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边总督喻时生平著述考

喻时(1507—1571),明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历官嘉靖、隆庆两朝,前后三十余年间,曾任吴江县令、监察御史、山西巡抚、三边总督等职,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后期,喻时临危受命,总督三边军务,功绩卓然,有力地维护了西北边地和平。其宦迹遍及南北,政绩斐然,声名远播,时有“喻青天”之美誉。喻时一生勤于著述,今有《吴皋先生文集》《海上老人别集》及其它散著存世。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英译本《论语》关于“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

目前《论语》关于“兴于诗”章仍存在诠释的争议,古今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注解,同时该研究缺乏对海外英译本的关注。至于此章的分析,无论英译本《论语》亦或是古代注疏都缺乏整体观的视野,局限于方法义角度,缺乏境界义的视角。借助理雅各、韦利、庞德、安乐哲的代表性《论语》译本去分析“兴于诗”章,突显该章的矛盾,利于对该章在境界义和方法义上的诠释及翻译,丰富和准确其意义及转译。

《世说新语笺注》校点注释商兑

《世说新语笺注》是一部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典范佳作,充分展现了近年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研究的成果与突破。但该书在某些词句的校点和注释方面尚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故文章选取该书校勘、句读及注释可商补者14条进行论述,以补充现有研究之微瑕。

韩愈阳山之贬成因考释

韩愈阳山之贬的原因向来众说纷纭。两《唐书》所载其“上疏论宫市”一事应作为韩愈此次贬谪的导因。从历史之客观记载与人物之主观态度分析,以之构罪于韩愈的并非传统所论的幸臣李实,而是在德宗朝已阴为党羽的韦执谊、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柳宗元与刘禹锡虽无加害韩愈的主观故意,却有泄情于韦、王的嫌疑。韩愈对于韦、王诸人卑鄙行径的怨愤与控诉,也如实反映在了其后创作的诗文中。

《世说新语》中人物品藻的审美内涵研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发展的重要时期,《世说新语》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和魏晋士人的生命情态、审美体验。魏晋人物品藻植根于人的“本真”及“内涵”,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亲相融、品题会通;人与人的平等交流与彼此欣赏,以及个体的自我超越,展现出一种和谐共生、彼此辉映的人文关怀,这与现代人强调的生态审美理念相似、相通。分别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及自我超越等维度,探究人物品藻的审美意蕴。

罗周《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的书写路径

对魏晋文化的痴迷促成了青年编剧罗周的《世说新语》题材系列创作,包括2014年创作的扬剧《衣冠风流》,2018年创作的越剧《乌衣巷》,以及2019年开始创作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衣冠风流》和《乌衣巷》是她在这个题材的探索和起步之作,两部作品分别从政治和情感出发,完成了对魏晋风度的精神建构,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元明清以降同类题材书写存在的困境,建立起了同类题材书写的写作范式,却仍未及圆满。而随后的昆曲《世说新语》折子戏系列则是罗周为《世说新语》题材戏曲创作寻找到的最适配、最完满的形式,并通过她独特的写作技巧,使《世说新语》中的诗性瞬间在舞台上迸发出了最大的生命能量和戏剧能量。

民国时期中学师生对《世说新语》的接受研究

民国时期的中学师生在《世说新语》接受史的建构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在新学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以及国文教学讨论的背景下,商务印书馆选辑、整理了一批古籍丛书以适应时代要求。《世说新语》以国文读本的面目出现在这些丛书中,走进了民国中学师生的视野。他们以报刊为阵地,阅读着经他人挑选出来的《世说新语》选篇或研究论文,形成对该书的间接接受。中学师生的参与使该书在民国时期获得了教学价值上的认可。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阅读体验,他们撰写相关文章,以“写”的形式直接参与进《世说新语》的接受过程。这些文章中提供的新方法与新视角推动了民国《世说新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论《世说新语》人物风度的“雅”意蕴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部志人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地反映了其时代风度中的“雅”意蕴。人物在言行举止和渊博的儒学知识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儒雅之风,在忠正刚直的性格和清新绝俗的玄谈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清雅之风,在重大关头的镇静自若和淡然处之方面体现了魏晋时代的闲雅之风。儒雅、清雅和闲雅的性格气质形成的鲜明突出的“雅”意蕴,成为魏晋时代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竞孝”与“实孝”:魏晋小说的孝行实践

继汉朝“以孝治天下”,两晋时期也自上而下高度重视孝文化,不断宣扬践行孝道。在清谈品议风俗的助推下,具有目的性、戏剧性和流程化的“竞孝”风气产生。而“实孝”作为遵循内心自然情感而为的孝行与“竞孝”相对而出,其中阮籍、王戎等人以“实孝”行为反抗“竞孝”的虚伪,抨击彼时的品评风气与礼教束缚。“竞孝”和“实孝”展露了魏晋时期将孝畸形化、工具化,将人性情感扭曲化的状态,以及产生的伪孝、愚孝等不良风气,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的类别、特征和形成机制

