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诗骚叶音的语音根据及其价值

历来认为宋儒朱熹的诗骚叶音是“乱改字音” ,通盘考察朱子著述 ,证以其他文献 ,可知朱氏所叶之音都有根据。其根据可归为三 :一据实际语音 ,二据音理推阐 ,三据文献旧读。由此可以解释诸如“家”叶音姑叶谷又叶各空反之类的特异叶音。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价朱熹的叶音。

朱熹的古音学

全面核查朱熹传世著作中的语音文献,可以发现朱熹针对文献语言中古音问题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并非限于“叶音”一隅。除了通过诗骚中的叶音系列展示其古音的考释成果外,朱熹的古音学在理论与方法上也有诸多建树,如确认古音是与今音对立的历史语音,表明古音与今音有音类归属的不同等等,尤以提出“方音存古证古”的理论、创立“古今言文互证”的方法为对古音学的一大贡献。从朱熹的古音考证实例中,可以归纳出方音证古法、古音通转法、声符相推法、古音注相推法、用韵例推法等古音考释的系列方法。

从《诗集传》考察朱熹的语法意识

朱熹在《诗集传》中流露了他的语法意识。他继承并发展了汉唐训诂学家有关虚词的观点,在注释中阐述了名词与动词的灵活用法,认识到了词序、省略诸方面的语法现象,并作了合理的说明。

论朱熹建构鬼神理论的必然性

朱熹是宋代一位具有科学思想的理学家,但科学思想却没有使他走向无神论道路,反而使他接受鬼神,并建构了鬼神理论。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断之为倒退落后,如果对朱熹"了解之同情",则能理解他建构鬼神理论之苦衷。四大因素迫使朱熹建构鬼神理论:一是现实中的"鬼神"现象必须得到解答;二是儒学典籍中的鬼神之事无法回避;三是必须应对佛道鬼神论的挑战;四是道统的合法性辩护。

《朱子语类》软硬反义概念词语类聚考

词汇系统由一个个概念词语类聚互相关联构成,同一概念的词语类聚相当于一个词汇场。《朱子语类》中表达软硬概念的有"柔、软、坚、硬、刚、顽"等词,形成以这些词及其组合的词语为核心而聚合其他词汇成分的软硬概念词语聚合网络。

朱棣与朱高炽的关系及其社会政治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明代前期永乐、洪熙二朝政治,揭示成祖朱棣与太子监国时的仁宗朱高炽的分工合作与矛盾积怨,分析永乐、洪熙二朝政治政策的异同,并从政治制度和社会时代诸方面揭示其根源所在,从而对明代前期政治主线以及政治家的作为做出描述和评价。

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馆藏《朱子语类》版本辨正——与《〈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的传播过程考订》商补

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馆藏黄士毅所编徽州刊《朱子语类》之古朝鲜写本,上承朱子语录之最早编本《池录》,下启今传黎靖德所编《语类大全》,在《朱子语类》版本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因其卷帙浩繁、情况复杂,学界对该版本的认识存在较多误差。通过古写本与成化本的全面比勘,结合其版本情况,对古写本成书的大致年代、原本卷目数量及其与今传通行本间存在的卷目次序差异进行介绍,并对古写本与《蜀类》《徽类》的关系进行辨析。

《朱子语类》执拗概念词语类聚考

词汇系统由一个个概念词语类聚互相关联构成,同一概念的词语类聚相当于一个词汇场。执拗概念表示拗强和不合情理。《朱子语类》中表达执拗概念的有"乖、戾、很、狠、拗、倔、强、愎"等词,形成以这些词及其组合的词语为核心而聚合其他词汇成分的执拗概念词语聚合网络。文章从概念场着眼,联系《朱子语类》中认识上属于执拗范畴的词及其义位,对《朱子语类》词义系统中表达这一概念的词类类聚及其语义关系力作探讨,既探究表达这一概念的词语同概念声内其他成员在意义用法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区别的聚合关系,也探究这些词语同本场成员(场内组合)以及其他概念场成员(场外组合)的组合关系。

论朱湘诗歌的意象流变

朱湘十年诗歌创作生涯可以分为初创期、成熟期、开拓期三个阶段,其每一阶段的诗作都有几个核心意象。横向地看,这些意象不仅能反映出诗人当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趣味,而且总揽着每一阶段诗歌创作的主题和情感倾向;纵向地看,意象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内在关联和流变。

朱熹部分叶音声母古音性质试拟之理据例释

叶音声母通常是今音性质的,但朱熹部分叶音声母可以从上古音角度作出解释,其理据在于注叶人叶取了古读旧音或方音,或者叶音用字构成了古谐声、古通假等关系。明了这些理据,才能对相关叶音声母的语音性质作出识断。

早期朱光潜美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吸纳

有观点认为朱光潜晚期美学思想的实践转向是迫于政治意识形态。学界对这一片面观念的澄清大多从晚期朱光潜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紧密关系出发,却忽视了早期朱光潜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早期朱光潜对唯心主义态度从推崇到反思再到怀疑,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则从谨慎接触到同情之理解再到充分肯定,逐步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对其早期美学思想的“改造”,解决了其早期美学思想的内部矛盾,实现了美学思想的自我更新。

朱熹《韩文考异》摘疵一则

“二百”一词具有五个义项,韩愈诗中的“五百”指行刑的役卒,朱熹解释为“什伍之长”,是完全错误的。

《朱子语类》词组层面的语块考探

《朱子语类》中一些口语常用句式形成词组层面的语块,如口语惯用的搭配语、缩略语、插入语和框式待嵌组合格式语等。这些凝固或半凝固的语块属于动态的言语单位,既不同于成语、谚语等固定语,也不同于自由词组,具有一定黏聚力,呈现出框式组合的类格式化特点,体现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的动态演变。

