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腐败犯罪黑数

腐败犯罪黑数是指未被官方发现的腐败案件数,其存在不仅使犯罪数据难以统计和评估,更损害了“三不腐”机制的形成,危害甚巨。腐败案件,从案件发生到官方通报查处,如下任何因素,诸如权力运行失范、制约监督乏力、举报机制不健全、查处措施不力、科技赋能欠缺,都有可能导致腐败犯罪黑数。应通过综合施策,降低“腐败黑数”,实现腐败犯罪的标本兼治。

今、帛、竹书《周易·蛊》卦爻辞本义考论

《蛊》之卦名即意为“蛊乱”,《易》学史上的“拯弊治乱”说、“从事”说、“侍奉父母”说、“筮占事业”说均非其本义。卦辞“元亨”即大为亨通,而非享祀之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与祭祀、天气预报或侍奉父母无关,而是含有“殷鉴不远”的意味。初六“有子考无咎”之“考”并非“成就”,而是指父亲,九二“干母之蛊”、九三“干父之蛊”皆与继承父辈、母辈画卦事业无关,二爻本义均与整治蛊乱相关。六四“裕父之蛊”旨在批判君王宽裕治蛊的行为,杨万里将之视为正确的治蛊措施是不恰当的。六五“用誉”之“誉”并非指九二,应意为“荣誉”。上九似当依帛书本作“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凶”,其义理体现出君王应将“治蛊”事业进行到底的哲理。

完善我国反腐败涉外法规的思考——基于中国知网反腐败涉外研究文献分析

完善我国反腐败涉外法规制度,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必然要求。文本以此为主题,依托中国知网(CNKI)数据平台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形成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跨境反腐败管辖、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反腐败国际合作等四个系列理论范畴。始于2003年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阐释和我国的立法回应转化层面。跨境反腐败管辖问题由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问世引起,集中在对美国“长臂管辖”的深层逻辑评析、我国反腐败跨境管辖的现状和问题、对“长臂管辖”对等反制等三个层面。基于我国“走出去”企业规模和对外投资体量越来越大,跨境企业预防腐败合规制度研究随之兴起,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发现跨境企业预防腐败的责任与义务、廉洁合规及主体责任的创制和完善成为研究热点。反腐败国际合作研究,集中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通过文献分析可知,完善我国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应制定一部反跨境腐败专门法律,确立以跨境反腐败管辖、跨境企业廉洁合规、反腐败国际合作为核心的法律框架。要围绕跨境腐败罪名、跨境反腐败主体责任以及反腐败合作程序等充实法律规范,丰富惩治跨境腐败工具箱,为推进全球反腐败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国内廉政研究的知识图谱:热点主题与演进趋势——基于CSSCI(1998—2020)的文献计量分析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随之国内学界亦出现了一波“廉政研究热”。在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情形之下,亟需对此前廉政研究的成果予以梳理、总结和提升,从而为提升国内廉政研究的理论水平夯实基础。以1998—2020年CSSCI收录的4159篇关于廉政研究主题的期刊论文为样本,采取国际领先的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廉政研究的热点主题、前沿趋势等内容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发现,国内此前23年间关于廉政研究的论文成果一直较为丰富,发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后呈逐年下降趋势,且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究群体。大部分高频关键词首现于1998年,其中不仅包含与廉政、腐败主题直接相关的高频词,还包含与中国共产党建设主题相关的高频词。国内廉政研究在科学化、腐败治理、网络监督等方面拓展了关键词聚类,构成了国内廉政研究的新兴领域和发展趋势。

迈向新征程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政策

党的二十大基于反腐败斗争历史成就,客观总结实践经验,科学准确地对新时代新征程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形势作出判断,即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同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并呈现阶段性新特征,铲除腐败滋生土壤的任务依然艰巨。新形势决定新目标新任务,即迈向新征程的反腐败斗争一刻不能停,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迈向新征程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具体措施包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坚守底线、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

论激励型廉政政策的范畴与影响——以“耗羡养廉”为例

廉政政策按照行为导向可以分为约束型与激励型两类,我国古代发达的监察制度使得约束型廉政政策成为腐败治理的主要手段。明初的重典治吏表明,约束型廉政政策可以快速打击腐败,但超出必要限度的严刑峻法会产生反腐边际效应递减,需要导入激励型廉政政策矫正负外部性。以往激励型廉政政策多因陷入道德渊薮而效果不彰,雍正朝的“耗羡养廉”是技术范畴内的激励型廉政政策,通过裁汰陋规、禁止捐俸、限制耗羡用途等手段降低了治理成本,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实施激励型廉政政策是反腐败标本兼治、巩固治理成果的重要方向,“耗羡养廉”所展现的熟悉下情、不图虚功、因地制宜以及灵活施策等优势,为当今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了可创造性转化的历史经验。

科研经费领域反腐败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问题

科研经费领域反腐败中应当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应当对套取挪用科研经费案件尽量予以出罪处理,能不定罪处罚就不定罪处罚;即使对于涉案科研人员必须定罪处罚,也要尽量采取非监禁刑;即使必须适用监禁刑,在执行过程中也应积极运用减刑、假释、赦免制度,使科研人员尽快回归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应当对通过行贿获得科研经费的行为、科研管理人员受贿、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等行为从严惩处。从根本上治理科研经费领域的腐败犯罪问题,必须从完善报销程序、改进科研人员劳动补偿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改革完善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

