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招魂》“我欲辅之”的话语设计与屈原的天命意识

屈原在《招魂》中借“我欲辅之”表达的天命意识与《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一脉相承,其背后的理论支撑都是儒家天命观。而屈原之所以于远迁陵阳途中幻想“帝”会主动提出“我欲辅之”,是出于自我暗示和自我安慰的需要。彼时的他因再次遭受重大打击,已经开始怀疑“皇天”“览民德焉错辅”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屈原身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乱世,却坚决固守“自覆之术”,拒绝修习“进取之道”,期盼在“上无所考此盛德”的情况下“帝”能够及时予以支持和回应,这就注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

论《离骚》与《招魂》中符号化的巫形象

屈原在《离骚》和《招魂》中,分别塑造了“灵氛”“巫咸”和“巫阳”三个巫形象。一方面,这些巫形象直接来源于原始神话传统,显示了楚地民间盛行的巫风巫俗对屈原的沾染。另一方面,这些巫形象本质上是屈原关于“远逝”“归来”等人生选择的思考在不同时期作品中的符号化表达,均通过信仰剥离与理性沉思实现了原有内涵的消解,褪去了宗教色彩。《招魂》与《离骚》在巫形象营构上的一致性,体现了屈原创作《离骚》的艺术思维在《招魂》中的延续。

《招魂》“像设君室”与楚简帛之“象”

《招魂》"像设君室"之"像",前贤或解为法像,或解为画像,以顾炎武"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之推断最有见地。上博藏六《天子建州》"士象大夫之位"、"大夫象邦君之位"、"邦君象天子之位"之类记载,其"象"谓祭祀之设象。楚地出土的楚帛画以及西汉帛画对研究招魂之礼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由周代之"尸"到战国之"象"的礼制变革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

楚辞体音乐性特征新探——音乐符号“兮”的确立

"兮"为楚辞音乐性的标志性符号,楚辞音乐性"标准器"的构建,基于"越歌"与"楚歌"的对译关系,也基于《渔父》中"歌"与"言"的对应关系。"兮"是音乐的泛声,文本中的虚字。传世《楚辞》,并非都是可歌的"楚歌",《渔父》篇"歌""言"之别即是确证。标明"楚歌"的作品,有"兮"字是音乐泛声的记音表现,而不带"兮"字的楚歌则是文本记载。传世《大招》在形式上是《招魂》的招辞部分,其中"魂乎归徕"与"魂兮归来"的差异,说明彼此的关系不是文本的模仿,而是对音乐记音的不同。《招魂》音乐结构的特殊性在于:从"兮""些"记音区分出不同角色的扮演,说明它具有仪式功能。"些"或为"止止"二字误写,或为""误写。

《招魂》研究综述

对《楚辞·招魂》的研究,一直是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综观汉代至今的《招魂》研究,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由对作者、被招魂者、所招是生魂还是亡魂等少数问题的研究到逐渐涉及《招魂》方方面面研究的发展过程。把历代学人《招魂》研究的成果分三个阶段作一客观陈述,以期对这一课题更加深入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于《招魂》体例与所涉礼制问题及其他——近二十年《招魂》聚讼焦点问题研究述评之二

《楚辞·招魂》是中国文学史上争议最多的作品之一。与此前相比,最近二十年《招魂》聚讼焦点问题研究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新变。体例争论为此前所未有;所涉礼制争论则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其他争议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此期学界围绕《招魂》聚讼焦点问题的激烈争论,推动了《招魂》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招魂》作者问题的考辩

在总结归纳前人对此有关论述基础上,从《招魂》这一文学本体出发,通过对《招魂》结构、内容的分析,试图证明《招魂》的作者并非屈原,可能是传说的另一人———宋玉。

《招魂》“黑齿”考

文章从《招魂》中的"黑齿"一词入手,综合历代诸家对"黑齿"的解释,指出以漆染齿之说的不可靠性,接着进一步探讨"黑齿"国地域及习俗,并对其形成原因作了初步探索,分析几种导致黑齿的生活习惯,如食用槟榔、以齿草健齿、用草药染齿等多种方法,指出黑齿习俗系因饮食习惯、保健观念及审美趣味等诸多因素而形成的特殊习俗。

《招魂》《大招》论析

二《招》(《招魂》《大招》)所招为屈原魂而非楚怀王魂(或其他楚王魂);二《招》为抒情言志之作,而非所谓实用的招魂辞;《招魂》以生活招,《大招》以政治图景招,《招魂》主要着眼于"己",《大招》则更多着眼于"朝";二《招》采取幻设以讽刺、对比以讽刺的手法,具体各不相同;二《招》寄意遥深,委婉曲折,与屈原正道直言截然不同。二《招》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应该得到新的认识与发掘。

《文选·骚》三题

《文选.骚》中的作品非再选自其前的诗文总集,而是直接来自《楚辞章句》。合《文选》与《文心雕龙》考察,才能更清楚《楚辞》在南朝文坛上所占地位的重要,而有助于探讨《文选》"骚"类作品的来源。这无论是对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对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以《招魂》为屈原作,乃误读《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所致;王逸的"《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说,确然无误。

试论屈宋之《招魂》及相关问题

本文在概述胡念贻、潘啸龙得出的《招魂》之作者是宋玉、《大招》的作者才是屈原,并揭示宋玉《招魂》的创作背景和词旨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宋玉《招魂》的创作时间、屈原《大招》的创作动机及反映的思想,并建议将屈原的“招魂词”恢复其原名《招魂》,而将宋玉的“招魂词”改用其曾用名《小招》。

《招魂》:屈原而非宋玉营构的奇诡世界

关于《招魂》之作者,汉代就有屈原、宋玉两种不同的判定,以后各有分化和推进;加上对所招对象的认知不同,情形愈显得复杂。其间最基本的历史轨迹是,作者问题,宋玉说超出屈原说,所招对象问题,招王说超出招屈说。本文宗旨不在一一评析和回应历史上种种观点,而在着力呈现自己对《招魂》作者、主旨本身的认知:基于文本所叙被招者之行为和特征,确定篇中之招魂术乃"施之生人"者,而被招对象只能是屈原,不可能是怀、襄或其他楚王。基于文本所设定的结局背离其所述招魂目的、代言说迂曲而空洞,并参证《大招》之"为招之术",确认《招魂》之招屈子不可能是宋玉代言。基于文本采取第一人称之叙事视角,证明《招魂》乃屈子自作自招。最后揭橥《招魂》本意——屈子人生抉择的象征,以证成全文主旨。

原始汉藏人的宗教与原始汉藏语

在汉族、藏缅族、侗台族和苗瑶族的风俗中都有一些原始巫教的遗迹。用在这四族语言中义为"巫"的这个词都能在语音上互相对应,所以这个词有可能来源于一种叫做"原始汉藏语"的极古老的语言。有关原始巫教的文字资料极少。作者在这篇论文中从古代记载里征引了"招魂"、"血祭"、"尞祭"三例是希望能说明原始汉藏语是曾经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