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江西知识人公共交往、传播媒介实践与思想认同的个案——胡先骕、王易交游考述

胡先骕与王易是江西近现代著名的知识分子。两人因乡缘、学缘等多维的社会关系而交游密切。两人在1930年代共同参与著名思想文化刊物《学衡》的编撰工作,抗战情境下把《学衡》精神扩大传播到江西,创办《文史季刊》。胡先骕与王易在诗词创作理念、文学观念、教育观念、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等方面高度契合。胡先骕与王易的交游,是近现代江西知识人公共交往、传播媒介实践与思想认同的一个典型个案。

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复调的声音:五四时期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

在阅读史的视角下,五四时期学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新文化派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强调它的革命性意义;东方文化派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批评胡适轻视人生观问题;学衡派从中国文化出发批评胡适的疑古与诋孔。实际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阅读与反响深深地与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争论纠结在一起。文化观的差异导致它的学术反响也呈现出复调性。更为重要的是,围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不同声音,不仅揭示了文化观念的差异性,更凸显了著作的生命力。

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与“洋务派”渊源探析

“学衡派”与“洋务派”的渊源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忽视。事实上,两派的渊源在多方面均有体现。从阅读经验与人际网络来看,曾国藩、张之洞等人的著作构成了“学衡派”阅读的重要文本,“学衡派”与“洋务派”后人及其门生故旧亦多有来往。在身份认同方面,“学衡派”继承了“洋务派”所代表的士大夫意识,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其士大夫情怀往往融会在学术研究当中。在文化立场上,“洋务派”更为重视“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学衡派”则更强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呈现出从“伦理”到“道德”的转换。在文学主张上,两派均强调“文以载道”,推崇古典文学“,学衡派”尤为重视引介西方古典主义文学思想。总体而言,从“中体西用”到“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转化,代表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一条重要路向。

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

《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在“昌明国粹”方面,《学衡》派不同意自由派的“弃旧图新”,更不同意激进派的“破旧立新”,而认同于以“存旧立新”、“推陈出新”或“层层递嬗而为新”的新人文主义;在“融化新知”方面,《学衡》派反对“窥时俯仰”、“惟新是骛”,强调摒除西洋文明根据其特殊之历史、民情等为解决一时一地问题而发的部分,而寻求其具有普遍永久性的、真正属于世界的西方文化。在古今中西的坐标上,《学衡》派一方面不同意革命论和进化论,与激进派和自由派相抗衡;另一方面强调变化和发展,因而超越了当时的旧保守主义;在引介西学方面则以全面考察,深及根底,取我所需,抛弃长期纠缠的“体用”框架而独树一帜,成为2 0世纪初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

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分别服膺生命哲学与新人文主义,代表了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同中有异。其同,包括反对"科学万能"论、肯定宗教的价值、倡言"合理的人生观"和主张中西文化融合等。其异,则包括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有认同、参与和公开立异之分;于"合理的人生观"的具体内涵,存在强调个性发展、本能发舒与强调"以理制欲"的深刻分歧;于中西文化融合,又有着眼于东西文化之别与突出人类共同的人文主义精神之不同。20世纪初年国人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并存,正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其同进一步扩大了反省现代性思潮的整体声势与影响,其异同样形成了某种张力,从而使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获致深化。

从《湘君》与《学衡》的离合看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

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的刘永济为中心,以"学衡"这一宽泛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为参照,以《湘君》与《学衡》的离合为焦点,旨在揭示刘永济的辞章家风范。刘永济之于《学衡》,始终扮演支持者、追随者的角色;而在《湘君》的话语空间中,他则有着更为自主的文化姿态。《湘君》与《学衡》一重创作、一重学术的差异,刘永济等的清高自持与吴宓等的斗士风范的差异,有助于我们亲切把握刘永济作为辞章家的气质。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陈寅恪及学衡派诸子眼里的杜威

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宓、梅光迪和陈寅恪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关于新诗形式理论的构建 ,缘起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隶属于新古典主义思潮 ,其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以闻一多、邓以蛰、梁实秋这一“三套马车”群体为主 ,在 192 6— 193 1年间掀起了一股新古典主义思潮。只有把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建构纳入这一思潮中考察 ,才能探明缘发的起因 ,才能符合新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白璧德人文主义及其对当下中国发展的启示

