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的现代性发展之可能性研究

昆曲的现代性发展,首先是内容的创新与发展,主要就落实在昆曲剧目的建设上。其次,昆曲的现代性发展还要求表现形式的创新,在不失昆曲的艺术特征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昆曲的表演手段。

看似平易实艰辛——五四反思与王元化京剧观的形成

在王元化百年诞辰之际重温他的京剧观,特别有意义。他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京剧的振兴与发展所作的思考很有价值。他认为在道德观念上,京剧是中国文化大传统向小传统传播的媒介、载体;从表演体系看,京剧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比兴的思维方式、心物交融的抒情方式和在创作与欣赏中善入善出的行为方式,形成了"虚拟化、程式化、写意型"的完整体系。因此京剧的振兴与发展应当坚持在继承基础上创新的方针。王元化的京剧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主要是在"五四"反思的基础上,对"五四"新旧戏剧论争以及新中国戏曲改革实践进行反思的结果。尽管关于京剧改革的议题,王元化的思考尚有引而不发、破而未立之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沿着他的思考继续探索。

略论当代改造中国戏曲的三大社会工程

本文论说改造中国戏曲的三大社会工程:"戏曲改革运动"、"样板戏"创作和"精品工程"。这三大社会工程的历史政治背景不同,它们兴起的缘由和具体的操作方式迥异;但是它们其实有着相通之处——都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无前例可寻的政府行为,它们都影响了中国戏曲的发展方向,从而在几十年的时光里逐渐催生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新戏曲。这种新戏曲虽然普遍地被人们称之为"戏曲",但是其生产方式、艺术风貌和美学趣味均迥异于以前的传统戏曲。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传统戏曲(指其整体形态而非一些具体剧目)则是已经消逝。

《戏剧与影视评论》青年学者论坛(戏剧戏曲学专场)会议综述

2024年6月22日,厦门大学举办《戏剧与影视评论》青年学者论坛(戏剧戏曲学专场)。来自国内各大高校戏剧戏曲学博士生及青年教师参会并做主题报告。论题涉及戏曲文本分析与文献研究、戏曲政策读解、中外戏剧史论与史观、戏剧现代性与剧场变革等多个领域,由此聚焦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互鉴,透视传统到现代的移易迁变。

重写与重构——近四十年戏曲史书写嬗变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戏曲史书写,走过了从重写到重构的历程。首先,四十年来已出版的戏曲通史,无论从数量与质量、形式与内容等方面来看,都充分体现了思想观念大解放,学术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与鲜明特色,成为这一时期的学术制高点;其次,戏曲断代史的书写,尽管数量略少,但学术含金量却绝不逊色,呈现出学术精品叠出的特点;第三,与戏曲通史和戏曲断代史的成就及特色相比,戏曲专门史的研究可谓异军突起,成果斐然。戏曲专门史的大量出现,正是四十年来戏曲研究不断细化、实化、深化的结果,并从某种意义上重构了戏曲史研究多元化的新格局。四十年来的戏曲史书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就不容低估。然而,无庸讳言,问题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未来戏曲研究的趋势,或许仍然会沿着多元化的格局继续拓展并深化。戏曲本体研究应是重点所在;空间维度的介入,或者说系年与系地的融合,或将成为戏曲史书写模式的另一种选择。

戏曲的三种身体:“戏改”中的跨媒介化与再媒介化

过去关于新中国初期戏曲改革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化史的体制改造与文学史的剧本改编。本研究从表演理论和媒介理论入手,将"十七年"戏曲改革视为一场身体的变革。"戏改"重塑了三种身体:演员的身体、角色与行当的身体,以及由戏曲电影的摄影机所捕捉的媒介化的身体,应和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时代强音,戏曲演员积极探索锻炼、寻找表达身体的新方法。与此同时,如何对传统剧目去芜存菁,使角色、行当的精神、形象、唱念做表符合社会主义新文化、新人的理念,也成为戏改的另一核心。这一时期关于戏曲电影的探索,也使得戏曲的身体有意识地回应了媒介技术的需求,并与之交流、互动,实现从戏曲舞台到电影银幕的跨越。文章以《十五贯》(1956)为个案研究,通过思考"跨媒介化"(intermediation)里不同媒介的互相影响,以及"再媒介化"(remediation)中新旧媒介的斡旋交互,探索不同媒介间的互动与张力如何为戏曲的身体生动赋形。

