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蜀“衷中参西”妇科流派的“三期四步”法诊治求嗣患者的验案举隅

随着三胎政策开放,我国面临的生育形势逐渐严峻。针对目前不孕夫妇求嗣的问题,川蜀“衷中参西”妇科流派总结出“简便廉效”的不孕“三期四步”诊疗方案,强调四步排查不孕因素,三期适时辨证治疗,中西医结合,以达助孕之目的。

何成诗教授从“结者散之”论治肺结节经验

目前肺结节检出率逐年升高,因其病因多样和潜在的恶性,容易导致过度治疗或治疗延误,这使得肺结节的防治成为临床难点、热点。何成诗教授基于“结者散之”理论,认为肺结节核心病机突出一个“结”字,包括气结、痰瘀结、毒结、多邪结;临证处方主张紧扣一个“散”字,包括益气散结、行气散结、化痰祛瘀散结、解毒散结、通络散结。从“结者散之”论治肺结节,紧扣病机,处方灵活,疗效显著,为临床论治肺结节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借鉴。

潘景郑《周益文忠公集》跋考述

潘景郑喜好撰写题跋,有千数之多,其题跋后被结集成《著砚楼书跋》《著砚楼读书记》出版。《著砚楼读书记》更为齐全,但也仅仅收集了潘景郑504篇题跋。近年来,经学者不断搜集和整理,《著砚楼读书记》未收的佚跋渐为学界所知。博古斋2018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有“潘景郑题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二十四卷”,上有潘景郑题跋一则,即《周益文忠公集》跋,为潘景郑《著砚楼书跋》和《著砚楼读书记》所未收。这篇题跋对于促进3部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的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亲亲尊尊视域下的“四法”流转——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篇历史哲学演绎

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殷质、周文及其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牟宗三《历史哲学》中对尊尊超越亲亲,进而提升为国族客观精神的阐发极具启迪意义,但也割裂了亲亲与尊尊的有机关系。

思想、制度与皇家艺术机构:元明书法教育的三个向度

文化、政策和制度的变动及延续性是考察元明书法教育的基础性问题。儒学与儒生在元代的处境直接关系到书法的发展状况。科举的废止、重开及朱元璋朝将其作为强化政治统治与思想控制的有力工具,并在书法上实施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极大地影响了元明的书法教育。元代书法的兴盛还与元文宗时期的奎章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明代洪武年间出现的中书科等官方书吏机构,也从国家层面对书法教育发挥作用。

孔子的仁学与“心学”

古今学者对孔子之于“心学”的开创之功,一向注意甚少而论述乏人。事实上,孔子之仁学,本与心学不二,《论语》《孟子》中所见孔子论“心”诸说,早已为后儒埋下建构心学之种子。本文从“仁”与“心”的即离关系、《孟子》所载孔子“论心四句”的心学价值、孔子忠恕之道的心学内涵、孔子“用心”说及其余绪四端加以论析,认为孔子论“心”,乃有显、隐二端,显者出之以“仁”,隐者证之以“恕”,二者本同而末异,殊途而同归,对于后世心学之本体论、认识论、修养工夫论之建立,实有先导发轫之功。

论西汉时期“大共同体本位”之构建——以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为视角

“大共同体本位”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首先提出来的,旨在说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维系自身统治的过程中借助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一系列相关制度措施使自身统治以较低的代价达成了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和制度基础,同时也为中华文化圈的文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学说中,尤以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思想对维护中华民族“大共同体本位”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使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思想得到了初步的定型进而影响了后世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构建“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出发,董仲舒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大一统”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此为切入点探寻其对构建西汉时期国家“大共同体本位”的作用,为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维护祖国的团结稳定提供有益的借鉴。

董仲舒“天人一”说的思想史意义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彰六经,得到实施后,儒学遂占政治主导地位。尤其是他提出的“天人一”命题,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对儒学思想贡献甚大。大千世界由天和人有机统一而成,单独的天或单独的人都不足以为世界。“天人合一”理念是一种复合本原模型,有别于单一本原思路。董仲舒的“天人一”既由天到人,也由人到天,是两个环节的有机统一;阴阳五行作为万物构成的材料,在世界本原结构中居辅助地位。董仲舒是汉代儒学“天人合一”观的代表,也成为北宋大儒张载“天人合一”说的直接源泉。

《论语》“不器”与“器之”的矛盾——兼论儒家的人生实践价值取向

君子人格是儒家学派的理想人格,代表了儒家对于人生实践的价值取向,《论语·为政》提出了“君子不器”的重要论断,朱熹理解为君子人格不能如器具一样,只是具有一种特定功用,此说颇有影响。而在《论语·子路》中又有“君子……使人也,器之”的讲法,这种“器之”与“不器”之间的矛盾难免使人们理解儒家人生价值取向和个人人生道路选择时造成困扰。该文通过解读文本,分析儒家对于人生与做事的基本态度,重新理解器与不器的关系。在儒家眼中,有健全人格的人应该是道德的、开放的、处在丰富的关联中的,因此人完整的、现实的生命有别于器,而在面对具体事务时要尽己所能,恕人不能,也不可忽视对人器性方面的把握。

孝,何以必须?——孔子与董仲舒对孝道的不同建构

孝是古今中国社会的重大精神生活现象。孝在孔子那里完全建立在人性最基本的心理情感基础之上,发源于人心的内在要求和自觉意识,董仲舒则以天为基本视角而提出:孝白天地出,孝从五行生。董学第一次把孝纳入一种宇宙论的形上结构,从天的结构特征出发,论证出孝的合理性、合法性与合情性。与孝文化相伴生的是中国悠久的家文化。而这恰又与西方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比照。现代社会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孝的实现方式必然有所更新,利益原则的渗透也不可避免。

