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副词“越”、“越发”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

程度副词"越"产生于宋代,主要用在句中作状语。明代晚期之后,"越"主要用于"越……越……"结构之中,向框式程度副词转变,这一变化基本完成于清代晚期。"越发"的异军突起和"愈……愈……"结构使用频率的下降是促使"越"的句法功能发生转变的原因。程度副词"越发"产生于明代,明代晚期才大规模使用,主要作句中状语。清代晚期以后"越发"逐渐衰落。程度副词"更"的迅速发展是造成"越发"的衰落的直接原因。

说“越X,却越Y”

本文专题讨论"越X,却越Y"句式。主体部分从三个角度讨论了这一句式:1.相对独立的"越X,却越Y";2.跟"但是"之类呼应使用的"越X,却越Y";3.关于"越X越Y_1,却越X越Y_2"。本文在结语中指出:"越X,却越Y"的使用,既要接受逻辑基础的管控,又要取决于特定语用效果的需求。具有转折性的"越X,越Y",不一定使用"却",其转折性可以隐含。

释清华简《越公其事》之“憂”字

清华简《越公其事》中的■应分析为两部分:"心"旁和除去"心"旁的部分,后者为声旁,该声旁是从西周金文中表示"柔远能迩"之■(柔)演变而来的,■应释为"憂",在简文中是忧愁的意思。

《岳阳楼记》“越明年”训释定谳与岳阳楼的增修时间

范仲淹《岳阳楼记》“越明年”作何解读,其中既有史料解读的分歧,也有词汇训释的差异。“越明年”的解读,当从历时性的语料研读入手,找出直接的证据。从时间记载确切的墓志资料可以看出,“明年”指的是次年,而非第三年;“越”字与时间连用,有“越”+时间点、“越”+时间段两种,前者表示的即“越”字后的时间,《岳阳楼记》之“越明年”正是如此。后者表示的是跨越、度过一段时间,“越”字为动词。在“越”+时间点这种用法上,“越”与“粤”相通,“越以”和“粤以”用法一致,“越”“粤”二者均是句首无意义的虚词,不能训作介词“到”“于”等义。因此,“越明年”即“明年”、次年之义,在《岳阳楼记》中,指的是庆历五年,而非庆历六年。对滕子京《与范经略求书记》时间的再解读,也可判定岳阳楼增修在庆历五年,与词汇的训释结果相吻合。

论袁雪芬对中国越剧的贡献

作为中国近现代戏曲史,尤其是越剧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袁雪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文章论及袁雪芬在越剧历史、越剧艺术、越剧改革、越剧剧种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越剧的影响及贡献,从而揭示出袁雪芬不仅是中国越剧发展历史重要的参与者与践行者,而且也是中国越剧发展历史的抒写者与见证人,同时她更是百年来中国新越剧改革与越剧剧种建设的谋划者与引领者、越剧艺术形成独特审美风格的创建者与贡献者。

周禹锡《瘟疫约编》论疫特色探骊

文章对《瘟疫约编》中瘟疫的病因、传变、治法、方药及预防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周氏认为瘟疫发生的病因主要为大气污染所导致的毒菌厉气,在瘟疫传变过程中明确提出疫病之脑传变,对于瘟疫的治疗重视患者舌象的变化,提出辨舌分期使用下法。临床用药重用朱砂、雄黄等辟秽解毒之品,在预防方面推崇芳香逐秽之说,独创加味清芳辟瘟汤预防瘟疫。通过对周氏论疫特色的整理,冀以对现今疫病的防治起到重要指导、借鉴之用。

以时文论诗法——论刘熙载以八股文法入诗论的“破体观”

如何在前人诗论面前不落窠臼且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并体现出当代特质,是清代学人在总结前人诗论时所思考的问题。提及清代文学,八股文的影响不可忽视,而刘熙载正是在时文影响极盛的背景下,提出以八股文法论诗歌创作这一“破体”观念。刘熙载分别择取八股文的立意、布局、谋篇、点题之法来论述作诗,认为八股文亦有不可忽略的文学因素和价值,其文法与诗法亦有相通之处,应积极从中汲取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文法。刘熙载对以八股文法论诗法的肯定,体现出其对“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的坚持,展现出其在文艺理论上宏大的文体通变观。

复方消疲悦意饮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复方消疲悦意饮对慢性疲劳综合征(CFS)的临床疗效。方法:对治疗组31例和对照组16例CFS患者分别予口服复方消疲悦意饮和归脾丸、谷维素,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87.10%和56.25%,组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对疲劳、咽痛、肌肉疼痛、睡眠障碍及运动后疲劳等症状改善明显(P<0.05)。结论:复方消疲悦意饮可显著改善CFS的临床症状,减轻疲劳。

汉代的易学与史学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班固、荀悦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代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

曾侯乙、曾侯■和曾侯■

曾侯乙之前的曾侯有曾侯和曾侯■。二者的年代关系,通过比较曾侯乙、曾侯■和曾侯■三位曾侯的青铜器铭文格式、铭文字体、青铜簠形制以及青铜戟形制的变化,观察曾侯和曾侯在相关因素中的系列关系,最后推测曾侯■的年代早于曾侯。

《易传》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兼谈《乐记》中两个相互游离的美学观

《乐记）受到了《荀子》和《易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美学观。其中源于《荀子》一系的美学思想以现成性的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的源泉在于心与物相感,而源于《易传》一系的美学思想则以生性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以生活世界的本体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语境中,现代人对源于《荀子》的美学思想有明确的理解,但对源于《易传》的美学思想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文化“误读”,以致于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全盘否定.其实,只有来自《易传》的美学思想才是《乐记》理论的精华,它真正代表了中国美学的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难以解读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立明的独特贡献.