新文艺的介入和旧传统的新生——“戏改”过程中梨园戏的抢救

十七年"戏改"过程中,国家、民间、个人,传统与反传统的纠葛远没有像一般性的历史大叙事那样表现得壁垒分明,如在梨园戏的抢救领域,可以看到相对精英化的传统如何与国家话语结盟,共同抗拒舍弃民间力量。已经在民间戏场没落的梨园戏在"戏改"时"重获新生",极力还原、接续古典精雅的士大夫文人气质并确立为剧种品格,同时,倾力整理改编传统戏,文本、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均十分强调剧种传统与剧种个性。新旧合作,新文艺工作者的强势介入和没落传统的新生,在梨园戏的改造过程中奇迹般地结合在一起。梨园戏坚守剧种传统、以继承为剧种剧团存续主轴在"戏改"时相当独特,对梨园戏及福建戏曲的当代传承发展具有独特价值及启示意义。

莆仙戏《团圆之后》文本创改始末

莆仙戏《团圆之后》历经"初稿本""选集本""文艺本""《剧本》版""电影本""修订本"六个版本才最终成型。该剧不像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反映主人公对旧伦理的正面斗争,而是通过旧阵营的自我反叛暴露旧制度的内在悖论。对编剧而言,技术难题就是要让自我决裂的过程合乎逻辑。历次修改都围绕着如何实现合理转变而展开。无论是使矛盾关系保持一个适度的状态,还是在兼顾观众审美趣味的同时令人物形象真实可信,抑或是明确主人公变化的阶段,实际上都是为了呈现清晰、顺畅的毁灭过程。专区、省、全国三级会演机制无疑为《团圆之后》的创改提供了可能,而各界针对文本的批评则是诱发一系列修改的导火索。

“戏改”的政治与艺术理念探源

“戏改”是中国戏剧有史以来最为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始于1948年末,大致终于1956年中,其内涵在1949年7月下旬经历了从“旧剧改革”到“戏曲改进”的变化。支持“戏改”的理念非常复杂,在政治方面,它包括艺术功能上的工具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革命”话语;在艺术方面,包括从欧洲古典主义的情节整一性、现实主义的表演真实性理念和浪漫主义对资本与商业的批判等等,最终归结为戏剧完整性和精致化的追求。但这些驳杂的观念基本上是外来的,“戏改”的进程就是这些外来观念与本土传统之间博弈与妥协的结果。

主题提炼·人物提升·舞台呈现--粤剧《搜书院》经典生成的三次进阶

1956年5月,广东粤剧团带着全新改编的《搜书院》进京演出,这次演出让广东粤剧以崭新的面貌进入国家领导人和戏剧界专家学者的视野。自此,《搜书院》成为一出改变粤剧命运的经典之作。通过三次打磨,《搜书院》被打造成当代戏曲的力作:先是在主题提炼中表达“人民性”的政治美学诉求,其次在人物提升中完成典型的塑造,最终通过演员体会人物打通案头与场上,呈现为精彩的舞台表达。上述三次进阶注定《搜书院》会得到主流话语的肯定,其也因此完成粤剧发展史上超越时代意义的经典剧目的蜕变。

20世纪50年代上海戏曲业制度改革考述

1949年上海解放至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上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展戏曲改革运动。针对上海的城市特点,执行者将戏曲业的制度改革定为此阶段戏曲改革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通过建立行业的组织制度、改革院团的管理制度、设定国营与私营院团间的等级制度,上海实现了对戏曲业的精细管控。上海戏曲业的制度改革,改变了百年来戏曲的市场化运行规则,让政治正确而非经济效益成为戏曲业一切活动的指挥棒。对戏曲业而言,此轮制度改革的历史作用和意义重大,但持久影响值得深思。

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新编戏命运的回顾与反思

当"戏改"纲领将想象中的"旧戏"拟定为唯一的潜在改造对象时,它事实上面对的却是基于农业文明的"古典戏剧传统"与基于城市文明的"现代戏剧传统"相混杂的局面。在框架性的偏差与历史性的认识局限下,立足于都市剧场和市民文化的"现代戏剧传统"在"戏改"过程中遭到了有意无意的否定、忽视,乃至遗弃。这对1938年姚水娟改革以来刚刚借助全新创作和演出模式走向兴盛的越剧造成的影响尤其显著。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新编戏命运的重新审视,有助于反思"戏改"理论设定中一些有待厘清的问题并重新考量"现代戏剧传统"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