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谓“朱子道”之说

潘平格曾有所谓“朱子道”之说,并以此对朱子的理路进行批评。潘平格此说是否合理、有据,要从朱子本人如何看待道家谈起。从朱子文本来看,他确实对道家研究颇多,通过朱子对老子其人、《老子》文本和义理的研究,可以看出朱子最终仍然将儒道两家对立了起来。在道家谱系及义理流变的研究方面,朱子细致地梳理了老子、杨朱、列子与庄子四者之间的思想脉络与思想异同。此外,朱子还研究了道家与道教、儒家和佛教的关系,最终肯定了孔孟之道内圣外王的境界。事实上,朱子对道家与道教所做的研究属于“致知”,其目的仍在于“克己”和“敬”,即“拒盗”和“守门户”。因此,朱子虽然主张“不以人废言”,但终究认为道家“门户”错了。总之,潘平格所谓“朱子道”不合理,也无据。

《朱子语类》词语探释

语言是活的动态的,人们在一定对话语境中发出的言语或多或少所产生的语义变异由词汇语法层的不同形式来表达,具有脱口而出的“活”态。《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门人讲学问答的现场实录或事后追忆的纂辑,其所载“八字打开”“待人接物”“扛”“鲠直”“浃洽”“敛手束脚”“落窠槽”“念念不忘”“拌”“巧”“日头”“衰颓”“讨头”“习熟”“虚灵不昧”“絮”“仗节死义”“圳”“周遮”“筑磕”及相关词语既有旧言新词和历代刻本的文白差异,也有不同地域不同阶层所用词语的雅俗差异,反映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间互动交融的转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语言←→人←→客观世界的错综关联及人们具体取舍的价值取向。

“推”的伦理意蕴及道德自觉性——朱子论“人禽之辨”的新视角

朱子在“人禽之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严格遵守先秦儒者以仁义道德区分二者的路数,而是转向从“理气”的视角展开讨论。在理气的视域下,朱子又提出“推”这一概念。认为人因气清且正,所以能“推”;禽兽因气浊且偏则不能“推”,即以“能不能推”作为人和禽兽不同的关键,并以此确立人的主体性。更为重要的是,朱子言“推”不但具有“扩充”义,而且更具反思和觉解的涵义,即认为人是循着天理而为,能够将己之物事推将到他者的场域;另一方面,还表示人对事物及己之实践具有反思性,此是道德创造性之活动。而禽兽的活动则只是按照生理本能的顺性活动,并不能知晓其何以如此。这是朱子在人禽之辨问题的创新和贡献。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朱子的哲学体系,乃至宋明理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助益。

《朱子语类》语言特色探析——以“启发”概念词语为例

《朱子语类》“启发”概念词语主要有“启”“导”“发”“拨”“引”“点”“诱”“指”及其复音词,指通过某种手段带领对象达到预期的效果、层次、境界等,在导向性上存在强弱之别。“拨启”“指拨”“剔拨”“引导”“诱引”“引路”“点化”“敲点”“点醒”等词之“启发”义,或较早用于《朱子语类》,或为《朱子语类》特色义,其他文献鲜见,体现了《朱子语类》其书用词特色。

时空交融——“朱子文化”公共艺术设计

随着城市景观建设的发展,公共艺术随之越发受到社会的关注,公众对于公共艺术的需求也愈加强烈。在此背景下,文章以福建省武夷山“朱子文化”公共艺术项目实践为例,将公共艺术与文化理念交融,尝试从古今融合、形式创新、场景交融、山水意蕴、材料表达、光与空间等六个方面探析如何在城市公共艺术设计中融入地域传统文化,使其符合当代审美需求,彰显场地魅力,蕴含人文情趣与精神内涵。朱子文化秉承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此为基础,融入现代设计手法和地域特色的城市公共艺术,不仅具有文化传承与独特性,还能向公众传递更加深刻的情感和体验,满足公众对于文化与艺术的需求,进而更好地推动和促进城市景观建设的发展。

《朱子语类》“冒罩”“眊燥”“莽广”等词源流发展考

《朱子语类》叠置了不同地域的口语语料,其中一些特色方俗词的使用有地域差异。表“粗疏”义的北系方言词“冒罩”源自“毷氉”,“眊燥”是其同义连绵词,衍生有“冒躁”“冒懆”“毛糙”等丰富变体。表“莽撞”义的“莽广”等词与之义近,是南系方言词。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勿使并进:经学对子学有超越而无凌驾——董仲舒的帝国意识形态设计及其边际划定

