文艺观的分歧

梁漱溟早年以“直觉”论述生命的特征,但随后加以扬弃,思想学术发生了重要转变.转而以“无私的感情”提示人生修养的目标和方法,弘扬“中国人的理性”.他认为生命是一个通过修养达到自觉的过程,只有不断汰杂去执,方能洞见宇宙本体;但生命本身不具有本体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他与熊十力发生了重要的分歧,熊十力认为生命乃“一真之流行”,即流行即主宰,体用不二,生命具有本体的意义.二者呈现超越“五四”精神的两种思路.梁漱溟从“无私的感情”抽引出来的文艺思想,将文艺引向“高明”之境,对新文艺出现的重重弊端,痛下针砭,并指示价值的方向.熊十力对于“五四”新文化顺势承受而加以超越,其生命的文学观,展现人性的广阔视野.对于新文艺显示出来的单一“现代”价值观、功利主义等等,具有对症治疗、强化肌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