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护理中微信健康教育模式的运用

目的 探讨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护理中微信健康教育模式的作用。方法 选取2022年1—6月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人群10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50例与观察组50例。对照组人群行常规健康宣教,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微信健康教育模式。比较两组人群护理后宫颈癌知识掌握度、满意度等情况。结果 观察组人群对宫颈癌危害性、宫颈癌筛查方式、筛查时间、健康生活方式等宫颈癌知识的掌握度与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均P <0.05)。结论 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人群实施微信健康教育模式效果确切,能够有效提高人群疾病知识的掌握度,提高其对于筛查知识的了解,并自觉采纳健康生活方式,提高人群满意度。

数字普惠金融、社会支持与农村女性创业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年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女性创业,且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农村女性创业有促进作用;社会支持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女性创业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人力资本农村女性创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低人力资本的农村女性创业影响更显著。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加大社会支持力度,最大程度激发农村女性创业积极性。

应用规则视角下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城市融入研究

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城市融入是农村进城务工群体城市融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应用规则模型,分析并研判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提出将性别意识纳入政策主流,形成以人为本的农民工政策,通过多元合作共治,让进城务工女性“有人管”“工作好”“有依靠”“有归属”,从而促进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城市融入。

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为科学辨识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该文基于2005年及2012年土地利用数据提取乡村聚落,运用空间韵律指数、空间统计测度模型、GIS热点制图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来定量展现乡村聚落的规模、布局及形态的演变特征,探索自然地形、区位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对乡村聚落格局分异的影响力。研究结果表明:盐池北部风沙区乡村聚落规模整体缩减,集约用地程度提高,斑块形态趋向简单规则发展,聚落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迁移;乡村聚落空间集聚程度进一步加强,分布密度呈"中密外疏"的空间特征;聚落规模"热点"区布局基本未变,而"冷点"区表现出了明显的轮换特征。近8 a期间,乡村聚落分布逐渐向草地、林地靠拢,且远离沙源,乡村聚落的变迁映射出沙区人地关系趋于缓和,人类活动正在以积极的方式逐渐优化沙区的生态人居环境。基于1 km×1 km网格单元进行的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研究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分异主要受区位条件和自然地形的影响,其中区位条件影响作用力最显著,主要表现为离农业灌区距离、离沙源距离、城镇临近度3个指标,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力不显著。该研究可为沙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新农村建设规划及沙区聚落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决策参考。

土地流转对农村已婚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宁夏银北地区的调查

利用实地调研得到宁夏银北地区3个县(区)的农户面板数据,采用DID模型并从性别角度考察土地流转对农村已婚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土地流转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已婚妇女劳动力发生转移的概率和外出持续时间。对影响农村已婚妇女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已婚妇女劳动力发生转移的概率和外出持续时间随着农村妇女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农村妇女年龄的增长而降低;丈夫外出务工将会增加农村已婚妇女劳动力发生转移的概率,不过对外出持续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村妇女民族传统体育锻炼现状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

随机整群抽取湘鄂渝黔边区14个县（市）20～70岁农村妇女2244名，对民族地区农村地域、农村妇女人口学特征、体育价值观、体育锻炼行为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地访谈、问卷调查和相关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湘鄂渝黔边区不同年龄组农村妇女民族传统体育锻炼的参与率为28.7%，锻炼时间每周3次以上仅占4.23%，农村妇女具有尊重民族习俗、强身健体、休闲娱乐和交流合作的民族传统体育锻炼价值认同，以舞蹈类、休闲娱乐类项目为主，锻炼时间主要选择在民俗节庆和乡镇集会，以参加村镇集体活动和朋友共同参与的形式锻炼，没有体育消费占58.2%。自我评价好、生活满意度高、体育锻炼价值认同、民俗节庆体育活动、家人和社会支持等社会文化因素支持农村妇女参加体育锻炼。结论湘鄂渝黔边区农村妇女民族传统体育锻炼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锻炼项目选择突出女性特点、地域文化和年龄特征，受到个人、家庭、文化习俗、体育环境等因素影响。

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态的实证分析——以鄂州、黄石、仙桃三地为例

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女性的4 318份实地调查问卷,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三地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52%的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到城镇,而34.2%的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到城镇。受教育程度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未婚、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更倾向于迁居城市。同时,女性居住地所在区域作为环境外围因素对迁居选择也有重要影响。离大、中城市越近,城市文明影响越深的区域,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农村集镇的女性,具有较高的迁居愿意,高于居住在县城或纯乡村区域的女性。在现阶段,户籍因素、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女性的迁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女性迁居城镇意愿是农民工家庭彻底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大力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训。同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增加农村女性平等竞争机会。

农村妇女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比较

由于农村妇女在城乡劳动力迁移中相对滞后,妇女群体出现了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二元职业分化现象。本文基于2010年江苏省部分区域农户层面调查数据,以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视角探究农民家庭分化所导致的土地流转意愿,在文献评论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工作假说,即农村妇女的二元职业分化,使各自家庭有其不同的土地流转决策逻辑。通过描述性统计、t检验、Probit与Bi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的工作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两类样本在职业分化上造成的家庭土地流转意愿差异明显,妇女职业分化变量对家庭是否流转土地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分工性别下的角色定位使妇女在家庭土地资源配置上有着异于男性的考虑,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对家庭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意味着,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妇女的家庭地位在上升。因此,在农村土地政策中,要意识到性别特征对土地权益的影响,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

