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批判—解构”型话语形式——青年鲁迅的精神建构之一

青年鲁迅对“摩罗”精神的呼吁乃是对一种“反叛抗世”型生命存在范式的摄取,鲁迅冀望以这一生命范式去建立起自我生命与现实世界的创造性联系,去创造自我生命存在的独立价值。青年鲁迅所向往的“反叛抗世”型生命范式正是被儒家正统文化长期压抑的“异质”生命力量。与“反叛抗世”的生命范式相联,青年鲁迅拥有一种藉“批判解构”而“肯定建构”的话语形式,而发现青年鲁迅的这一话语形式其意义在于:它启示我们在研究鲁迅后来的思想和创作时,应当透过他的“批判解构”话语而发现其背后蕴含的理想建构。

《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三个鲁迅

《朝花夕拾》中的阿长形象(尤其是以《阿长与〈山海经〉》为代表)其实寄寓了鲁迅相当复杂的情感结构,其中至少包含了三个不同的鲁迅视域:少爷视域,既有少爷身份的真切感受,又有少儿的天性使然;中年心态,既彰显出长妈妈的可怜人角色,又褒扬了其真诚与尽责;调试的启蒙者,其中既有少年视角的俯视,又有拥抱民间的思想实践与尝试。

一代文化巨人诗情诗艺之开端——论青年鲁迅南京求学时期的诗歌创作

青年鲁迅南京求学时期的诗歌创作,情感上既有抒发离情别绪、崇尚高洁品格的,又有展现民风民俗、致力追求新知的;艺术上用温情脉脉的叙述展现深沉婉约的风格,语言幽默,善于化用典故。而社会变迁、时代风云和个人遭际的烙印,以及古代诗文的浸润,造就了这位文化巨人诗情诗艺之开端。

从绍兴到南京:文化场域的转换与青年鲁迅的“书剑”人格建构

鲁迅文化人格的建构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和现实环境是分不开的。从绍兴到南京,在新旧文化场域的转换中,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化在鲁迅身上相互融合转化,从而形成了青年鲁迅兼具独异性格与求索精神的"书剑"文化人格。

论青年鲁迅对时代思潮的批评

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既体现在他的倡导上,也体现在他对时代思潮的反思批评上。鲁迅早期文言论文对清末时代思潮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反复古、掊物质和排众数、破恶声三个方面。从中可以归纳出青年鲁迅思考的特点:看问题的全面性、辩证性,深刻性和超越性,针对性。

从《幸福的家庭》走向《伤逝》——例说鲁迅小说中“五四”后青年知识分子出路问题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在小说《幸福的家庭》和《伤逝》的创作中,通过人物形象悲剧的剖析,揭示了“五四”后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势力束缚下解放出来后道路的问题,在反动统治、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们的“幸福的家庭”的理想只能是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找到新的出路,只有不断进行“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从《幸福的家庭》到《伤逝》一文的创作,标志着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和题材的深化和发展,标志着鲁迅小说创作在思想深度上的发展,标志着鲁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使鲁迅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

民族复兴视域下鲁迅早期“立人”思想探析

“立人”思想是青年鲁迅的核心思想,蕴含着救国救民、复兴民族的伟大愿景;受当时历史条件、所吸收的思想及自身个性的限制,鲁迅对“人”的理解带有“抽象人性论”色彩,由“立人”出发的“立国”之路也因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可能而以失败告终。不过,当中的合理成分,如以民族利益为旨归的“启蒙主义”,以“人”发展状况来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偏至”标准,兼顾全人类福祉的民族主义精神等,仍将闪耀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

同步研究瞿秋白鲁迅

瞿秋白与鲁迅，两位伟人在艺术欣赏、审美取向、生活经历等方面有不少共同之处。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们携起手来，彼此尊重，相互支持，以心换心，共同前进。两位伟人不仅是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先进文化思想的杰出代表，而且也树立了大思想家孔子所要求、所向往的真君子形象。这种形象中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瞿秋白，最好也研究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