朱氏调经方治疗肾虚血瘀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临床观察及对性激素、炎性因子的影响

目的探讨朱氏调经方治疗肾虚血瘀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性激素、炎性因子的影响。方法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肾虚血瘀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123例,参照随机对照的研究方法分为对照组(62例,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治疗组(61例,朱氏调经方),连续治疗6个月。以促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luteinizing hormone/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LH/FSH)、中医证候积分为主要观察指标,睾酮(testosterone,T)、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ex hormone binding globulin,SHBG)、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uclear cell chemokine protein-1,MCP-1)为次要观察指标,对比两组用药前后变化情况。结果(1)经治后治疗组中医证候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2)两组患者LH/FSH、T经治后均有明显下降(P<0.01),但治疗组LH/FSH降低较对照组更显著(P<0.05),对照组T降低较治疗组更显著(P<0.05);两组SHBG经治疗均明显升高(P<0.01),但对照组SHBG值升高较治疗组明显(P<0.05)。(3)两组患者IL-6、TNF-α、MCP-1经治后均有明显下降(P<0.01),但治疗组MCP-1降低较对照组更显著(P<0.05)。结论朱氏调经方能有效改善肾虚血瘀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医证候评分,改善性腺轴功能,同时可以降低IL-6、TNF-α以及MCP-1水平,改善患者体内慢性炎症反应,临床疗效良好,值得进一步推广。

朱淑真及其《断肠集》解读

本文试图站在女性本位的角度,从朱淑真独特的爱情观、视野两方面探讨其诗词的思想价值,探隐索微,持公论正,给予她在我国文坛上应得的地位和评价。

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到新安理学: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

两宋以来特别是南宋至元明清时期,随着第三次中原地区大姓望族南迁高潮的完成,徽州地域经济与文化开发的不断深入,徽商的强势崛起,科举考试的成功,以及社会持续稳定局面的形成,一批徽州籍地方官员、士绅、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在致力于理学等学术探讨的同时,至迟从北宋中叶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以“东南邹鲁”为中心的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并在明代中后期完成了东南邹鲁、徽州学术谱系、程朱阙里和以《文公家礼》为中心的民间礼仪认同的建构任务。在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新安理学到礼仪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徽州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出现了罔顾事实,牵强附会,甚至背离学术宗旨粗制滥造、片面夸大的一己之私和门户之见等弊端。

朱氏调经促孕方对Ⅱ型排卵障碍性不孕(肾虚型)患者H-P-O轴及氧化应激的影响

目的探索朱氏调经促孕方治疗肾虚型Ⅱ型排卵障碍性不孕的有效机制与调控H-P-O轴和氧化应激反应的相关性。方法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分为治疗组(31例,朱氏调经促孕方)、对照组(31例,枸橼酸氯米芬片),连续治疗6个月经周期,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的H-P-O轴相关因素(LH、FSH、E2、PRL、P、T)以及氧化应激反应(ROS、MDA、GSH-Px、SOD、AOPP)。结果治疗组排卵期LH、FSH、E2明显升高,ROS、MDA、GSH-Px明显降低,SOD、AOPP明显升高(P<0.05)。结论朱氏调经促孕方可在排卵期通过上调FSH、LH、E2改善H-P-O轴的功能状态,降低ROS、MDA、GSH-Px以及升高SOD、AOPP调整体内氧化应激反应。

“楚玙”与“鲁玙”:朱舜水的家国之思——兼及前近代东亚海域世界的“境界人”问题

朱舜水的“字”是“楚玙”还是“鲁玙”,是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问题。从朱舜水兄弟三人名字的逻辑性来看,他最初预设的“字”应该是“叔玙”。由于家庭变故原因他最后选择了“楚玙”,直至德川光圀征召前夕,才改字为“鲁玙”。不过,朱舜水的改“字”,并不意味着对“楚玙”的彻底摒弃,而是字“鲁”存“楚”。“楚玙”寄托“乡愁”,“鲁玙”含蕴“国念”,这种“家国之思”正是朱舜水“思明衷情”的一种展露,也是其“境界人”之“国家”意识的一种隐性表达。从这点来说,前近代东亚海域世界“境界人”之国家意识淡薄的言说,确实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过于强调“境界人”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海洋故事多是陆地问题的一种延伸,以及前近代东亚海域“境界人”形成的复杂性。

《榖梁传》“蔡侯东”的“东”为“朱”之形讹补说

本文通过楚简中＂东＂的一种特殊写法,为《榖梁传》＂蔡侯东＂的＂东＂乃＂朱＂之形讹提供字形补说。

从性论到心性论--朱子《明道论性说》对明道性论的继承与发展

《明道论性说》是朱子对明道性论的代表性段落的阐释。从朱子对明道性论的诠释,可以看出他对明道性论的继承与发展,将“性论”发展为“心性论”。朱子借用明道以水之“清”与“浊”来比喻人性之“善”与“恶”的论证方法,以明道论证时所用的范畴和用典为基础,特地增加了范畴“心”与“情”,以“善”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论证性本善和通过“学以胜气”的心性修养复归于善性。与此同时,朱子将明道的“性可以善”发展为“性本善”,将“教”发展为“学”,将“我”发展为“圣人”。其关键之处是:朱子完善了明道性论中的不足之处,明确了其可疑之处,消弭了其矛盾之处,回答了“性本善,而恶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问题,构建了其系统的心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