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注性副词“硬是”的语义功能及浮现机制

“硬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评注性副词,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的主观态度。文章通过对语料的整理与研究,发现评注性副词“硬是”出现在对比语境和现实句中,既可以强调客观事实中的超预期量信息和不足预期量信息,凸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也可以单纯强调说话人坚决执拗的主观态度,来展示焦点信息,带有主观化印记,具有强调情态义。

副词“硬是”的关联特征与情态功能

语气副词“硬是”具有三个义项:“确实是”“表坚决或执拗的态度”“偏是”,基于语义表达的不同,可以将“硬是”分别归入三种语气类型:断定类、意愿类、特点类。从逻辑关联来看,副词“硬是”主要出现在转折复句中,相应地,其语义关联表现为:既有情况——坚决行动——反预期结果。在情态功能方面,“硬是”具有[反预期情态][坚决执拗态度][不满或佩服的情感倾向]特征,其所在的语用环境特征为目的性、可控性、主观性。

昆明方言负面评价话语标记“(NP)硬是”研究

“(NP)硬是”是昆明方言口语常见的结构,与“真是呢”“真呢是”“真个是”类似,常用于表达说话者对NP的抱怨、批评和指责。“(NP)硬是”分布灵活,结构凝固,是典型的方言话语标记。其意义经历了“坚决或执拗义>反预期义>高程度义>负面评价义”的演化过程,高程度义“硬是”的补语化带来语义中心后移、强化,界限重新划分,是语法化的重要的阶段。

迎玺牌“硬是好”酒对小鼠的抗疲劳作用

目的:研究迎玺牌"硬是好"酒对小鼠的抗疲劳作用。方法:将120只雄性昆明种小鼠随机分为4组,灌胃15d后称量小鼠体重,分别检测小鼠力竭游泳时间,运动后血清尿素氮、全血乳酸以及肝、肌糖原含量。结果:迎玺牌"硬是好"酒对小鼠的体重增长无明显影响,但迎玺牌"硬是好"酒明显延长小鼠力竭游泳时间,降低运动后血清尿素氮和血乳酸浓度,升高肝糖原和肌糖原含量,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或P<0.01)。结论:迎玺牌"硬是好"酒对小鼠有明显的抗疲劳作用。

敦煌乐谱的名称演变及其学术内涵

自1938年林谦三、平出久雄的《琵琶古谱之研究》一文发表以来,关于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获得并复制赠送内藤湖南的P.3808乐谱的研究,便成为中古音乐史研究中的一个专题。围绕这份被称为“敦煌曲谱”的25首乐谱之谱属、谱字符号、节奏等音乐问题及写本的考察,掀起了“敦煌曲谱”研究的热潮,特别是在1981年叶栋发表题为《敦煌曲谱研究》的学术报告之后,“敦煌曲谱”更为引人注目。除P.3808外,20世纪50年代赵元任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P.3539及1960年代左景权发现的P.3719两种敦煌文书,也因P.3808的研究被带入学术视野。从学术史的角度看,P.3539(乙谱)呈现出三种材料的谱属问题;P.3719(丙谱)表明三种材料与敦煌舞谱有关联;将P.3808、P.3539、P.3719分别作为“敦煌曲谱”的甲、乙、丙谱进行对照性研究,可实现任二北在《敦煌曲初探》中提出的“舞缘乐制,步趋相衔”的研究理想,直接促成与“敦煌舞谱”相对应的“敦煌乐谱”之称谓成为三种曲谱新的专用名称。回顾从“敦煌曲谱”到“敦煌乐谱”这一名称的演变,可以看出关于敦煌乐谱学术研究道路的曲折、学术方法的差别及与之相对应的学术内涵。

绵阳方言中的“靠实”和“硬是”

"靠实"和"硬是"二词在绵阳方言中读音相似,且在语义、语法功能及使用语境等方面有诸多相近甚至相同之处。本文从语义、语法和句法等方面入手,从微观的角度对二者进行对比、辨析,探讨其在方言口语实际使用中的差异。

未完成的乐章——陈应时与赵如兰的交往及《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之翻译

音乐学家陈应时与赵如兰从1979年底至1989年曾就宋代音乐研究有过频繁的通信。保存在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卞赵如兰特藏”的这些信件显示,陈应时至迟在1979年底开始就着手翻译赵如兰的《宋代音乐资料及其诠释》一书,到1982年3月已将译好的四章寄给赵如兰。他之后的宋代乐谱研究也深受赵如兰宋乐研究的启发。赵如兰对陈应时译书的请求有积极的回应,并于1981年帮他申请到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基金。虽然陈应时最终未能成行,但两位学者一直关心相互的研究成果。

1947年国立英士大学的迁校风潮

英士大学作为“战时新生”高校,复员时期在校址“变动”的博弈中无奈迁址金华。现实困境使师生一度掀起“迁校风潮”,两次晋京抗争。其间教育部、浙江省政府多次进行调处,最后以教育部解决校长问题而勉强化解,学潮黯然落幕,校址却无果而终。与以往颇受关注的由中共主导的政治性学潮有所不同,此次学潮自始至终都围绕校址问题展开,体现了战后国民党在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失策”及由此引发的学界矛盾与纠葛,折射了学潮与民国政治的多面及复杂性。