农村“妇小贷”政策满意度模型构建的实证研究——基于PCA和Delphi赋权法

正式试点实施已逾六年的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以下简称"妇小贷")政策以其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倍受广大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的高度称赞,然而学界围绕农村"妇小贷"的研究并不深入和全面。本研究以626户借贷农妇的调研数据为依托,基于主成份分析(PCA)和德尔菲法(Delphi)主客观结合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起了"妇小贷"农妇满意度模型;以期为该政策及其它基于性别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深入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基于广东五市的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广东留守妇女专项调查数据,通过对数偶值模型的筛选发现夫妻分居的空间距离、丈夫打工后收入增减情况、住房质量、子女教育负担、老人健康负担以及夫妻交流互动情况对留守妇女的婚姻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文章建议相关部门应创造条件就近建立企业让夫妻双方打工,这或许是解决由于分居而导致的家庭婚姻问题的较好途径。

小额信贷赋能农村妇女创业分析——以盐池模式为例

中国转型期,大量男性劳动力离乡打工,妇女留守农村、农业女性化等伴生现象广泛存在。妇女不仅是农村家庭日常生活的核心,也是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文以宁夏盐池模式为例,通过案例说明小额信贷借助金融和非金融行动为农村妇女多维赋能,激活其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农村妇女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行经验。

基于PLS路径模型的农村妇女体育行为影响因素——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

探讨了湘鄂渝黔边区农村妇女体育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体育干预和健康促进提供理论依据.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年龄在18～60岁的湘鄂渝黔边区农村妇女（520人）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偏最小二乘法构建体育行为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的农村妇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健康状况、社区因素、社会支持是影响体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心理状况、体育价值观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很显著,但存在间接影响路径.加大社会支持力度,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满足湘鄂渝黔边区农村妇女的多元化体育需求,提高农村妇女体育认知,形成积极体育价值观,可促进农村妇女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信贷模式创新支持农村妇女脱贫致富——以宁夏盐池模式为例

盐池县"农村妇女小额信贷"项目始于1996年,十多年来,该项目经过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操作程序等,逐渐形成了"小额信贷盐池模式"。该模式实现了支持贫困人口和增加农户经济收入的目的,使妇女得到了全面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希望在以后的实践中能够得到进一步完善。

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影响家庭金融投资偏好吗?——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农村女性家庭地位日益提高,非农就业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助推力量,并开始对家庭经济金融行为产生影响。为此,文章基于2013、2015、2017和2019四期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面板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对家庭金融投资偏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显著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概率和比例;(2)家庭对经济金融信息的关注程度越高、家庭规模越大或拥有自有房时,农村女性参与非农就业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越大;(3)农村女性非农就业通过增加家庭收入水平、提升金融素养的方式影响家庭金融投资偏好。文章为更深入地理解农村女性非农就业效应提供了新证据,也为解释中国农村家庭金融投资偏好提供了新的视角。

社会性别意识对农村妇女借贷意愿的影响研究

农村妇女的借贷行为有利于减轻"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对福建省农村妇女借贷意愿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妇女的社会性别意识、是否参与技能培训、受教育程度、丈夫的文化程度等对福建省农村妇女借贷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福建省农村妇女借贷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的有年龄、丈夫的职业和家务劳动。

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困境及协同治理模式探究

研究目的:剖析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下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过程中存在的治理困境,利用协同治理理论探究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有效治理模式。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逻辑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面临着来自制度、法律、政策、文化、性别等方面的多重威胁,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过程中,基层政府、村组织及农村妇女分别面临着治理缺位、失位、"失语"的现实困境,亟待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结构。在协同治理网络结构中,村组织发挥主导主体作用,基层政府承担制度法律保障及引导督察的职能,农村妇女需扮演好权利主体的参与及监督角色,大众传媒则需注重舆论监督及文化宣传。SFIC模型为协同治理程序提供了较好的演绎框架,应以构建参与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为起点,在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利益调解及表达机制的共同运行下,促进协同治理目标的实现。研究结论:为解决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及农村妇女等参与主体的治理失灵问题,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是创新农村治理体制、有效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有益选择。

我国农村妇女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的估计

运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截面数据对我国农村地区妇女的健康状况进行了系统而严格的实证研究。借鉴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村妇女健康状况的因素、如个人身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自身行为和医疗保险参与情况等,发现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的农村妇女的健康状况存在差异。

湘西自治州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

为了探讨农村育龄妇女生殖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整群随机抽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0～49周岁的农村育龄妇女,调查其生殖健康状况.通过直接作用的PLS路径模型发现,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体知识、个体态度、个体行为、家庭因素和社区因素是影响生殖健康的重要因素;通过间接作用的PLS路径模型,得到了以个体知识、个体态度和个体行为为内生潜变量的3条影响路径.建议加强生殖健康知识宣传力度,提升社区生殖健康服务机构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改善农村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现状.

在夹缝中妥协:农村女性情感实践模式个案研究

通过对农村女性婚外恋个案研究,我们发现,农村女性的婚外恋是一种寄居在家庭外壳下的情欲模式,且这种情欲模式已经呈现出物质化与享乐主义的特征。在熟人社会中,她们通过婚姻家庭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与满足其合法女性的象征资本;同时借助婚姻的外衣,她们又在婚外恋中追求着优雅、体面的享乐恋情。处于这样的夹缝位置,一方面是女性自身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生活环境造就了女性的牢笼处境;另一方面,对精英男性的经济依附以及优于底层男性的婚姻市场优势,构成了女性情欲实践的结构性基础。在象征资本、经济资本与熟人社会的复杂建构中,农村女性情欲模式的行动策略,呈现出农村女性的半自主的性别主体性。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女性休闲障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A镇为例

以浙江省A镇为例,运用休闲障碍视角,对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女性休闲生活的三类障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并建立二项logistic模型探究不同女性群体休闲障碍存在的差异性。研究表明:结构障碍中时间因素是影响农村女性休闲生活的主要障碍;在自身障碍方面,年龄、文化程度对农村女性休闲生活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人际障碍对农村女性参与休闲活动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