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评估组织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生成机制--基于对S市的经验观察

作为协同治理和社会监督的重要平台,第三方评估组织既是落实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疏通政社合作桥梁的有效抓手,也是衡量公共服务实践绩效和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手段。基于在S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评估领域的五年实践,笔者发现第三方评估组织在理念、目标、使命以及行动逻辑等方面与第三域治理不谋而合。然而,第三方评估组织在具体实践中却呈现多重偏离:纵向政策驱动逻辑下内卷多于增能、背书胜于承认、技术高于专业,横向组织自发逻辑下呈现生存、工具以及专业异化等导向,使得第三方评估组织进一步沦为政府的“治理工具”而难以体现独立、公正、客观的第三方属性,这与第三方评估组织本身所面临的结构性限制、合法性限度、专业性式微、社会承认度低等因素密切相关。为此,重新明晰评估组织定位、保障合法性基础、提升专业化水准、增强社会认同与参与应成为第三方评估组织有效发展的破解之道。

探寻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政治逻辑——读弗雷德·鲍威尔的《社会工作政治学》

著名社会工作学者弗雷德·鲍威尔（Fred Powell）于2001年出版的《社会工作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Social Work）①，虽至今尚未有中文翻译版面世，但其思想和观点却在社会工作学术界有着持久的影响力。该书从后现代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诸多挑战和责难入手，提出“后现代社会：社会工作会终结吗？”的疑问，同时，作者综合了以往诸多学者的观点，建构了“历史-当代”的分析范式，以社会工作在历史和当代发展脉络下的特征和实践，

社会理性与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化的视角转换——基于上海梅村的“三社联动”实践

"三社联动"日益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命题,以往的研究普遍忽视"三社联动"的机制及其理论基础。同时,对于"三社联动"的研究也较少勾连到城市基层治理实践之中。基于此,本文在理论上借助社会理性视角建构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化"作为"三社联动"机制的一种分析框架。基于上海梅村(社区)的经验研究显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并非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在社会理性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共享粘连关系。"社区为本"、"将政社关系带回来"、"以社区为中心"的治理实践是对"基层治理社会化"命题的有效诠释,也是"三社联动"机制的核心维度,它有助于重构城市基层治理中(地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架构,使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与社区相关主体得以有效联动,并为社会工作、社会组织有效嵌入基层社会提供核心依据。

社会性、主体性与社会工作知识结构及实务模式的反思性建构--来自福柯的启示

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重要的助人专业与制度实践,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促进个体困扰与公共议程连接的重要机制。然而,在现实中社会工作可能成为规范性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而沦为一种治理术。"社会性"的倡导者们对这一核心议题进行了独到的审视和回应,旨在通过重拾社会工作的"社会"属性而回归社会工作的本质。社会性范式更多地从中宏观立场阐释了社会工作的核心属性,可能会忽视服务对象生活世界的微观面向。因而,本文从福柯有关社会工作的"主体性"思想出发,试图把主体性带回社会工作知识结构与实务方法之中。并进一步借助"话语实践"作为调解并整合社会工作"社会性"与"主体性"两个核心维度的重要连接概念,对其实践原则与行动体系进行了阐释,使其有望成为社会工作重要的实务模式。在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所处的新时代脉络下,重新思考社会工作的主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宗教领域社会工作:国内外镜像与本土路径建构

西方社会工作的晚近发展表明,发端于宗教领域的社会工作,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领域都出现重返宗教的趋向。本文首先阐述了宗教领域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的新面向,呈现了其内涵与本质;进一步,对世界范围内宗教领域社会工作实践脉络进行了反思性梳理,旨在为我国推动宗教领域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经验参考;文章最后从追寻人的完整性角度,尝试提出加快推进我国宗教领域社会工作实践的基本思路和策略,以期加快宗教领域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进程,并有效整合宗教力量服务社会建设。

