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牍“执法”新诠——兼论秦郡的评价

秦简牍“执法”的研究者,往往关注职权的梳理和解释。从“属所”的特性着手,可说明郡执法实即郡守,并对执法与郡守、郡守丞共存的简牍资料作出合理解释。在中县道区域,内史、廷尉、中尉分别掌管行政、司法和官吏的考核、任免,可能分别被称为“属所执法”“狱属所执法”和“上功所执法”。各都官系统大多也有自己的“属所执法”。由于“属所”是指基层单位所属的上级机构,“县执法”并无存在的可能。所谓“朝廷执法”,其实就是中县道区域和中央官署的各种“属所执法”。在澄清有关“执法”的问题之后,对秦郡的消极性评价当可摒弃,秦郡与西汉早期的郡制应大致相当。

南宋唐仲友的经制思想

儒家学者唐仲友的经制思想不仅表现为一个重在经史和制度考证的学术形态,也对南宋高宗、孝宗朝的政治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就学思传统而言,它主要表现出对王安石新学与程氏洛学的反思和吸收,其精神特质与宋代新儒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观念体系上则涵括了道德形上学基础、治道和治法三个层次,后两者构成其主体。长远来看,他可以视作近世儒家经世思想中治法派的先驱之一。

秦郡“执法”考——兼论秦郡制的发展

《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伍)中多次出现"执法"这一官职。简文中的执法有的是指朝廷执法,更多的则是过去不见于记载的郡执法。归纳相关简文可知,郡执法是秩级为二千石的郡中长吏,拥有单独的官署。其官署称"府",府中有丞、都吏和卒史,府外还设有若干属官。郡执法不仅仅是监察官员,它拥有司法审判、黜免官吏、调发徒隶、管理徭役、分配钱款和循行案举等多种权力,在郡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郡执法一职诞生于秦以郡统县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它与郡守、尉、监御史的职掌多有重叠,致使郡中权力分配散乱,政出多门。这种现象既与中央对郡权集中的提防有关,也反映出秦郡制还处于不断摸索的未成熟状态。为提高行政效率,秦始皇最终撤销了郡执法,使秦郡制进入新阶段。

秦简所见“执法”新考与秦郡行政

岳麓秦简所见的“执法”应为中央与地方部分行政官员的统称,秦中央与郡中并不存在以“执法”为名的独立机构和官称。“执法”与“二千石官”有密切联系,在中央包括内史、御史、廷尉等官员,负责处理中县道及全国的相关事务;在地方则指郡守与郡尉,负责新置“郡县道”下的各类政务。以上长官与其属吏组成了“执法官”,亦即广义上的“执法”。郡制实行之初的意义在于衔接中央与地方,郡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推行并监督政令的实施以及接受县级政府的政务汇报,实为中央在地方的代表,这是地方执法仅见于郡级行政机构的原因。中央执法与郡执法的存在虽体现出秦治理国家的“内外之别”,但二者在行政中仍具备程序上的一致性,显示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后国家权力对地方行政的支配与限制。

上计制度与秦中央集权的强化

战国时期,东方六国都建有不同程度的上计制度,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秦商鞅变法在总结东方六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严密的上计制度,通过对官吏的逐层考核和有效控制,保证和强化中央集权。与东方六国上计制度相比,秦上计制度的制度设计、具体要求不同,尤其是实施力度和运行效果强于东方六国。主要反映秦统一前史实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具体展现了商鞅变法后上计制度的设计精度和执行强度,为分析秦国迅速崛起提供了新的视角;新近面世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执法"对探讨秦统一后上计制度的运作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秦朝短祚而亡提供了新的认识维度,更是后世治国理政的历史镜鉴。

聊斋学夜话(三)

蒲松龄挚友李尧臣的生年,路大荒《蒲松龄年谱》、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盛伟《蒲松龄年谱》均系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据新发现的李尧臣撰《自持二侄墓志铭》,可确认其生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张笃庆撰《先相国少保公年谱》,路大荒《蒲松龄年谱》称“《张相国年谱》”,引录的文字与原文大异;路大荒《蒲松龄年谱》误称张笃庆为“明大学士张至发孙”,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盛伟《蒲松龄年谱》沿其说而误,应予订正。蒲松龄妻子刘氏卒于康熙五十二年癸巳(1713)九月二十六日,张景樵《清蒲松龄先生留仙年谱》、罗敬之《蒲松龄年谱》云卒于“八月二十六日”,其说有误;刘氏于是年十二月十五日殡葬,路编《蒲松龄集》、盛编《蒲松龄全集》本《述刘氏行实》误为“乃于十月十五日午时葬焉”,诸《蒲松龄年谱》沿其说而误,应予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