《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共有3类9种,总体呈现出多样性、优势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关联标记模式使用频率上,居中粘接式>前后配套式>居端依赖式;关联标记数量上,单标>双项双标>单项双标;关联表达式使用频率上,“A,co-B”>“A,B(co)B”>“A(co_(1))A,B(co_(2))B”>“co_(1)-A,co_(2)-B”=“A(co_(1))A,co_(2)-B”>“A(co)A,B”>“co-A,B”>“A,co_(1)co_(2)-B”=“co_(1)-A,B(co_(2))B”,其中前后配套式包含4种不同的关联表达式,涉及18种具体的关联标记,形式最为丰富。《世说新语》并列复句关联标记模式特点的形成是联系项居中原则、象似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交际性原则互相作用的结果。

玉台体诗歌在清朝的呈现与解读——《唐诗玉台新咏》成因探析

《唐诗玉台新咏》是清代朱存孝选录唐代260位诗人的923首玉台体诗所编成的一部唐诗选集。此书是规模最大的玉台体诗歌续集,它的编成绝不是偶然。究其编成原因有:唐代玉台体诗歌创作的丰富成果为其编成此书提供了充足的选源;清代官方诗学和诗学家们对玉台体诗做出了解读和评判,促成了他编纂此书;朱存孝有延续《玉台新咏》的艳诗传统并为玉台体诗歌存史的编纂用心。可以说,正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唐诗玉台新咏》成为考察唐代玉台体诗歌最重要的载体。

“狂夫”作为语词的内涵变化及文化意义

《汉书·晁错传》载“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根据现存文献,我们知道“狂夫”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相氏”职守,有“狂夫四人”,此“狂夫”是文化仪式中巫觋的辅助人员。在礼乐文化时代,“狂夫”还是“楚狂接舆”式的有极高文化素养和人格追求的文化精英。同时还出现了纯粹贬义的“狂夫”。到了秦汉时代,“狂夫”一词随着晁错的使用,发展出了臣子自谦自贬为“狂夫”的含义。这些内容丰富了“狂夫”的文化内涵。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蕉窗九录》托伪情况研究补遗

《蕉窗九录》题为明代项元汴撰。《考槃余事》广百川学海本(十七卷本)内容较《考槃余事》四卷本与《蕉窗九录》内容更为接近,重合处达十之八九。非重合处如《画诀十则》、《冷仙琴声十六法》条,则分别可见于清代孔衍栻《石村画诀》与徐祺《五知斋琴谱》。

“汉壁晨驰大将床”典故发微——兼析王世贞、吴乔对严羽用典理念的不同接受

王世贞有七律《寄赠杨仲芳武选》,吴乔认为其中“汉壁晨驰大将床”句化用《左传》中华元夜登子反之床的记载,故批评“晨”字不当。实则该句典源为《史记》中刘邦晨入韩信寝帐夺印事,诗人以此书写明帝收缴卧病在床的大将军仇鸾的军权和将印。吴乔对该句的误批,表层原因是误会了该诗的创作时间,深层原因则是用典理念与王不同。王世贞通过揣摩苏轼的用典实例而接受了严羽的主张,因此不追求诗句的直接切题,不追求用语与典源的一致。吴则以严说为谬,强调典故下字要有来历,故以“床”字为线索而误认典源,也误导了后世学人。有此个案,则宋人对明代复古派诗人的影响也值得加以研究。

审美范畴的深度翻译--以《世说新语》中“远”的翻译为例

“远”是中国美学中最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世说新语》中含有许多诸如“玄远”“清远”等审美表达。基于“远”范畴的研究成果,梳理其审美内涵,分析评价汉学家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本中对“远”字词语的翻译。分析表明,译者所采用的逐字译有助于保留“远”字词语的审美术语地位,从而促进其概念化。基于穆哈维提出的多层次深度翻译模式,对马译“远”的审美范畴进行评价并提供翻译参照,以增加审美范畴文化阐释的厚度。

早期五行说及其政治思维——以“和实生物”旧说与新说为中心

“禹平水土”和《洪范》五行畴属于原始五行说,二者相为表里。在殷周时期,平治水土或理顺五行是圣王治理天下及其居位受命的正当性所在,目的是“彝伦攸叙”。“彝伦攸叙”有多方面的含义,但以“和”为核心价值。不仅如此,原始五行说还包含着“和实生物”说的萌芽。“和实生物”包括史伯所述先王旧说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新说,旧说与新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以土为中心行,而后者无中心行。新说更具普遍性,更接近于实际经验和生活常识。新说和旧说都以“生物”为根本指向。“和实生物”说的应用很广,晏子的“和与同异”“水火相济”“可否相济”和孔子的“和而不同”等说法都是新说的推演。此外,早期五行说都带有政治思维的特征,它既是从政治出发,又是为政治服务的。

日本正仓院藏紫地凤形锦御轼纹样考——兼论“御轼”的用法

日本正仓院藏紫地凤形锦御轼表面织锦花纹以凤凰图案为主,四周为唐草花纹,主纹间配有菱形花草副纹。通过与甘肃敦煌、青海都兰和甘肃武威发现的相似纹样锦残片,以及与石窟、墓葬凤纹的比较,表明正仓院凤形锦完全符合唐朝盛行的“陵阳公样”的纹样特征,堪称“陵阳公样”的典型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