专业规范、治理情境与社会工作理论悬浮的形成机制

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工作被希冀在治理场域中充分发挥专业效能,然而,在专业规范的要求下却出现理论悬浮于实践的反常现象。现有的许多讨论忽略了来自西方情境下的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的适应性及其张力机制,因而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理论悬浮现象。对K市困境儿童社会工作实践进行的考察发现,理论对实践的单向建构、理论在实践中沦为书写工具,以及理论的碎片化组合运用,构成我国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现实图景。深入地看,社会工作理论悬浮现象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中心的专业规范与本土治理情境之间的张力形塑而成,二者冲突下形成的形式自证、实践先行与专业妥协是导致理论悬浮的内在机理。增强社会工作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专业自觉,促进基于我国本土实践情境的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改变这一现象的关键性行动。

新时代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道”写“术”

中央社会工作部以及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的建立,是党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领域的一次系统性、全局性和创新性谋划,是将党在社会领域的核心工作进行重新布局的重大体制创新。2024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对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强调,指出“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事关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事关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事关巩固党的长期执政根基,对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当“王昭君”遇上“庄周”

小桐(化名),男,16岁,小学阶段家人发现其行为异常,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需每月定期复诊控制病情。小桐父母离异,目前他与母亲和外公居住在一起。其母亲同样患有精神分裂症,现在残疾人福利岗位工作,薪资较低;外公已退休,只能通过做零活补贴家用。小桐由于中考成绩较差,且在学校感觉被孤立,毕业后就抗拒继续升学,长期待在家中,不和外人交流。外公担心小桐一直在家会“待废了”,于是向社工求助。

秩序和活力的整合:以人为核心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微观面向,是直接连接国家与民众的关键场域。正因如此,对于社区治理的理论探讨、政策创新和实践探索成为当前社会治理进程中最重要的行动,也使得社区成为多方跨界联动、协同整合的重要阵地。社区治理的核心是人。针对人所进行的治理存在两种关键取向。一种是“秩序”取向。过去的治理遵循的是秩序逻辑,虽然也是针对人进行的,但更强调对人的管理、约束,将人视为治理对象,因而较少体现出人的主体性。

主体与规则的结合: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双重路径

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发布,成为基层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被赋予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现实中却始终存在基层治理体系不畅、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难以有效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阻碍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步伐。

政社联结:发达县域乡镇(街道)社工站的整合模式

乡镇(街道)社工站已成为近两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现象,它既不完全等同于由政府主导培育社会组织体系来参与社会治理的情形,又不完全等同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制度实践,而更像是多种制度结合的产物。

借道专业:转型社区的迂回式治理策略

城乡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构成部分。然而,城乡一体化进程下,社区治理面临着以往单纯城市治理或乡村治理未曾遇到过的问题。例如,一些地方推动农户搬迁与拆迁,进入政府规定地点购买商品房或统一自建房,在此区域中建设了新的城市管理与社区自治基层单元,学术界称之为过渡型社区或转型社区。

治理枢纽站:政社互动下社会工作站建设实践

社会工作站作为建设新型社区治理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顺应组织成长与有效发展的客观要求,承担着补齐民生短板、提升民生兜底保障和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等多重职责,更是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探索,因而其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深化落实社会工作站的内在要求,浙江省海宁市马桥街道着重从政治性、专业性、独立性出发,助力发挥工作站应然功能,其所采取的政社互动协力推动社会工作站发展的实践经验,可为全国范围内社会工作站的创新支展提供良好的参考。

海宁马桥:“三社联动”助推城乡一体化精准治理

"三社联动"是实现多元服务供给的新模式,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其本质体现在社会治理实践层面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强调在三社平等基础上的联动为民作用。海宁市马桥街道正处于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村转社、农转居"等重要任务,其积极探索创新"三社联动"机制,完善城乡一体化治理与服务网络,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培育社会组织以及社工人才方面卓有成效,形成的实践经验可为基层精准化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