汉代儒家的民族观——以贾谊、董仲舒、何休为中心

贾谊民族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强烈的"尊王攘夷"意识。他提出的"三表"、"五饵"之术,是儒家传统的"修文德"、"来远人"、"怀柔"四夷的民族思想的应用,但其中也参杂了法家"术"的成分;董仲舒继承了汉初以来的"和亲"思想,并从大一统思想出发,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但这并不等于各民族完全平等,华夷仍有亲疏贵贱之分,这是与他的阴阳五行说相辅相成的;何休主张的"夷狄进至于爵",其前提实际上就是"用夏变夷"。

现代“会通”观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以钱钟书“打通”说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学者特别关注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其实,中国现代学术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认真总结。比如深入考察钱钟书的"打通"说、吴宓的"会通"说、张申府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等现代"会通"论及其与中西人文传统的内在关联,便可发现,像"打通""会通"这类传统话语在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消失,反倒获得了空前突显和扩展,并且与西方概念和话语实现了有效沟通与互释,已成功转化为既有中国特色又颇包容开放的现代学术话语。

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的伦理意蕴

西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是人的根源,天、人是同类,可以互动;"天"有意志、有人格,能赏善罚恶;"天"有道德理性,是人道的依据。这一思想包含浓厚的伦理意蕴:首先,培养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次,根据天道确立国君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国君需效法"天"的"溥爱无私,布德施仁",并通过爱民、利民来体现尊天,使封建时代居于权力巅峰的国君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再次,以天道为依据论证人际等级关系的合理性,对维护家庭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也有重要的作用。天人感应思想无疑具有迷信的成分和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对它的合理之处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

董仲舒将“人性”范畴界定为人的自然性 ,但这种自然性不同于庄子的“自然性”,董仲舒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也论证为人的自然本性。善恶等人伦观念作为一种莱布尼茨意义上的“预定和谐”先在性地包容于人性范畴中 ,而后又展现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因此 ,将董仲舒的人性论概括为“天赋善恶论”,似乎更符合其原意。重视人的自我创造性与自我超越性 ,是中国古代人性理论一大特点 。

丁取忠在《数学拾遗》中是如何“述”割圆捷法的?

运用文本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深入分析了《数学拾遗》中的割圆捷法内容,认为其是以撷《割圆密率捷法》九术之精要,以采《赤水遗珍》之架构,并以捷法来纯熟地解题,有释义、有解法、有应用.其理易明、便于算的考量,适合初学者研读,意在推广.

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是当今中国散文高手之一。《我们仨》等散文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可谓中国式的"追忆似水年华"。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平淡之中见神奇,于无声处见喜悲,这与当下流行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大相径庭。如写其夫钱钟书的大智若愚、童心未泯;其女钱瑗的外秀内慧、勤奋敬业;杨绛"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曾因在"女师大学潮"中"镇压学生",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攻陷苏州时因斥骂侵略者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的散文不仅淡雅、睿智,而且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且不乏老吏断狱般的老辣,其论辩性散文如同检察官读诉状,以事实为据,滴水不漏,一掴一掌血。另外,杨绛还将魔幻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写梦游,写幻觉,虚实相生,平淡之外又现神奇。其"魔幻散文"在当今散文中独树一帜。杨绛是烤着生命之火为文,她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亦烤着钱钟书的生命之火,还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用"我们仨"的生命之火烤出的散文极品,自然具有不同寻常艺术价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

大白菜新品种中熟5号的选育

自交不亲和系 2 3 5 8s是从大陆型的洛阳大包头中选育的 ;优良自交不亲和系H 1 3 1是从海洋型的本地优质笔尾白的自然杂交后代中分离出的。两个亲本经过严格的抗病性鉴定 ,亲和指数测定 ,配合力分析 ,配制成优良的一代杂种中熟 5号。该品种高抗霜霉病、软腐病、黑斑病、菌核病和病毒病 ,比当地主栽品种增产 10 %以上 ,现已在福建省及其它南方地区大面积推广。

赵刻本《仲景全书·伤寒类证》研究

明·赵开美校刻的《仲景全书》中所收录之《伤寒类证》是金大定3年(公元1163年)金人宋云公于常山医流张道人处密受《通玄类证》,据此书撰写而成。《伤寒类证》一书格式新颖,别出新裁,在六经辨证的基础之上,以表格的形式列述了伤寒诸证的证治,按症状分类,将《伤寒论》原文397法重新归为50门,共计484法。表格中前有主证,后列方药,举一纲而万目张,标一言而众理显,使难见之文,明于掌上,为后世医家临床应用伤寒六经辨证施治提供便捷之法,同时亦为后世《伤寒论》的研究开拓出一种新方法,颇具研究价值。

鲁迅、钱钟书翻译思想比较

对于翻译,鲁迅和钱钟书均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亦有契合之处。他们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都持有异议;在归化与异化上虽有不同的取舍,但在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上看法却越于一致;对译中之讹的态度,更是发人深醒。他们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论董仲舒的“天本体”哲学

董仲舒的哲学以天为最高本体。董仲舒从贵“元”、祥“始”、崇“本”观念展开本体论证 ,强调“人唯有始终也而生”。天、地、人“三本”归于一 ,只是一个天字 ,只有天 ,才是人心本体之所指。天既是包容万物的、规律性的宇宙整体结构 ,又是人心信仰的源出 ,是人不得不尊崇与敬畏的对象。直到今天 ,天本体仍然活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 ,通过信念、思维、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