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叙事的空间展开与伦理重塑——论付秀莹“芳村三部曲”的写作谱系

此前对付秀莹芳村叙事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独立文本而缺乏整体关照,重审“芳村三部曲”,可以发现作者的新乡土叙事从空间、伦理两个维度展现写作谱系的完整性和充实性。在故事空间、文本空间和跨文本空间的多维视域中,“芳村三部曲”形成进乡-离乡-返乡的叙事结构,从传统/现代、城市/乡村的角度揭开芳村的伦理变迁。芳村乡土空间的塑造、人际网络的建构与心态动能的积淀,为芳村新乡土空间的展开与伦理重塑奠定基础。乡村振兴为芳村带来产业、视野、伦理、心态、肉体等方面的修复与革新,展现了芳村的新乡土空间格局与伦理重塑。“芳村三部曲”将文学的历史性与审美性相结合,为理解乡村、书写乡村提供了新的可能。

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新闻思想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十余年的办报生涯中,撰写了大量政论时评和新闻学文章,提出了许多新闻理论的思想主张。他最早提出报纸具有商业经营和社会责任双重性质,并认为社会责任是主要的,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敢于直言,是报纸的基本职责;他主张,报馆是主持清议、维持公理的地方,记者必须具有清华高贵的品质,不然就没有资格从事这个行业;他认为,新闻法制要以维护言论自由为前提,明了清晰,便于执行,成为舆论监督的坚强后盾,而不是官员用来任意查封报馆的保护伞;他提倡,报纸要更好的达到开民智的目的,就要积极提倡内容健康、语言通俗的白话文。

晚清贵州学者姚华研究述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姚华才逐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就姚华辞世后学界对其进行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其生平交游、书画金石篆刻艺术以及戏曲理论三大方面,文字学和诗词等方面则研究者寥寥。这样的关注度与姚华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并不相称。并且,对姚华《弗堂词》的研究更是其中尤为薄弱的领域。

论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文学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之久,报纸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以救国启蒙为己任,这一新闻特色也影响到其文学风貌。《大公报》诗歌不仅改变了诗歌传统的传播方式,其文风也明显受到诗界革命的影响,有了新的视野新的境界;《大公报》小说讽时讥世,发挥着报刊谴责小说的功能;《大公报》积极倡导女学,鼓舞和催生了女性写作群体。《大公报》以文学表达改良社会的愿望,表现出清末民初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新质和特色。

清末《大公报》诗歌与诗界革命运动

清末《大公报》响应诗界革命的号召,刊发了数以千计的诗歌,其主流符合梁启超倡导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标准,成为诗界革命运动延伸到华北地区的报刊重镇。关怀时局,围绕"救亡"与"启蒙"主旋律,是清末《大公报》诗歌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1907年之后,作为时代思潮的诗界革命运动已经消歇,而光宣之际的《大公报》依然刊发了大量符合诗界革命创作标准的诗歌,延续了诗界革命的余脉与意绪。

英敛之:“一部百科全书式中国近现代史”的肇基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研究综述

近些年来关涉《大公报》及其创始人英敛之的研究文本、路径及目标主要集中于:关于英敛之及其《大公报》研究的各类著作;有关英敛之与《大公报》研究的博硕论文;涉及英敛之及其《大公报》研究的期刊论文;英氏《大公报》研究的纰漏与缺点;英敛之和他主政下的《大公报》研究成果的特点。

英敛之《大公报》“拒俄运动”态度的演变、原因及影响

本文探讨了英敛之主持的《大公报》"拒俄运动"态度的演变历史轨迹,分析了英敛之《大公报》"拒俄运动"态度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英敛之的特殊身世及"保清朝"的政治立场和天主教的宗教信仰。认为《大公报》"拒俄运动"态度的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南北方的"拒俄运动",并在中国近代政治维新立宪发展走向中起了舆论引导推动的重要作用。

清末租界报人“独立办报”意识的觉醒与实践——基于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考察

《大公报》初创时期,为规避清政府对国人自办报刊的迫害,英敛之接受了来自法国在华天主教会、法国领事馆等法国在华势力的多方“助力”,但随着办报的深入,他所坚持的“报刊救国”理想与法人意欲培植《大公报》为在华利益代言人的企图产生了激烈冲突。为摆脱法人对《大公报》的干预,英敛之借助日本在华势力,最终将《大公报》从法租界搬入日租界,并在此后的报刊出版经营中保持与日租界势力的距离,防止日租界势力对《大公报》的干预,为《大公报》在北方言论界声誉日隆奠定了基础,也为国人租界独立办报提供了成功借鉴。本文以《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为基础史料,考察英敛之的办报历程,指出在清末特殊环境下,租界华报报人已具有明确的独立办报意识,并为实现“报刊救国”的理想努力探索一条摆脱外人干预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