白璧德通过对其所处时代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批判了科学人道主义与情感人道主义两种过度的自然主义,同时阐明其人文主义思想。白璧德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与学衡派有着不解之缘。随着新世纪对《学衡》研究的升温,白璧德思想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意义也逐步凸显。

对峙的意义:从理解《学衡》到反思五四文化激进主义

在以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为制导性力量的文化现代转型期,《学衡》以一种异质性思维与之构成了独特的历史性撑拒力量,激进与保守以对峙又互补的关系共同形成了文化发展的合力,既保证了文化现代转型不可或缺的突围性力量,又保证了现代性在实现过程中的自我矫正与补偿。作为一对共生的价值范畴,二者只有在理解对方的同时才能全面理解自身。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反思现代性:吴宓新人文主义文化观的价值与局限

中西古今之争是晚清启蒙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核心命题。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主要代表,往往被看作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和对立面,但吴宓却自我表白是"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的"。那么,吴宓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张力和冲突何在?他所主张的新人文主义对于反思现代性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学衡派为何不能进入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主流?本文从吴宓所倡导和践行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和教育观两个方面求解,并以此揭示吴宓的学衡主张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社团运作与中国新文学的文派制衡格局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各种文学社团的文派制衡有密切关系。多元化的文派制衡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高起点运作的格局。当传统旧文学作为强势文化占据社会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学必须结成具有现代内涵和反抗精神的文派对旧文学提出制衡的要求和自我发展的意向,于是,《新青年》社、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潮社的组成又有了新的意义;当新文学对于传统旧文学和通俗文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成功占据了时代文化中心的时候,新文化在时代潮流的推涌和世界洪流的裹挟中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话语霸权,虽然根深蒂固但已经边缘化了的传统文化也必须形成或者借助一定的文派力量才能够发出反抗的声音,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甲寅派、学衡派,甚至倡导整理国故备受新文化责难的努力社,以及从一个特别的方面客观上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进行文派制衡的鸳鸯蝴蝶派,都具有了另一种价值。甲寅派对于激进的汉字拉丁化的遏制,学衡派提出将白话和文言都当作现代文化建设的价值成分,鸳鸯蝴蝶派在文学的市场化方面给予新文学可能的制衡价值,都应得到公正的估价。同时,新文学内部也会出现不同文派相互砥砺相互约束的局面,这样才能保证新文学的丰富与繁荣。而所有这些文派都不可能依靠个人的单枪匹马可以运作成功,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

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之所以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文化派别,主要是因为其重要思想特征就是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被认为是反对新文化。其实,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新文化,而在于如何建设新文化;不在于革新还是守旧,而在于如何革新;不在于拒绝还是引进西方文化,而在于应在什么原则下进行。从学理的层面分析,二者的理论各有得失。

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学衡派

五四时期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 ,亦为现代性的正向趋势 ;但它淹没了人文精神 ,即学衡派所揭示的以“物质之律”代替“人事之律” ,也呈示出现代性的负向趋势。学衡派批判科学主义、回归传统文化 ;批评科学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 ;反对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 ,我们不能仅从对历史前进的反动这一视点予以裁断 ,在另一维度上 ,它实质上也是对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反思与调整。

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视阈中的“学衡派”和保守主义思潮

本文就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视域中的"学衡派"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关联进行探讨,当前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在对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和保守派的纷争的追述中,关注到胡适等激进派虽取得胜利而后撤,吴宓等"学衡派"虽失败却能坚持等重要文化现象。并通过纵横比较,指出胡适等人主要是人道主义者,而吴宓等人主要是人文主义者;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中存续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民国时期"学衡派"的影响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具体论述中,指出了不同文化派别各自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

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上)

南高史地研究会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以在校学生为主体的学术社团,实行导师制,主要的导师为柳诒徵和竺可桢;会员中的骨干为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向达和刘扌炎藜等人。上述诸人因为学术旨趣相近,在史地研究会及其会刊《史地学报》停止活动后,另行活动,最终形成了现代学术史上与学衡派有紧密关系的南高史地学派。

精英定位与“新旧”文化融合理念——论《学衡》语体的文化意义

《学衡》旧式语体的运用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与学衡派的文化主张有内在一致的逻辑关系。《学衡》杂志语体可读出三重意思——《学衡》杂志的学术精英文化定位、学衡派诸人的学者精英定位、学衡派"新旧"文化融合理念。对《学衡》语体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解读和剖析,能进一步深入了解学衡派的文化思想,并由此管窥当时文化纷争的复杂局面。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