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通经”思想与《书目答问》经部著录分类探析

张之洞从“通经”思想出发,改变了古代书目“聚传习一部古典之书为一类”的分类原则以及“以时为次”罗列经部文献清单的著录标准。《书目答问》首先区分“经”与“经说”,确立“正经”具有公理前提性,也是所有“经说”的对象和基础;其次,又将“经说”区分为“古注”与后续的列朝“经说”。前者是“经说”典范,故亦称“正注”,并成为后者的标杆。由此形成从“正经”到“正注”再到列朝“经说”的由源竟流的学术演进之迹;反过来,从列朝“经说”到“正注”再到“正经”的因流溯源,则成为“通经”从而表彰儒家经典价值的必由进路。至少就经部而言,“通经”的学术诉求比目录学自身的逻辑更为本质地制约着《书目答问》的文献著录与分类。

张之洞兴文理念与近代湖北文教兴革

张之洞从学政到总督,前后近二十年致力于近代湖北的文教兴革。面对内忧外患的时代危局,如何实现救亡图存,张之洞明确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倡导“通经致用”致力于传统书院的改制,提炼“中体西用”开启新式学堂的践行,文教兴邦成为张之洞一生的烙印。张之洞以“广雅之度”凝聚士人以储才育林,以“会通中西”开设文化辅助部门以健全新式教育机制,以“匡济时艰”创建书院、学堂以达文教兴邦,尽显政治家型教育家的风范。张之洞湖北文教兴革的当代启示在于其坚守儒家传统诠释了文化自信,兼容西学体现了开放视野,对待西方文化呈现出肯定中有批评、批评中有吸收、吸收中有扬弃的特点。

张之洞的国家翻译观及生成逻辑

张之洞对翻译的强国作用具有深刻认识,其赞助的国家翻译活动时间跨度之长、内容范围之广、社会文化影响之深远,足以使其彪炳中国翻译史册。本研究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相关理论,梳理张之洞的涉译言论和翻译赞助活动,探究其国家翻译观及生成逻辑,认为其赞助国家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救亡图存使命驱动下的政治文化实践,具有丰富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意蕴;其赞助翻译过程中坚持“中体西用”原则,为晚清国家自强图存和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张之洞的翻译赞助行为和国家翻译观为新时代中国探索“文明互鉴”之道提供了有益借鉴。

论张之洞督鄂时期湖北米价的波动特征

1889至1907年间,张之洞主政湖北。在其主导下,湖北工商业获得迅速发展。本文通过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重点考察这一时期湖北以米价为代表的粮价波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张之洞督鄂时期湖北米价波动具有总体趋势上升、季节变化显著、存在异常振荡和区域差异明显四个主要特征,波动原因涉及湖北的稻米耕作制度、供需关系、自然灾害和区域市场发展水平差异等多个方面。张之洞督鄂时期,湖北经济建设虽取得一定成就,但该时期湖北农业发展迟滞,百姓生活成本上升,民生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湖北工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关于武汉科技大学历史沿革的研究

本文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全面概述了武汉科技大学105年的校史沿革,重点查证学校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工艺学堂,是湖北地区最早的专业学堂之一。

论张之洞与近代报刊

清末重臣张之洞广阅各种报刊获取西学知识,推行洋务与新政。他对维新报刊先助后压,又在湖北创办一系列官报,限制异己的维新、革命报刊。通过观察他在这一系列活动中的表现,仔细地梳理和分析了他与近代报刊的关系,进而达到了解晚清政府上层对报刊的反应的一般情形。

晚清东南督抚的地方自治思想探究——以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为中心

当义和团运动渐趋高潮时,坐镇南方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在中外几种政治势力的怂恿下,因不满清廷的政策而各自萌发了"独立"、"自治"想法,但他们随着时局变化很快又放弃了这一想法,转而全力经营"东南互保"。东南互保时期的"独立"、"自治"思想,因其所处的特殊政治形势而凸显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离心力,尽管其中偶尔迸发出一丝"革命"火花,但终未能突破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政治界限。它实质上是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延续和发展,反映了晚清中央政权所面临的深重政治危机。换言之,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持续发展和以地缘情结为基础的"省界"(区域)观念的不断深化是东南互保形成的重要思想诱因。

找寻历史真相:汉阳铁厂选址问题再探讨

按照近代钢铁企业布局的一般规律,汉阳铁厂的选址应放在大冶,但在决策过程中,张之洞却打破这一常规,将铁厂厂址择定在煤铁皆缺的汉阳。如果仅从决策的随意性或为加强对铁厂控制的政治动机等方面进行解释,显然有失偏颇,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境。因此,只有重新解读历史史实,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当事者的知识结构及思维观念等,才能找寻到历史的真相。

