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叙事的审美现代性书写——以范墩子的短篇小说集《虎面》为例

90后陕西青年作家范墩子已出版多部小说集、散文集和随笔,作品显示出了强劲的创作势头和深刻的审美内涵。范墩子的写作在小说和散文两大文学体裁中来回穿梭,《虎面》是其小说创作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小说用梦幻变形的手法追寻已逝的童年记忆,用冷静机敏的智慧探求繁华都市背后普通人群的无奈与艰辛,用自然真挚的语言追索生活中的浮光掠影,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彰显着新时代陕西青年作家创作的多元图景。

助益青年入文坛——兼考现代作家沈从文编辑之路

沈从文既是知名的现代作家,亦是出色的报刊编辑,其一生参与编辑的正式刊物计20种,且多为主编。考察沈从文的编辑活动史,尤其是他任主编期间所刊发文章的核心作家群体,可以发现,他对初涉文坛的青年作家(尤其是来自大学校园的文学新秀)情有独钟、青眼相加。沈从文如此大力培养提携青年作家,与他的文学理想与美学追求密不可分,背后饱含着他深刻的“五四情结”和文学革命思想,寄托了他重造文学经典与民族品格,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美好愿望。

自我的建构与溃败——身份认同理论视野下的知青作家群

知青一代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知青文学参与了这一身份的建构。知青作家通过伤痕/苦难叙事和理想/英雄叙事,建构起知青的基本身份特征。知青身份建构是知青作家在面临现实和文化困境时,寻求自身同一性和社会同一性的结果,与时代文化也有密切联系。知青身份认同带有遮掩性和强烈的功利性需求,无法形成真正的自我认知,在时代环境变化后最终只能走向溃散。身份认同意识对知青作家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是促进了知青作家的文化身份自觉,意识到新文学对传统和民间的疏离和偏执,开启了"寻根文学";另一方面,受社群文化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影响,创作视野不够开阔,思想高度有较大欠缺。

难以抹去的青春写作——以春树的小说创作为例

对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女性写作,人们有很多认识误区。究其实而言,她们的写作还是一种当代中国女性写作传统影响下的正在成长中的青春书写:既有性别意识的凸显,又有性别姿态的显然夸大和扭曲,既渴求树立其年龄阶段的话语表达方式,又显然缺乏更高的审美价值追求。与女性写作传统比,其承接中既有时代和年龄的变化,也有书写意识和美学追求尚不协调的矛盾。

陕西作家短篇小说创作形势分析——以《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短篇小说卷》为依据

以《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短篇小说卷》为依据,分析了陕西作家短篇小说创作态势,认为陕西年轻一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无论内容还是艺术质量都不及老一辈作家所达到的高度。作为中国文学重镇的陕西文学,如果没有短篇小说的昌盛,无论如何也难以与文学"重镇"、"大省"相匹配。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

新世纪以来壮族青年女作家的精神追求

新世纪以来,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主体的壮族青年女作家的崛起,为广西文坛及少数民族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她们的创作既能充分发挥女作家自身女性写作的优势,又能结合时代发展的大潮,把关注女性命运与探讨社会发展相结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使命。

世俗情欲的浪漫升华——新生代女作家的“诗化”小说论

一部分新生代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具有“诗化”特征。这或诡异、或疯狂的“诗化”风格与古代的“艳诗”在精神上相通,又具有现代派文学集唯美与溢恶于一体的气质。她们对“飞”的感觉的集中渲染让她们的文字也产生了节奏飞快、高速旋转的效果。因此,她们独具特色的“诗化”小说丰富了我们对于“诗化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解。

新世纪广西青年诗歌观察

80后、90后青年诗人的出现与成长是新世纪汉语诗歌发展的重要现象。作为广西诗坛、"文学桂军"及中国当代青年诗坛的重要力量的80后、90后为代表的广西青年诗人,他们以良好的诗歌成绩和社会反响表现出广西青年诗人应有的文学责任与时代担当。大学校园是广西青年诗人诗歌创作的起点,也是他们探索广西诗歌创作现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及媒介多元共生可能的"文学场"。广西青年诗人的诗歌书写,整体上表现出多元、现代的实践探索、知性追求及精英意识,这建构了广西青年诗歌精神、品质及时代价值。

对少年儿童写书、出书热的思考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来,少年儿童写书、出书蔚然成风。其原因主要是:市场经济时代为少年儿童纷纷写书、出书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信息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为少年儿童写书、出书创造了最便捷的途径;少年儿童所写的书适应了同龄人的阅读需求;出版社、新闻媒体和商家的炒作对少年儿童写书、出书热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意义主要表现在:对文学而言,少年儿童纷纷写书、出书应视为当代文学获得新生的一种成就;对教育而言,它是教育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出版而言,它是当今出版业繁荣的表现。对编辑出版人员的启示是:编辑出版人员应该把挖掘和培养少年儿童作者提上议事日程,应乐为少年儿童作者作嫁衣,全社会应建立和完善少年儿童作品评价体系。

做天才的泥土——胡风对青年作家的发掘、指导与推广

胡风主编《七月》、《希望》着重发掘、培养青年作家。他通过面谈、书信、写文章等方式对青年作家予以指导。他还以写评论、出作品集等方式来展示青年作家的创作实绩。青年作家的日趋成熟,得益于胡风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工作。