理学太极论与后期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嬗变

由金元医家朱丹溪开始引入理学太极观念,导致后期中医学理论发生了嬗变。朱丹溪以太极来解释具体的医学问题,到了明代医家孙一奎则开始以命门来理解太极,突出了先天之本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意义。循此思路,赵献可将命门太极拓展为一个无形统摄有形的先天命门太极系统,不仅凸显了命门太极对人体生命的统摄作用,而且更具有可操作性。张介宾将太极观念运用到自然观、人体观与认识论三个领域,提出太极三说,使理学太极观与医学的结合达到了逻辑的终点。

北魏初至北周中的司马楚之家族兴替

北魏初期,司马楚之凭借个人才能及其与鲜卑贵族、皇室的姻亲关系,父子得以世袭王爵,担任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的要职。孝文帝时期,司马楚之家族世袭要职的特权被取消,爵位亦例降为公。司马悦为重振家族,改变了以往的姻亲关系,开始与汉族大族联姻,以抬高家族的地位。北魏末,司马裔归顺西魏(北周)政权,依靠乡里、宗族的势力,屡立功勋,从而受到统治者的宠信,然关东豪族的身份使司马裔最终未能进入西魏(北周)的政权核心或政治中心地区任职。

汉魏两晋诔文述论

诔文的产生与古代的谥法有关。诔与谥,原本是给国卿与卿大夫的礼遇,后播及于士,诔文也就随之而发展。"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是诔文的基本体制。西汉诔文仅扬雄《元后诔》传世,东汉以张衡为诔文大家,三国则以曹植为其翘楚。曹植诔文不仅数量较多,且不再专注于"铭德",而更偏好于"述哀",有变体之功。两晋诔文以潘岳为第一,其文多笔端含情,摇曳多姿。二陆、张华等也堪称名家。经过诸人的努力,诔文成为抒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晟乐成功制作与北宋乐议

"北宋乐议"活动最早出现于太祖建隆年间,终止于徽宗崇宁年间,几乎涵盖了北宋政权存在的整个历史。"北宋乐议"直接导致了大晟乐的成功制作,进而也促成了大晟府的建立。大晟乐之所以制作成功并被定为"一代之乐",其原因可从三个层面来看。表面上看,大晟乐的成功是因为它完满地解决了长期以来乐议所关注的两大问题:一是运用了既可称为古制,又能令众人信服的制乐方法;二是制成了和谐的乐律制度。深一层看,则是宫廷权谋成功运用的结果。执掌朝政的权臣借重君权神圣的幌子,最终确立了大晟乐至尊地位。而在更深层次上,大晟乐的成功制作是与乐工们长期以来的音乐实践分不开的。北宋历朝乐工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有关音律方面的知识,这才是大晟乐得以制作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评论儒藏本《群经平议》的版本选择

2014年,儒藏编纂中心出版了一部《群经平议》排印本。该书的总体质量相当高,可是由于在版本的选择和运用方面有不妥之处,因而导致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首先,儒藏点校者所选取的底本乃《续修四库全书》本,不如《春在堂全书》本面世早,也不如它清楚、可靠。其次,《春在堂全书》本专门提供了一个刊误表,可是儒藏点校者没有使用这个本子,因此未能吸收这些重要的刊误信息。另外,除了这两个版本,《群经平议》还存有一个难得可贵的原作者亲笔手稿本,而儒藏整理者也没有参考校对,导致儒藏本《群经平议》继承了传世木刻本固有的若干错误。本文将要讨论现存《群经平议》的不同版本,分析它们各自的优劣得失,再介绍儒藏的版本选择,最后揭示由此而引起的一些校勘与文本的问题。

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四种未刊文献介绍

根据新采集的定县简广域高清图像,可以进一步了解过去未曾发表的《哀公问五义》《保傅》《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以及数术类文献(原称《日书·占卜》)四种的具体内容。其中《哀公问五义》《保傅》大多能与传世文本相对照,增进我们对《大戴礼记》等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或与起居注类文献相关,也可为汉代交通与礼制研究提供新材料;《日书》《占卜》等,可以丰富我们对汉代数术类文献的了解。

明清夏季蔬菜品种及其引进管窥——基于《救荒月令》的史料考察

通过对《救荒月令》的史料考察可知,《救荒月令》按照时间顺序详细记载了明清时期一至七月份种植的夏季蔬菜。中国夏季蔬菜较为缺乏,虽然从西汉就开始引进境外新品种,但明清时期引种才形成规模并呈现较为完善的以茄果瓜豆为主的夏季蔬菜格局。明清夏季蔬菜的引进和品种急剧增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美洲大陆夏季蔬菜品种的大量引进和人们对夏季蔬菜的迫切需求。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张景岳医易学思想新论

张景岳医易学思想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外易与内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二是通过对神与机、鬼与神、升与降等范畴的论述,提出了一个医易学的心理平衡系统。这两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值得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