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才”到“三纲”:董仲舒王道观之嬗变

董仲舒王道观由“三才”向“三纲”之嬗变,蕴含着由法天以为仁到本天以立仁(人)的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元”机展露与开显。纵向层面,董子之天备具了本然性根基,从而使天哲学乃至“天人一”得以确立;横向维度,天地人以及物共“元”之性而成“天下一”。董子王道观于“元”的确认中从终极意义上证成了王道本正的先天依据,并由此建构了“天人一”与“天下一”统一的“王天下”图式。

董仲舒君子论之天元端机及其王道意蕴

董仲舒君子思想以对天性的洞明而展开,为君子人格的挺立奠定了至上性的先天根基。君子在“本天元”的生命复归中,于元之生生境域,承元之正,守元之仁,在“知仁谊”与“重礼节”的程式中,径入“安处善”与“乐循理”之境,逻辑上型塑了道德完美主义的君子主体人格,从而潜在地为庶民人格培育提供了范式与诱导。在天元涵摄中,君子品质复归于生命之本真,体悟生命原态的安然与自适,同时客观上导引社会渐次趋于整体良序。由是,董仲舒“天性”君子论自然具备了王道意涵。

《文心雕龙·原道》篇之义蕴探微

历来对《原道》篇中“道”的内涵的解读呈现出一种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但仅仅将之归于一家之说的见解都是有失片面的。结合《文心雕龙》全书去细究刘勰的思想,其所说之“道”应更近于魏晋玄学兴起以来所形成的融合儒道于一家的新“易”学。从文与道的关系看,刘勰主张文源于道、文道并重,这有别于重道轻文的“文以载道”说;从背景和目的看,刘勰主张原道,既是为了矫正当时绮靡的形式主义文风,也有着满足特定时期皇权政治需要的考虑。

“效”与“觉”:魏源对朱熹“生知”的“接着讲”

朱熹与魏源都重视“生知”的命题。朱子的“生知”是在处理“致知”与“尽心”之间的矛盾时提出的,认为具有“生知”资质的人“尽心”后方能成为“圣人”。魏源则从知识分类的角度进行论述,将知识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尊德性”的知识需要自“觉”,“道问学”的知识需要“效”他,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有自“觉”的资质,此即魏源的“生知”。魏源对“生知”的诠释是对朱子的“接着讲”。

《淮南子·原道训》“以治为本”的义理结构探析

《淮南子·原道训》涉及宇宙论、本体论、人性论、工夫论等哲学思想以及政治治理思想。其中本体论是在“无为”这一价值意识下展开的理论建构,而“无为”价值意识又合于《原道训》的核心问题意识——“无为而治”之治理思想。因此《原道训》是带有政治关怀的理论探索,从形上学的高度建构了相应的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工夫论的义理结构,以为其“无为而治”的思想提供理论支撑。

小说《荒原问道》:从文化书写到哲学追问

西北作家徐兆寿创作的《荒原问道》是一部具有深刻哲学意蕴的现实主义小说文本。称其为现实主义小说文本,是基于其浓厚的乡土情怀与沉重的家园意识;至于深刻的哲学意蕴,则是基于其围绕“道”与“存在”等哲学范畴而展开的若干反思,如宇宙、死亡、语言、知识、道德、自由等。传统的观念体系遭遇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挑战,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何以重建自我的精神世界、现代性视域下的社会主体何以实现思想观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小说《荒原问道》所关注的根本问题,也是其哲学反思所指向的终极问题。

北宋曹洞宗禅僧安庆行化考

北宋中兴曹洞宗的三位关键人物法远(991—1067)、义青(1032—1083)、道楷(1043—1118)皆与安庆结缘甚深。法远于桐城浮山付法义青,化解了曹洞正脉行将失坠的危机;义青先于浮山潜修悟道,后长期弘法太湖白云山、桐城投子山,拉开了曹洞宗中兴的序幕。道楷开悟于白云山,后于汴京丕振洞下宗风,曹洞宗中兴局面至此大成。要之,安庆是北宋曹洞宗中兴当之无愧的肇始之地。

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

袁宏道与袁枚同倡"性灵",实有分歧。袁宏道从人之本性上理解性灵,进而形成其自适之性灵;袁枚从性情与灵机上阐释性灵,进而形成其才性之性灵。二袁的性灵之异,与多种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文心雕龙·原道》之“道-德-圣-文”含义及其关系疏解

通过细读文本并结合中西哲学有关理论,文章评述了前人对《原道》之"道"的不同解释及其存在的缺憾;重新解读了《原道》之"道"的内涵并梳理了《原道》之"道"与儒释道之道的区别与联系;分析了刘勰征儒家之圣、宗儒家之经与视老子为贤、《道德经》为子书的理由。通过上述工作,文章重新梳理了《原道》之"道—德—圣—文"内涵及其关系。