汉承秦制的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积极反应就是众多儒生能够自觉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并以理论的方式回应集权政治的迫切要求。董仲舒的工作是双重的,既要挤对诸子,让朝廷优先选择儒家,又要激活儒学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为皇帝设计出天道约束,借助《春秋》经义而制造出天人感应的平衡系统。董仲舒把当时的帝国学术分出三个梯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王道王教作为帝国的灵魂而粉墨登场,是意识形态的首选学派;包含众多的非儒学术,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其存活空间在社会、民办或私营;“邪辟之说”则对帝国精神和社会文化明显有害,当尽快“息灭”,以免滋生流毒。三个层级呈现橄榄型区块模式,边际划分明确,其政治可信度渐次减弱。经学与子学厘清界限,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经学对子学虽有超越,却无凌驾,并不谋求对百家学术进行整合与改造。经子关系的认识论误区主要在于,用今人的思维理解古人,因时空错位而遮蔽汉初意识形态确立之真相,把古代的民理解成现代的民。董仲舒确立经学是要用当时最先进的儒家“德教”开启民智而非愚民,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善举。董仲舒的意识形态设计在汉初无疑是一种理念创新、学术创新、政治创新,满足了秦汉社会转型和皇权长治久安的现实需要。

明代丘濬《朱子学的》有关学术争议论析

《朱子学的》是明代丘濬分类辑录朱熹理学思想的著作,该书以“学以成圣”为目标,构建“下学人事,上达天理”的理学体系。后世学者对《朱子学的》褒贬不一:关于其体例性质,有的学者肯定它是“采辑、类录”朱子学说的新著作,但也有学者批评该书有“僭拟”经典之嫌;关于其编纂水平,有的学者赞誉其“殊有条理”,但也有学者指责其对朱子学说进行“洗剔眉目”,即改变了朱熹理学的面貌;关于其社会价值,有学者高度评价该书对“世教人心”有益,但也有学者严厉批评其“芜杂无用”。经过分析,前人对丘濬《朱子学的》的批评并不完全准确。虽然后世学者对丘濬《朱子学的》的评价有不同意见,但因该书分类清晰、结构合理,对后世朱熹理学思想进一步整理集成、对明清时期朱熹理学思想进行社会传播以及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教化作用,所以其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朱子语类》“鞭、鞭策、鞭督、鞭辟近里、鞭约、鞭辟、鞭督向里”探释

《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门人讲学问答的实录,反映了当时语言的使用状况和古今汉语文白演变的概貌。其中“鞭辟近里”源自“鞭约近里”,与“鞭督向里”义同,儒家常用来勉励自己或他人沉下心来学习,深入思考,将学问做透彻。人们交际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同一概念的意义,“鞭辟近里”的变体“鞭擗向里”“鞭辟入里”“鞭辟向里”“鞭辟著里”“鞭擗进里”等具有形式结构上的相似性与深层语义的相融性特征,构成词与语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连续统,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渐归一化于“鞭辟入里”,反映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方俗口语←→书面语和社会各阶层间趋雅←→从俗互动交融及人们取舍的价值取向。

处物之道——朱熹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与西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有所不同,朱子在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儒家传统“正德、利用、厚生”的特色。在朱子的宇宙世界中,人、物关系的论述旨在究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仁即生生即是要彰明人对自然万物的一种道德责任;而朱子的格物穷理理论目的便是要我们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明了以“取之以时,用之有节”作为我们的依物、待物之道。依朱子,人与自然的和谐乃是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向度中通过人的自觉努力不断地实现的过程。

在传承弘扬朱子文化中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朱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历史根系”之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契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大学文化育人的实践中,要汲取朱子文化的营养,普及推广朱子文化,推动朱子文化生活化大众化;引导大学生深入研习朱子文化,把学习朱子文化与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在传承、创新、转化朱子文化中,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永嘉之学的性理回转——蔡节及其《论语集说》述论

