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咏史燕行诗里中国岭南书写的儒家精神

朝鲜咏史燕行诗相关中国岭南的书写,从域外人士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中国岭南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也体现出朝鲜半岛知识界对中国岭南的关注与向往,而其中尤其着墨于中国岭南秦汉史为主的历史、唐宋时期贬谪至岭南的文人和宋元交替与明清易代之际岭南的忠臣义士。这一书写中所贯穿的强烈功业思想、儒家知识分子情怀和华夷之辨理念,是朝鲜咏史燕行诗中儒家精神的具体体现。

朝鲜王朝使行录中的韩愈书写

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的使行录有着对中国历代文人的书写,这其中对唐代韩愈的书写尤为突出。综合来看,朝鲜王朝使行录中的韩愈书写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作为多数朝鲜王朝使臣赴北京途中的必经之地,韩愈祖居地昌黎县及邻近的抚宁县总能够激发众多朝鲜使臣之于韩愈的赞美。其次,北京国子监石鼓随时激活朝鲜王朝使臣的韩愈《石鼓歌》记忆。再次,“毕竟潮州困一官”——由文人担任的朝鲜王朝使者对同为文人的韩愈及其宦海沉浮存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与惺惜。

清代朝鲜燕行使的苏学研习初探

清代时期朝鲜燕行录中,对苏轼及其诗文等的相关记述涉及颇多,故若从这一角度而言,则“燕行”不啻为朝鲜使者的苏学研习之旅。朝鲜使者燕行中的苏学研习主要有如下四方面内容。首先,燕行途中之于陪护左右的东坡诗文之反复研读,有利于朝鲜使者对苏学之深入理解;其次,对东坡诗文之化用与阐发,无疑是朝鲜使者苏学研习中主观积极性的体现;再次,中国文人的东坡敬慕之情令朝鲜使者印象深刻;最后,中朝文人间以东坡诗文为标准之面评,促进了朝鲜使者苏学研习成果之取得,也增进了中朝文人之间的友谊。

试论“燕行录”中藏传佛教消极形象产生的原因

明亡后清人虽入主中原,但朝鲜李朝并不以中华正统视之。朝鲜李朝认为满清为"夷""、胡"",满蒙联姻"中的蒙古人是满清的"帮凶",是狞悍之属。而正因如此,加之朝鲜李朝自立国伊始即已确立崇儒抑佛政策以及朝鲜与中国藏区相去甚远等因素,朝鲜李朝对于中国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所信奉之藏传佛教有着认知上的偏差和情感上的极大排斥。

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但其并不以清朝为中华正统而视之。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

朝鲜洪大容《乾净会友录》与清代文人

燕行录是研究前近代中韩关系的重要史料,其中18世纪朝鲜文人洪大容所著《乾净笔谭》的价值尤为贵重。洪大容于1765年随朝鲜使节团来到北京,与数名中国文人进行笔谈,回国后将这一经历写成《乾净衕会友录》,两年之后改编为《乾净笔谭》,主要内容均为笔谈记录。前后两个版本之间进行的删改修订,反映出当时两国文人在不同的大环境下有着政治、学术、女性观等认知上的差异。

韩国版《燕行录全集》对中国史研究的史料价值

《燕行录全集》是韩国出版的一部反映中国史料的资料集,其史料价值可与《李朝实录》相媲美,而从中国社会史资料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应胜于《李朝实录》。丰富的资料不仅反映了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的历史,也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领域的广阔历史层面,不少记载未见于同时代的中国史籍,可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中国学术界虽利用其资料推进不少领域的研究,但该书的史料价值仍需中国学界努力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