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津沽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与山东相距不远,又有运河相通,津沽文化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提供了创作素材,《聊斋志异》中的几篇天津故事都有明显的津沽印记。《聊斋志异》也影响了津沽文化,天津人李庆辰的《酔茶志怪》就是一部重要的聊斋续书,它不但丰富了津沽文化,而且推动了天津文言小说的发展。津沽文化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近代天津聊斋评书家陈士和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评书形式传播《聊斋志异》。

论构式“最M+H,没有之一”

"最M+H,没有之一"是一种新兴主观极量构式。该构式通过元语否定得以建构,旨在固化并凸显评价对象与表述对象之间的极性等同关系。其主观极量义是构式框架、待嵌构件和依存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结构性质来看,该构式是一种经过语形处理而生成的修辞构式,其修辞特质表现在建构机制、语义表达与具体运用等方面。网络语境、形式意味与文化涵义赋予该类构式以广泛流行的传播优势,能够满足网民的极端情绪化诉求。

李庆辰生平及著述考论

《醉茶志怪》是晚清志怪传奇小说集,其作者李庆辰则是天津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文言小说作家。据笔者考证,他约生于1838年,卒于1897年。李庆辰一生著述除《醉茶志怪》外,尚有诗集《醉茶吟草》以及未刊手稿《獭祭编》。

唐律中的“罪止”:通过立法技术表现的慎刑与官吏控制

"罪止"是唐律中典型的表述形式,其出现于律文中皆与具体刑种、刑等连用,指示了立法针对犯罪行为所设之量刑上限。作为立法技术的表现形式,"罪止"之设将司法官吏针对具体犯罪行为的量刑限定于明确的范围内,即立法根据犯罪行为的不同情节规定了确定的刑种与刑等,并将刑等累加的计算标准一并规定于条文当中。律内涉及"罪止"的条文包括立法的直接规定与引述直接规定两类,未出现具体表述的条文中也通过技术性手段直接表现出立法意图。律设"罪止"表现出对于犯罪者的慎刑和对于司法官吏裁判权力的控制,两者统一于维护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的基本逻辑,即维护"王法"的确定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