中国腐败治理现代化的微观社会政策建构

科学有效治理腐败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从宏观政治制度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优化,还需要从微观社会政策方面夯实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在健全和完善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科学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微观权力,因而需要精准聚焦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及其具体行使者。根据公共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过程防腐作为制度反腐的实现机制,是联结和贯通宏观制度体系、中观治理机制、微观治理对策的中介环节。在推进腐败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实践中,实现从宏观治理体系到微观社会政策的总体性建构,是完善中国特色过程防腐机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之“标本兼治”的重要进路。围绕公职人员及其职权本身,从经济社会文化层面探析腐败治理现代化的社会政策建构,结合既有“地方性知识”提出“三固定”和“三动态”的微观治理机制,以此支撑协同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反腐视域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由政策反腐向法治反腐进阶,是建立长效、稳定反腐机制,消除政策反腐弱效能问题的必然选择。实施法治反腐、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内外互补的异体监察权,明确国家监察权与行政监督权、司法监督权、纪检监督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国家监察权的内部权力结构,构建多职能一体的反腐败专门机构。目前,国家监察体制雏形已然形成,但其体制定位等问题仍需探讨。正确定位国家监察体制,前提是要理清纪检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制定成熟的反腐败《监察法》以及恪守人权保障的底线要求,以确保反腐法治阶段的顺利推进。

政策性负担、八项规定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治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我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OLS方法研究了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八项规定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显著正相关,八项规定削弱了国企政策性负担与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显著降低了国企政策性负担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程度。

反腐败政策的奇迹:新加坡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是全球政治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它的成功是个真正的奇迹,不仅仅是因为新加坡在遏制腐败上成效非凡,更是因为它是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取得了这样的成功。关于新加坡反腐模式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新加坡模式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治理猖獗的政治腐败时可以效仿的模式;另一种观点是,新加坡经验是独特的,很难借鉴。论文旨在对新加坡反腐败模式进行去魅(demystifying),介绍新加坡政府的反腐理念与政策举措、分析新加坡成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指出新加坡模式所具有的和正在面临的不足和挑战。结合我们对新加坡反腐模式的分析,我们对新加坡反腐败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一方面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政府反腐败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价值,另一方面在学习和借鉴新加坡模式的同时,中国自身的历史、政治和社会发展也需要得到特别的关注。

公众腐败感知与腐败的民间传说——基于C市城区公众腐败感知调查的一项研究

作为腐败量度的重要方法,腐败感知及相关的腐败印象指数常被广泛运用,但公众的腐败感知很大程度上属于民间传说,具有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特性,而并非亲身经历的腐败事实。通过腐败感知可以量度"腐败传说"的流行程度。基于C市城区居民925份问卷调查的数据,确认了"腐败传说"的存在。但不同于已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腐败传说"与其观念持有者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并无明显的相关性。有无遭遇腐败的亲身经历则与腐败感知、反腐败成效感知呈现出显著相关性,有腐败经历者对腐败普遍水平和严重程度的评价更高,对反腐败成效的评价更低。反腐败工作致力于降低腐败发生率并因此降低民众遭遇腐败的概率,应为关键,但并不足够;通过各种措施降低"腐败传说"的流行程度,本身亦应成为反腐败的努力方向。

政府清廉、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减速治理背景下,政府官员廉洁程度与财政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动态关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基于赋予转移概率以时变特征的MS-TVTP模型,研究发现:中国腐败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并未呈现持续性改善趋势;政府廉洁状况的改善有助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提高,也有利于经济扩张区间的相对延长,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但由于中国尚处于腐败较为严重区间且改善程度有限,导致这一促进作用并不十分突出;此外,信贷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十分有限。

论廉政政策执行力的涵义、构成及影响因素

廉政政策执行力是执行主体为实现廉政目标,运用各种手段或措施,调配和利用各种资源,将廉政政策内容作用于政策对象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力量及效力等构成的一种合力。它包括廉政政策执行理解力、向心力、领导力、协同力等多个方面,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执行参与者是影响廉政政策执行力的重要因素,提升廉政政策执行力对促进廉政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转型背景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研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提出构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预防腐败。中国共产党自2000年以来,特别是十八大后,也明确把防止利益冲突作为科学有效地预防腐败的深化改革方式。在反腐败刑事政策语境中,必须从影响反腐败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根本性和全局性方面创新治理机制。在反腐败协同治理刑事政策下,应突破预防、教育、公众参与和国际合作等制度之间的壁垒,充分释放有效治理要素的潜能。因此应当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下建立健全反腐败协同治理法律规范体系,其中反腐败刑事政策预防侧改革的主要表现就是利益冲突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中共十八大对反腐倡廉政策的新发展

中共十八大系统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新形势,在反腐倡廉政策方面提出了新的政策问题、政策思想、政策观点、政策原则、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政策措施,基本建构了中国目前阶段新的反腐倡廉政策体系,体现了执政党的反腐倡廉政策向科学化、民主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深入研究中共十八大对反腐倡廉政策的新发展,对于把握未来一个时期当代中国反腐倡廉政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内部控制、学历水平与高管腐败:理论框架与实证

本文将内部控制、学历水平与高管腐败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逻辑和理论框架之中。研究结论显示,企业内部控制和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高管学历特征,是影响高管腐败的两个显著因素。其中内部控制作为主变量在抑制高管腐败过程中具有显著效应;而高管学历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在内部控制抑制企业腐败的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进一步基于要素层次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对于高管腐败的防控作用是介由内部环境、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三个要素的改善而实现的。以上结论形成对于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实现了对反腐败理论的延伸拓展,而且对寻找有效的腐败治理政策也具有实践意义。

论习仲勋反腐倡廉的政策思想

习仲勋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许多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和政策主张。习仲勋反腐倡廉的政策思想,以崇尚艰苦朴素,树立廉洁政风为出发点;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整风运动为手段;以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为途径;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注重干部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发扬民主,加强监督,完善司法为保障。

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及对我们的启示

反腐倡廉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突出任务,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的反腐败措施以及预防 腐败的成功经验,加快反腐败立法的步伐,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加大腐败者的"腐败"成本来扼制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