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痹岩同归”浅析从癥瘕积聚论治糖尿病性下肢血管斑块性病变

中医认为糖尿病性下肢血管斑块性病变与中医学“岩症”在病因病机及发生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痰浊-瘀血-岩积的形成。本文将以“岩症”的治疗思路为切入点,通过对糖尿病性下肢血管斑块性病变与“岩症”的发展的相关性分析,在治疗上试用中医治疗“岩症”的遣方用药思路治疗糖尿病性下肢血管斑块性病变,早期以化痰化浊为主,中期活血化瘀,后期破血攻凿“岩”性斑块,总结提出“痹岩同归”之理念,为临床治疗糖尿病性下肢血管斑块性病变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近五年来张居正研究综述(2000-2004)

近五年来,出现了“张居正研究热”,有关论著明显增加,主要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张居正的人生悲剧、学术思想及比较研究等。近年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一些不足之处。

腐败与弊政:张居正施政的另一面

长期以来，学界把首辅张居正的施政视为“改革”行为，把万历初政称为“改革”的政治，而忽视了万历初年的腐败与严重积弊。实际上，从嘉靖前期革新以来的大背景考察，张居正辅政时期的腐败与弊政现象是极为严重的，且愈演愈烈，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无视这一点而一味称颂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除弊措施是偏颇的。

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明蒙贡市关系

万历初年,张居正顺应"隆庆和议"以来蒙汉友好的历史局面,致力于封贡互市政策的推行,进一步将明蒙关系推向深入。一方面,通过抚赏、封爵等措施巩固和发展,与俺答集团及其他蒙古部落的通贡关系,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羁虏"的目的;另一方面,恢复与蒙古诸部的互市贸易,增设马市,开放官市,允许民市,密切了蒙汉之间的联系,暂时满足了双方所需。这些措施虽然存在诸多局限,但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长期以来明蒙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张居正改革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政治变革的走向

嘉靖至万历前期长达六十余年,是明代历史中极为重要的阶段。明世宗通过"大礼议"清除了杨廷和集团,重新恢复了明代政治秩序,结束了武宗败政时代。钦定大礼之后,对世宗之前明代百余年来政治积弊的变革才成为可能。在世宗的全力支持下,从"大礼议"中脱颖而出的张璁是嘉隆万政治变革的开启者,而在神宗等人支持下的张居正是这一变革的继承者和终结者。其间以阁权的有限扩张为时代特点,并由此带来这一时期的诸多变革,探讨嘉隆万政治变革的政治走向,有助于认清明代历史发展的轨迹,成为明代政治变革的最大特点。

试论万历年间的“倒张运动”

张居正作为彪炳史册的大政治家、改革家,被誉为"救时宰相",其卒后却受到了清算。"倒张运动"的发生是神宗、阁臣及众多官员一起推动的结果。"倒张运动"使得张居正推行的改革被否定、叫停,使明朝失去一次重振的机会;运动结束后并未出现一段时间内政局稳定、政令通畅的局面,而是变得更加混乱,朝臣间的门户分化渐趋明显,明朝开始逐步陷入纷乱的党派纷争泥潭中,从而标志着明朝的丧钟已经敲响。

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他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为官史修纂储备史料,并以此为契机约束日益膨胀的皇权;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极力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使史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树立了典范。

张居正与万历《大明会典》纂修

张居正将其改革措施延伸到主持修纂《大明会典》等史书之中,奏请重修《大明会典》并充纂修总裁,制定纂修计划,抽调谙熟本朝典制、擅长史事之人参与编纂,主张事必专任、功必立程,加强纂修官的管理与考核,完善史馆制度;重视以往纂修中的问题,维护《大明会典》的权威,推动纂修体例的发展和完善,使之语言表述更加系统化、标目更加准确、结构更加完备,删润之功显著。

海瑞与张居正比较研究

海瑞和张居正的政治品格相同 ,却不能合作。原因不是二人私怨或张居正妒贤忌能 ,而在于他们政见、策略之歧异 ,具体表现在祖制观、才德观和斗争策略等方面。

明朝张居正时代应对欧力东渐之得失

张居正时代是明代中欧关系的重要转折时期。面对不断东来的欧洲势力,张居正当局在外贸制度、欧侨管理、沿海防务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调整,初步呈现创新制度、增加税收、增进了解、促进发展之效果,迈出了前近代早期中国融入世界新秩序的可贵一步。但这些应对举措大多集中在经贸层面,生发于漳州、澳门、广州等局部地区,缺乏系统而长远的规划,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终极目的,对中国社会之转型推动作用有限。明朝专制政体的内在缺陷,明人对欧势力的忽略轻视,乃是导致这一时期应对不足的根本原因。