活跃于宋理宗时期的蔡节,是永嘉学派传人。尽管他与朱熹后学交往密切,任职地方期间兴建书院,举荐理学人才,推动程朱理学传播,而且其《论语集说》亦大量征引朱熹之说,但他并非朱子学派成员,被视为宗朱之作的《论语集说》,实际上应是永嘉后学《论语》诠释的代表。《论语集说》在文献征引上的拓展,透露出以《论语》诠释为中心、以性理之学为本位、集诸儒之大成、续二程之“道统”的思想意图;在诠释体例上的创新,既能够充分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又有利于突出自己的独到观点,从而使之成为折衷诸说、自出机杼的《论语》诠释佳作;在思想义理上的融会,将永嘉之学本有的性理与事功两个面向统合到对“天理”的真知与实行,反映出永嘉后学对事功的性理回转,构成永嘉之学在南宋后期演进的重要环节。

“天理良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学术综述

2023年8月22日、23日,“天理良心: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江西上饶玉山县召开,来自国内外科研机构的近百位学人就朱子学研究、阳明学研究、域外儒学与现代化展开了讨论,会议特设“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对话”“儒学现代化转化”两个分论坛,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沟通交流搭建了平台,深化了中国思想史相关领域的研究。

《朱子语类》词语札记(四)

《朱子语类》反映了宋代文人的语言使用情况,为目录版本学、域外汉籍、朱熹思想传播史等多个研究领域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朱子语类》中“烦”和“繁”的使用情况表明,“烦”更侧重于人的心情与感受,“繁”则侧重于相对客观的现象描述。就词义而言,二字都有“繁多”“复杂,烦琐”等义,而“劳苦”“烦扰”“乱”“烦劳”“讨厌;不满”等义“烦”有“繁”无,“茂盛”“繁荣”等义“繁”有“烦”无。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中,如需就“烦”“繁”相互关涉的词语推荐规范词形,表义与心绪有关时宜选用“烦”,表义侧重客观描述时宜选用“繁”。

哲学阐释与中西对话:郎擎霄诸子学的现代转向

晚清以来,学者广泛借鉴西方科学方法、哲学范畴、研究范式等阐释中国传统学术。在承继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郎擎霄创设现代学术研究的专著形式,精心采择最富诸子特色的研究内容,对《墨子》《老子》《孟子》《庄子》等诸子百家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郎擎霄的诸子研究革除前人简单比附、内容同质化等弊病,注重以哲学思维挖掘诸子思想的独特性与创新性,并突破学科门类的限制,试图从多个维度探究诸子百家的现代价值。正是这些转向与新变,推动了诸子研究的现代转型,奠定了现代诸子学的新范式。此外,郎擎霄在胡适、支伟成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以老子为中心的道家哲学体系,并努力促进中、西方哲学对话,对于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颇具启发性和借鉴意义。

《朱子语类》词语例释

《朱子语类》作为朱熹师生问答的语录汇编,其中的特色词语富有旨趣。对“擦挫”“蹴踏”“粗谩”“大意气”“断续”“刮剔”“合炒”“拣荐”“落泊”“杀泊”“摭撮”等词进行考辨,有利于读者深入理解朱熹的思想,有助于《朱子语类》的词汇研究和近代汉语辞书的编纂。

“被”的语法属性及事件投射特征--基于《朱子语类》中的特殊“被”字句

“被”字句中“被”的语法属性历来有很大争议,近代汉语特殊“被”字句的事实考察支持动词说。动词“被”在句法上不断扩容,它所管辖的成分在历时上经历了不断泛化的过程:名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小句—复句形式。“被”在语义上表示“遭受/经历”义,主语在语义角色上表现为历事和受影响者,其后所带的是一个事件。及物动词被动句和非及物动词被动句在事件投射上的差异体现在:前者不仅投射结果状态,同时在投射中编码了事件的动态过程,强调结果与过程之间的“遭受”关系;后者所表达的事件则是直接投射内论元的结果状态,凸显的是事件引起的结果和特征,“遭受”的动态过程隐藏在词汇体中。

武夷山朱子文化旅游发展与路径

随着观光发展与旅游型态的进化,乡贤文化旅游已成为国人选择旅游方式之一,亦是全国旅游发展的重点领域。透过乡贤文化传播,不仅可起到乡贤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还可运用其乡贤话题发展旅游观光,提升城市知名度,达到文化传承、资源共享,更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本研究之目的在找出武夷山朱熹文化旅游发展与创新的策略,透过对文献、案例的探讨与SWOT分析,再以TOWS矩阵匹配战略掌握竞争优势,形成最适合武夷山朱子文化旅游的建设路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四个方面:朱子文化推进文旅合作发展;跨区域性的策略联盟;产业发展定位,形塑特色的区域产业;推动朱子文创园区,打造武夷优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