《癸卯学制》百年简论

190 4年 1月 13日颁行的中国近代第一个学制系统———《癸卯学制》 ,迄今为止 ,面世整整 10 0周年。《癸卯学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该学制的颁行使中国教育终于融入世界教育发展大潮之中。

张之洞策反邱菽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可以知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七年邱菽园与康有为决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主要原因)是张之洞的策反。张之洞通过清朝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新加坡领事罗忠尧、两广总督陶模对邱菽园进行了劝说的工作。在张之洞通缉与劝说的两手交并使用下,邱菽园选择了纳金免灾的办法,公开登报与康有为决裂。

张之洞治鄂论

晚清重臣张之洞督鄂18年,致力于湖北新政建设,使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湖北区域发展出现兴旺局面,成为全国的示范之区。总结他在湖北的一系列作为,可归纳为识势、谋政、理财、用人四个方面。系统梳理其成败得失,对湖北实现中部崛起的目标大有裨益。

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幕府

张之洞督鄂时期是其幕府的鼎盛时期。他在湖北创设学堂、厂矿等各种实业、文化机构 ,通过延聘、札委、奏调的方式 ,网罗中外各类人才入幕 ,可谓兼容并包。张之洞对幕府制度实行了改革 ,总趋势是由幕宾向幕僚转化。他与幕府人员之间建立起了比较和谐的互动关系 ,幕府人员对张之洞的决策、成就功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样 ,张之洞也为幕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 ,并为他们的发展升迁开辟道路。

张之洞与武汉科技大学

本文阐叙张之洞与武汉科技大学的关系,重点揭示张之洞与武汉科技大学的历史渊源,呈现出一百多年来一脉相承的钢铁情缘,同时又展示了张之洞作为一个近代教育家与今天的武汉科技大学在校训精神、办学理念方面存在的传承与弘扬的关系。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评析

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教育,为培养既能精通洋务又能恪守古训,既知"新"也知"本"的"中体西用"式人才而努力。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变革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大力倡导尊经。张之洞试图通过废除科举制度来对传统社会体制进行自我调节,不可能在根本上突破传统的藩篱,这是张之洞本人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

张之洞政治人格刍议——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在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张之洞的政治人格,可以发现张之洞具有典型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人格,同时,又具有鲜明的调适性人格特征。张之洞的政治人格也表现出强势的主体性,将传统政治文化塑造的群体主体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却没能完成以张扬个体主体意识为主要特征的近代政治人格的升华。虽然如此,张之洞能审时度势,调适其中,对中国的近代发展有丰功伟绩,亦可誉为"圣之时者也"。

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肩负起"绍先哲,起蜀学"的学术使命,经过张之洞、王闿运的精心规划和整饬,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尊经书院为中心,是准确把握近代蜀学特质的基本途径,必须由此出发,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满意的解释。

试论晚清国学举要书目的编撰

晚清国学举要书目的编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张之洞、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编撰了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国学举要书目,为中国近代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张之洞调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满汉矛盾始终是支配晚清政局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晚清重臣张之洞鉴于满汉矛盾日益尖锐的严重局面,从稳定满清王朝统治基础出发,呼吁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满汉矛盾,尽早将化解满汉畛域问题纳入政治改革纲领。但是,由于皇族擅权、亲贵用事,满汉矛盾不见消解,反而日益尖锐,国事不堪收拾,终至崩溃。张之洞虽身为枢辅重臣,眼见亲贵并出,国事日非,却在专制体制的钳制下谏诤无效,一筹莫展,最终忧郁抱憾而卒。满汉畛域对于晚清政局的演变和张之洞的政治生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严复与晚清幕府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相互倾轧,严复在两者之间艰难抉择。李鸿章及其幕府遭张謇等弹劾,严复始有投奔张之洞幕府的想法。在李鸿章幕府内部,又有“闽党”与“浙人”之争。在内部斗争形势变化,地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严复著译以“立言”,剖析李鸿章幕府弊端及在战败中应承担的责任。严复发表《辟韩》,从君臣之义上对甲午战败进行反思,而张之洞命作《〈辟韩〉驳论》,严复与张之洞交恶。严复针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提出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及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干预教育制度。严、张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严复作为政治家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与经世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瞩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严复等在李鸿章幕府中倡导“学新”,形成有别于张之洞及其幕府倡导“东学”的价值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