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心态管窥——以“亚仙”“元和”故事在元曲中的流变和传播为例

李亚仙、郑元和的故事从唐中期即在民间流传并引起文人关注。至宋代二人故事经民间说话艺人播扬,传播更广。到元代被石君宝等杂剧作家改编搬上戏曲舞台,二人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加之杂剧演出的特点,故事遂更为传扬,影响日益扩大。在元代,二人故事颇受文人青睐,持续出现在文人散曲作品中。这样一个书生与妓女的爱情故事受到一代文人的喜爱,究其原因是和当时的文人心态有关。其中既有文人对底层行业的理解认同,对封建纲常伦理观念的质疑,也和文人自尊及学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相关,同时涉及其内心潜藏的复杂情感需求、教化因素等。

郑瑜杂剧研究三题

明末清初戏曲家郑瑜在杂剧创作方面有独到之处,所作杂剧现存四种,合称“郢中四雪”。对于“郢中四雪”的创作时间学界尚无统一看法,结合郑瑜的生平经历及其杂剧的主题思想,可推断四种杂剧当为清初所作。明清易代的时代环境造就了郑瑜杂剧的风格,其杂剧的主人公皆为命运多舛、时运不济的封建文人,同时也是作者抒发心中块垒的代言人。作为遗民剧作家,郑瑜剧作体现了杂剧转型时期的时代风貌。

元杂剧“题目正名”考释

"题目正名"受到元杂剧作家的重视,缘于杂剧艺术本身的大众化欣赏要求与先秦以来形成的重名传统;其在剧本中的位置不同,刊出刊落,自有其道理;"题目"与"正名"意义与作用不同,命名依据多样,二者关系复杂。同时,"题目正名"也存在粗疏、不通及与情节脱节的情况。

郑振铎公案剧命题的社会心理学阐释

郑振铎在《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一文中对元代公案剧的生成原因下过两个判断:其一,正因为元代大夜弥天,元代才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公案剧;其二,正因为总是让清官惩处恶人,不容易获得普遍认同,元代才产生了不少具有超自然因素的公案剧。这两个“郑振铎公案剧命题”对元代公案剧研究富于启示意义。但遗憾的是,郑振铎并未对结论进行更加深入的阐发,仅有大致的推导过程。用马斯洛基本需要说及其衍生理论来观照这两个命题,可以发现它们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

论宋杂剧由两段式演进为三段式的时间及动因

宋杂剧原是在宫廷大宴节次中表演的节目,北宋杂剧一场分为两段,即艳段加正杂剧,并与队舞结合演出。进入南宋孝宗乾道朝(1165年),宫廷大宴节次取消了队舞,为填补空出来的时间,确保宫廷宴饮节奏不被打乱,原本独立存在、与杂剧性质最为接近的杂扮被纳入杂剧演出结构,置于正杂剧之后。由此宋杂剧演进为一场三段式,同时保留一场两段式。宋杂剧内部结构松散,各段内容互不贯通,艳段、正杂剧、杂扮之间是非固定组合关系。一场三段式杂剧走向消亡大约是在1235年至1264年间。

“招子”“旗”“牌”“看板”与“题目”“正名”——东亚古典戏剧的商演广告

金元北曲杂剧进入市井勾栏演出之后,其性质便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获得商品属性。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如何宣传,便成为能否赚得票房以维持戏班生存的大事。本文利用中、日、韩的文献以及图片,总合论证"题目""正名"是当时的商演广告,进而论证"题目""正名"书写在"牌"上,而"牌"源于宋代宫廷演出的"队名牌",清代末年梨园公演所谓"水牌",不过是古代商业演出广告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