《诸病源候论》中“导引法”的时代价值探析

通过文献资料法等研究《诸病源候论》中"导引法"的特征及时代价值。《诸病源候论》中的"导引法"意、气、神、形兼修,对人的身心有良好的调节作用,对疾病有很好的防治效果,是当今社会一种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的理想方法,故对书中"导引法"的疗效及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具体深入研究。

民国道院扶乩活动辨正

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新兴民间宗教慈善组织。扶乩作为道院内部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既非当时新派激进人士所指斥的"迷信",又非与秘密教门之扶乩相类。道院的扶乩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扶乩之教化、劝善功能的继承和延续,从这一角度立论,不仅有利于探究道院之扶乩在当时的合理性和蕴含的积极社会意义,亦能深化对彼时传统文化的发展变迁脉络及社会上一般之扶乩活动的认知。

略论慧远对道安的突破和超越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之后的一代佛学大师。他深居庐山,却能审时度势,勇于创新,除了佛学理论体系外,在佛教的诸多方面如恪守戒律、讲经说法、终极信仰、扩大像教等对其师道安有重要的突破和超越,一举成为整个佛教丛林当之无愧的领袖。

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教化哲学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秉承《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路径,董仲舒教化理论可分为天道教化、人性教化和王道教化三个不同的思想向度。天是董仲舒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宇宙的主宰和最高权威,是社会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终极价值根源。在人性教化方面,董仲舒主要提出了"教化成性"说,它充分论证了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王道教化是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现实归宿,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时代关切。

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兼论晚明学术思想的变迁

袁宏道“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 ,实际上是对写作主体个性的要求。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 ,与其禅学思想和生命情怀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圆道”观念下中国电影的叙事思维与意境建构

根植于中国古代《周易》哲学和儒释道文化产生的“圆道”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观念之一,这种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内化于中国电影的创作观念中,形成其独特的叙事思维。中国电影往往会呈现出“周而复始”的圆圈运动结构方式,其段落的循环往复体现着“道”的运行规律。以“圆”为文化原型的民族传统形塑着中国电影追求和谐的叙事风貌,这与中国戏曲、小说等传统艺术一脉相承。此外,“圆”所展现的“生”之创化也直接启发形成了中国电影的“生命精神”,这使其在影像的流转中展现生命的接续与传承。最后,无论“圆转循环”所产生的意象复现,还是“环中之喻”所体现的虚实相生,均可在有限的电影作品中传递出无限的意境之美。

郦道元年谱考略

自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开始撰注的《水经注》,其地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居“北地三书”之首。本年谱按年记录了郦道元一生的主要事迹以及《水经注》的创作情况,以为郦学研究提供一份翔实的资料。

论袁宏道题跋文创作的尊体与破体

袁宏道的题跋文创作具有较高的水准,既有对传统题跋体制的继承,又在结构与笔法上尝试创造与新变。研究袁宏道题跋文的创作状况,有助于厘清晚明时期公安派文人的性灵至上观念与尊体意识之间的融通折中,并发掘公安派作家思想的复杂性,从而呈现晚明时期题跋创作状况和文体观念的真实内涵,以及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客观面貌。

试析袁宏道小品的语体解放及其与五四白话散文的关系

在散文文体发展史上 ,袁宏道小品所创造、并在以后得到延续的新的语体是五四白话散文语体形成的历史渊源。这种语体较大程度地摆脱了唐宋古文抑扬顿挫的音节、从容舒缓的语气 ,以接近日常形态的方式组织语言 ,从而能更加准确生动地表现思想情感。这是古代散文语体的一次重要解放 。

阮元与嘉道时期岭南文化的发展

阮元是清代乾嘉道时期的名臣、著名学者,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1817年)至道光六年夏(1826年)任两广总督。其间又多次兼任广东巡抚、学政以及粤海关监督等职,对清代嘉道年间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抵御英国殖民者的入侵、加强海防、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方面;而最重要的是对岭南地区教育事业的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学海堂的创立。学海堂继承两汉以来的学术传统,在教学内容和考试方法上均有许多创建,它不仅是一所"专勉实学"的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发表学术成果、促进学术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出版机构,对岭南地区的教育、学术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天人合一、心物交感——论《原道》篇体现的古典生态智慧

中国古文论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是建设当代生态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文章通过对《文心雕龙·原道》篇的个案研究,透视中国古代独到的生态智慧:人类与宇宙自然相互交融,和合为一;自然之道和人文之道浑然一体;心物交感使人与自然通过深度交流处于中和协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