赓续与演进:论新世纪河南青年作家的乡土文学创作

新世纪以来,李清源、梁鸿、陈宏伟等青年作家接续河南文学书写乡土的创作传统,虽师法前代但也有突破,即以独特的写作立场、叙述主题,以及审美追求,积极回应了如何书写时代变动中的乡土这一重要问题。《苏让的救赎》《陆地行舟》等作品的发表表明,他们依靠对成长记忆、应对城市、经验沉潜等多重主题的开掘,使其作品正在逐渐形成以社会剖析、文化反思、乡愁溯源、地方表达等为意义内涵的多元价值形态,进而重现了以现实主义精神为主体的审美风格。凭借在价值形态、主题类型和审美特征等方面的优异表现,这些青年作家的乡土创作成为新世纪以来河南乡土文学的主要代表,也为河南乡土文学创作的时代演进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推动作用。

从《觉今日报·文艺地带》到泡沫社——北方革命文艺青年的聚集和左翼文学在北平的展开

《觉今日报》是1930年代北京的一份普通小报,其副刊《文艺地带》的编者和作者是北平两所中学的中学生。就是这份中学生主持的小报副刊却聚集了不少左翼文艺青年,也直接催生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重要的左翼社团泡沫社。小报与文艺青年难有名作问世,本文也并非要提高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只是借此重构北方左翼文学历史图景的一角。小报与文艺青年大多无名,但细致的文学史考察如果忽略它们的存在,北方左联的诸多问题就难以说清,这也是北方左联研究不能算少,但其历史面貌却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甚至,不详细考察无名文艺青年的文学生活,也很难真的走进左翼文学、乃至新文学的历史现场。

阿城的边缘化自我身份认同

由于共同的时代经历,20世纪80年代青年作家群体具有相似的自我身份认同,阿城却以其文学作品中的独特文化意识,呈现出不能被身份认知共同体纳入建构之中的异质性,站在了集体的边缘。80年代青年作家与阿城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有两种根本上的差异,其一,是遭遇苦难的受害者与隔离苦难的反思者之间的差异;其二,是寻根的启蒙者与随处扎根的世俗参与者之间的差异。特殊的自我身份认知使得阿城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文学史形象,而他对自我身份的保存和坚持也导致了文学史对其进行身份归类时的话语混乱。

王安忆与寻根文学

《小鲍庄》是王安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但她并未被公认为寻根作家的代表 ,这与人们对寻根文学的一向认识有关 ,“寻根”的一般看法是寻古老的民族文化 ,主力作家们的创作让人们以为惟有深山丛林 ,蛮荒野地才有根可寻 ,所以惟有那些取材民间的作品才有可能被列入寻根文学作品 ,而王安忆后期的创作虽然都取材于“上海的故事” ,但体现出强烈的“文化意识” ,所以 ,她当年的“寻根意识”决不是心血来潮 ,这种意识一直强烈地存在于她的身上 。

巴金与《文学丛刊》管窥:以青年作家处女作发表为例

巴金不仅是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也是成果斐然的出版人,他组织出版的《文学丛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发表青年作家处女作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巴金在借助出版活动,发掘、鼓励、培养青年作家,努力推出具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处女作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对当下出版业不乏参考意义。

高樓與商場:可洛、陳志華、韓麗珠的超密度城市空間書寫

自從西西《我城》(1975)出版以來,以香港城市空間爲想象起點的作品漸次出現,當中不少出於"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之手。他們的創作風格多元,但自覺地以小説書寫1997年以後的香港城市空間,或從城市空間生發各種文學想象的取向,幾無二致。本文聚焦於三位"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可洛、陳志華,韓麗珠,以他們小説的城市空間想象爲切入點,考察他們筆下的超密度城市空間。本文發掘小説呈現的香港城市空間特色——首先是資本塑造而成的超密度,其次是全面商場化的空間運用。通過闡釋"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構築的各種文字城市("O城""幻城""H地"),本文繼而探討小説如何展現青年作家對香港的憂思,以及作家如何嘗試通過召唤想象力來重塑城市空間。

《i-城志·我城05》的城市及身體空間書寫——兼論“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情感結構

西西《我城》面世30年後,潘國靈和謝曉虹以《我城05》寫出了一部新世紀的'i城'故事。小說通過再現發達資本主義香港的城市生活,寄寓了兩位作家對城市和身體空間的思考。本文分爲三部分:第一部分,通過細析《我城05》,探討潘國靈和謝曉虹在書寫'i城'時,如何呈現香港那深受資本形塑的城市空間,揭示香港在21世紀初成爲發達資本主義都市後的諸種空間特質。資本主義不僅按其邏1塑造城市空間,身體空間亦在其支配之下,故第二部分聚焦於考察《我城05》中的'勞動身體'和'疾病身體'。潘、謝二人一方面批判資本主義通過教育把'勞動身體'物化,另一方面亦指出'疾病身體'藴含對資本主義的強大反思性/批判性力量。最後,本文把《我城05》與韓麗珠、李維怡、可洛等'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作品並讀,勾勒出他們的'情感結構'——抗拒資本在城市空間的無止境擴張。

喻之之:文学的真正功能应是深层疗愈

喻之之在对话中坦言,自己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父亲去世带来的不安定感。为了抗拒这种不安定感,她从小立下当作家的志向,也随时积攒着把一切推倒重来的勇气,这种勇气又不断为其写作提供强大的底气。回顾创作之路,她认为阅读至关重要,每一次更为开阔的阅读,为写作打开一扇新窗,既破解了瓶颈期的困扰,又引领写作进入新阶段。谈及创作理念,喻之之提出“养小说”的说法。在她看来,灵感顿悟当然重要,勤奋苦练同样重要,作家需要不停地练习,持续地写,来保持语言的敏锐。

从《民族文学》看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青年作家是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的主力军。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焦点一是表现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生活习惯和现代性、和当代现实生活的冲突,二是宏大叙事的民族民间化,三是对底层边缘人物的励志书写,四是表现生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