在历史容量和想象空间中激活的火凤凰——论熊召政的历史小说《张居正》

历史小说《张居正》在宏大深厚的历史氛围中塑造了一代名臣张居正的形象,以揭示明代“万历新政”的政治革新及其文化意义。作者以诗性的才情和自具的史才史识还原张居正做人做事的本色,着力于表现他做事的功业和做人的悲剧,这本为一体的二者,在张居正特定性格和命运的演绎中,结果是后者既造就了前者,也毁灭了前者。但它给社会文明带来了永恒的典型性,让人在可歌可泣的历史审美中对自身有一种警醒。

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张居正改革的伦理视角探讨

明王朝以伦理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张居正为了顺利实施其改革计划而采取的与李太后、冯保结盟,用人及“夺情”等手段,客观上触犯和践踏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伦理,侵蚀了明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张居正强国富民、稳定王朝统治的改革目标,虽然能获得合法性认可,但他为达致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改革手段却不具有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正是张居正改革的悲剧性所在。

唐郑居中夫妇墓志发覆

墓志记载中晚唐中层官吏郑居中一生所经历事件和结交的上层官僚 ,以及妻族崔氏、儿女亲家等 ,或见于文献记载。郑居中童年一度入观学道 ,晚年寻道访宫于王屋、嵩少 ,终卒山寺。其事迹演绎为《逸史》道仙故事 ,墓志为其文学素材。

高拱缺失相材吗?——与赵毅教授商榷之二

赵毅教授提出的高拱 "相材缺失论",不符合史实。高拱于嘉靖末年入阁,由于与首辅徐阶政见政纲之分歧,而被徐阶逐出内阁,决非所谓 "以群辅搏首辅,有违做官之道,大失人望"所致。隆庆三年末,高拱复政后,内阁诸臣之去,也是由于政见政纲之不同,决不能归因于高拱一人,这实际上均是权欲极强的张居正一人所为。高拱为相为人 "公正廉直",论相业功绩不亚于徐、张,论人格品德又比徐、张高尚。认为高拱 "相材缺失"不仅有失公平公正,而且也有悖于历史事实。

《简易普济良方》作者、内容及版本考释

《简易普济良方》为明代彭用光所编集,其中与医学相关的大部分内容主要是对《证类本草》的重新辑编。卷五所附"痈疽神妙灸经",是在《痈疽神秘灸经》的基础上加以按评而成。该书现存主要版本为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南阳胡慥刻本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费增校刊本。前者缺卷一,挖改卷六为卷一,实为五卷,现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后者在大陆已不见,故鲜有著录,但台湾"国家图书馆"有藏。不少藏书志、书目对于该书作者及版本等相关信息的著录等多有舛误,文章就此进行了考证与厘正。

追求至美,走向隽永——重读孙犁抗日题材的短篇小说

为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本刊与天津市孙犁研究会联合组织了这次笔谈,邀请本市四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对革命前辈、文学大师孙犁的抗战题材小说进行再解读,旨在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进一步繁荣文学艺术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痈疽神秘灸经》与《外科正宗》之学术思想探究

《痈疽神秘灸经》是一本运用灸法治疗痈疽的专著,《外科正宗》作为一部重要的外科论著,其书中大篇幅提及灸法治疗痈疽等疾病。通过对两书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发现两书在对痈疽病因病机的认识、痈疽治则治法、疾病发病预后判断等方面认识相同,然而,在痈疽的灸法禁忌症及灸疗方法的选用上却有所不同。本文从以上几方面加以阐述,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依据。

波谲云诡中的同行者——东林党之于张居正改革的矛盾心态探源

张居正改革一方面延缓了明帝国的灭亡,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党争。作为党争一方的东林党人对张居正改革既支持又反对的态度,体现了其在探索济世救民道路上的矛盾心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证治初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属于中医“瘟疫”范畴。遵循中医疫病学的认识方法,根据武汉本年度的物候学特点,归纳一线临床医师搜集的52例确诊病例中医四诊信息和证治经验,我们认为本病诱因是气交失常,人群普遍易感于从口鼻而入的秽戾之邪,核心病机为“湿、热、毒、瘀、虚”,“湿毒”特征的疫疠之气侵袭肺脾,继而存在着湿热性温病的正局与变局传变。中医治疗宜辨病与辨证结合,分期论治。以辟秽解毒为核心治则,应用升麻、当归的基础上,分消走泄,宣畅气机,化瘀通络贯穿始终。

居正法律教育思想述略

居正的法律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昌明法学、重视学校教育、司法者"进德修业"和普及法律知识四个方面。在昌明法学方面,他认为法学的发达依赖于与政治、经济等学科的结合,注重通过发挥法学会的功能而繁荣法学;在学校教育方面,他施行对法律院系的课程、考试进行监督的制度和对法律教育成绩突出者予以奖励的制度,扶持私立法律院校的发展;在职业培训方面,他注重法官的"进德修业",力争使法官们既有"深刻的学问",又有"守正不阿"的精神;在普法方面,他强调民众法律意识的培育和守法习惯的养成,主张通过让民众参与到司法实践中去的方式传播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