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宋军情蒐集与传递－以《可斋杂藁》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

本文藉南宋李曾伯所撰之《可斋杂藁》为材料，探论皇帝与前线指挥官之间，如何进行讯息传递与情报蒐集，并尝试分析其重要内容及政策取舍等问题。析论焦点以理宗所在之临安，与广南制置使司所在之静江府二地之间传递的讯息为主，其次是潭州与临安，及邕州与静江府之间。 蒙古因对宋发动「斡腹之谋」策略，图谋自大理、安南与四川、湖北，对宋形成三面夹击，广西遂骤升为对蒙战事前线。宋廷为掌握蒙军在西南边境的军情，透过邻近之安南、大理、羁縻溪洞，动员大批人力多方侦搜蒙军军情，使宋、蒙广西之战俨然成为大规模的情报战。从宋、蒙广西之战可以观察到，由於接收讯息管道及决策者立场的不同，易产生认知落差，对讯息的判断与战略决定，既有不同的考量，更可能影响防御部署。同时，由於宋廷长期轻忽西南地区的经营，与大理、安南或诸蛮部之间，互信基础薄弱，加上情势紧迫，因此难以完整蒐集蒙古军情。即便宋廷能在短期内透过不同管道，获取大量蒙军在邻近地区活动的情报，仍因情资真伪难辨，而妨碍决策判断。复以蒙古熟谙西南地区的地形，对少数民族的控御亦优於宋朝，况且宋、蒙战力悬殊，宋终究仍难抵抗蒙古的进犯。

“末代秀才”詹鸣铎与《振先杂稿》的学术价值

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1883—1931),享年虽仅四十九岁,但在其不到五十年的生涯中,中国社会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此一"天时日变其旧,人事日趋于新"的时代,詹鸣铎除了著有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之外,还有个人诗文集《振先杂稿》和詹鸣铎日记等传世。本文即聚焦于抄稿本《振先杂稿》,从商业、宗族和村落及乡绅角色三个侧面入手,探讨该书的学术价值。从中可见,作为一名"贾而好儒"的生员兼徽商,詹鸣铎虽然衣食无忧,但多年徘徊于功名与生计之间,亦时感步履维艰。在断续的外出游历中,詹氏在江南各地见过世面,也接触到一些新的思想。在其行文措辞中,时常将当年颇为时尚的新名词嵌入个人表述,显露出与时俱进的倾向。不过,从总体上看,他的知识储备与社会见识仍然极为保守,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充满了消极与悲观,从中反映出在时代变迁大潮中日益被边缘化的乡绅之无力与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