论唐朝文化共同体建设——以萧颖士“化理”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唐帝国以其内在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维持统一帝国近三百年之久,隐性地存在于政治、制度、管理、科举、教育、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文化共同体,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萧颖士推崇"化理"思想,涵盖了唐代文化共同体得以实现的诸多要素。这一"化理"思想是在盛、中唐之际针对社会现实,对唐代文化共同体的有力补充,从中可以解析唐朝文化共同体在初唐奠基、盛中唐继承并完善的过程,及其如何成为大唐帝国凝聚华夏民族精神,影响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最为核心的力量。

白酒对小鼠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通过计算脾指数与胸腺指数、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三硝基氯苯(PC)诱导迟发性变态反应试验和血清溶血素测定,分别观察迎玺牌"硬是好"酒对小鼠免疫器官重量、腹腔巨噬细胞功能、细胞免疫功能和体液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酒样20 mL(成品)/kg和40 mL(成品)/kg能显著升高脾指数与胸腺指数,提高巨噬细胞吞噬功能,降低小鼠耳廓肿胀度(P<0.05),升高血清溶血素含量(P<0.01)。

《互校记》与《先秦诸子系年》之史源发覆

围绕着钱穆诸子学研究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曾经引发过一场风波。风波缘起于钱穆弟子余英时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回顾这一场风波,探讨余英时对郭沫若的批评,并反观《先秦诸子系年》的部分史源构成,对于端正当下学风,应当有所裨益。

先秦时期“天人合一”的两条基本线索——兼评余英时的两重“天人合一”观

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和发展着的?用"以人合天"和"以天合人"两种类型加以总结最为合理恰当。"以人合天"是广义的"天人合一";"以天合人"是狭义的"天人合一"。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主流是"以人合天",以阴阳家、黄老道家为代表,法家也尊重这条路线。余英时把中国轴心时代理解为"旧天人合一"向"新天人合一"的转变,这就把本来复杂多元的先秦天人关系单线化、狭隘化了,余英时的材料选取乃至结论导出显然有刻意配合"轴心时代"学说的嫌疑,论证过程有牵强附会的痕迹。

从“朱陆之争”到“内在理路”——余英时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管窥

"朱陆之争"是南宋以来儒学的中心问题,它也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明清学术思想发展之始终。正是由朱陆之争这条线索出发,余英时先生发现了近世儒家思想演进的内在秘密,那就是:纵向的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横向的知识与道德的紧张和平衡。同时,在宋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特别是由于朱陆之争这条线索的发现,余先生提出并实践了"内在理路"的学术文化发展理念与研究方法。在宋明理学如何转向清代考证学的研究中,余先生认定"内在理路"说解释的有效性。而这一"内在理路"又可概括为两大精神或要义:一是强调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内在动力,一是注意抉发中国思想文化的知识传统。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邓莹诗体育思想研究

邓莹诗作为我国近代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主张建立体育师范教育机构,重视体育"学科"与"术科"教学的融合,认为学校卫生教育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了"体育"与"体操"的概念差异。邓莹诗体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于中国传统体育思想、清末民初体育救国思想和日本近代体育思想,其思想集中反映在其呈报给清廷学部的《设立体育学堂意见书》中。

余英时与中国现代学术典范之构建

海外华裔学人应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余英时可谓海外华裔学人的杰出代表。他坚持从史学的立场观 察中国文化的内在变动;注重史料价值,坚持以无可争辩的史实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坚守本土学术理念,反对用西方的观念 生搬硬套于中国学术研究。余英时的学术思想是今天中国学人摆脱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发的动力和典范。

基于萤石云API的测震台站视频监视系统

为了提高测震台站运维工作效率,设计一套视频监视系统,实现地震台网中心对测震台站的远程、实时视频监视,数据流监视与中断告警,入侵侦测与告警以及市电中断告警等功能。系统分为台站端子系统和中心端子系统,其中,台站端子系统集成萤石网络摄像机、市电监控装置和4G路由器等设备,可以将台站视频截图通过4G信道近实时传输至中心端子系统;中心端子系统是一套应用程序,基于萤石云API开发。该系统为无人值守台站的视频监视提供了完整解决方案,在承德中心台的应用证明,可提高台网运维工作效率。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思想述略

余英时先生是当今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对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之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有着深刻的思考。余英时认为,中国问题乃是一个"全面的社会重建"的问题,而"社会重建同时也还是文化问题"。考察余英时的中国文化重建思想,对推动现阶段中国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余英时在其著述与论说中,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文化重建任务,即重建价值系统,重建人文学术,重建社会重心。

早期中国的天人合一

中国与西方都有讲天人合一的传统,以天人合一为中国特有的思想恐难成立。余英时从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来讲中国独特的内向的天人合一,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天人合一之说,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对此,张岱年曾指出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结合近来出土的简帛材料和有关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张岱年的说法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共有的思想基础是天人感应。儒学大讲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将宇宙论和人事相结合,其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子思《中庸》的圣人"赞天地之化育",另一个方向则是将人世伦理说为天之规则。这两种说法都有更早的思想来源,且都有修养方法。诸子百家说天人合一,有不同的"合",或合于圣人君子,或把人伦合于天常,或合于天道而非人道,或合于天而非人,乃至非圣人。而即使讲天人之分的荀子,也在讲天人合一于人。

孙应时蜀中诗论

孙应时是南宋初期的入蜀文人,他因丘崇制蜀而受招入蜀担任幕僚,虽官卑职微,却仍热心政治,尤其是对"吴氏叛蜀"的预见,更体现出其高超的政治远见。然而,现存孙应时蜀中诗约76首,这些诗或为纪写蜀地山水景物之作,或为与友人唱和之作,或为送别之作,而绝少涉及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