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建引领大学生思想成长与学业发展互促共进——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生党建工作为例

努力引领大学生思想成长与学业发展互促共进,是当前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努力方向,也是青年健康成长成才的迫切要求和必然选择,实践表明,二者在工作中也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生党建工作就如何有效实现大学生思想成长与学业发展互促共进,尝试性开展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取得了阶段性的实效。

信用如何支持国家经济的发展——专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晶妹教授

目前,全国上下对信用的重要性、信用建设的必要性已达成共识,但因对信用问题的认识层次不同,对我国社会信用存在不少争论,本刊记者就我国信用发展及信用体系建设等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吴晶妹教授。吴教授是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是我国最早从事信用管理理论与实务研究的学者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创建于195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信用系，是中国人民大学最早设立的八大系之一，在此基础上1997年组建成立了财政金融学院。首任院长为著名财政学家安体富教授，现任院长为著名青年财税专家郭庆旺教授，党委书记为王宏伟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吴晶妹:信用是获得信任的资本

信用是资本是财富,信用在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成为衡量企业资产价值的一种新的标杆。怎样提升信用资本呢?要从诚信度、合规度、建约度三维信用来提升自身的信用资本,只有提升信用资本才能提升企业资本的经济价值。当前开展的征信评级、信用调查联合惩戒制度,包括企业互联网的信用管理都是围绕信用资本价值进行评估和定价的。

打造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体系——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庄毓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党中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工作报告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更高水平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和遵循。

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金融强国的共同特征与中国策略

当下,我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并且金融业整体呈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此背景下仍有两大问题尚待回答:一是金融强国有哪些共同特征,二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强国。通过与美英日德等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金融强国具有三大共同特征: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大的金融国际影响力以及强大的核心金融要素。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巨大的经济体量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基础,但是金融市场的结构尚不完善,金融国际影响力不足等问题依然显著。从构建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看,我国金融机构的投融资功能、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金融监管的效能以及金融人才的水平与金融强国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要实现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目标不仅要从共同特征中吸取国际经验,还要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从而克服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金融危机频发等固有矛盾。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将是中国特色金融强国的有效实践路径。

中国财政的创新:评《聚焦对口支援:横向转移支付》

中国是制度创新的一片沃土。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人口之多,历史之久,举世罕见其匹。这使得中国在面对国家治理的一系列问题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这就使得不少制度充盈着中国特色,财政转移支付就是其中一例。

民本视角下中国财政的历史嬗变

财政与国家内在关系隐含于经济政治互动变化之中。传统中国财政围绕税地、税人和专卖收入进行长期尝试,创造了众多征收方式和管理办法,终因自然经济产能波动、土地管理困难等原因无法稳定财政收入,由此演化出内外有别、阶级性、非规范性等财政运行中的政治特征,通过剥削自耕农群体来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这使得传统中国财政虽包含“以民为本”的思想,强调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却无法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更多是出于统治阶层内部争夺财政资源的需要。相较而言,现代中国财政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现代商品经济的经济优势,通过生产效率和人均资本的提高实现长期稳定,以工商业为基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同时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优势,消除阶级鸿沟和身份等级,促进个体全面发展,以“以人民为中心”来统一规范自上而下财政体系高效运行,实现现代商品经济与人民民主制度的良性互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新时代,应遵照“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推进财政现代转型,通过严格落实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强化人大预算监管以及提高预算过程中人民参与度,强化预算管理以实践人民监督;提高财政统筹收入能力、优化税制结构以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规范财政收入以增强人民活力;坚持民生导向、优化支出结构以及加强绩效考评,升级财政支出以助力人民发展等措施,有效发挥财政的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影响中央银行承担银行监管职能因素的实证分析——兼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

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中央银行独立性、是否允许混业经营和法律环境这四个变量做自变量,中央银行是否承担监管职能做因变量构建了一个计量经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央银行独立性这两个变量对央行是否承担监管职能的影响是显著的。对回归结果进行详细分析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将银行监管职能赋予较独立的央行有助其及时灵活地采取行动,而独立性较低的央行则应将监管职能分离出去以更好履行其货币政策职能。最后运用得出的结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提出自己的见解。

融汇国际国内实践经验打造中国特色科技金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3年9月发布的最新全球创新指数GII2023报告~([1])显示,中国创新总体排名全球第12位,在高铁、5G、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为全世界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科技创新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灌溉,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其中科技金融位列五篇大文章之首,可见科技金融的重要地位。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营造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生态体系,有利于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中的财政金融政策协调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基于我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所做出的重大改革举措,对于全面构建开放型市场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文章在系统回顾我国汇率改革背景的前提下,基于经济学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汇率改革中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互配使用问题。

论中国财政金融学信用证软条款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深化和发展,以信用证为代表国际结算的手段也在迅速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信用证软条款的出现,给国际贸易的结算带来不利的影响,如何全面的认识信用证软条款的性质和成因,对防止损失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软条款的本质用了博弈论的方法进行分析,对其成因从三个主要当事人的角度分别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刚刚于2007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商会制定的《UCP 600》,提出了自己对软条款问题的建议。

合作型政府:省以下财政体制视角

本文基于省以下财政体制视角,提炼出中国纵向政府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合作型政府的命题。省以下财政体制是政府间基础性制度体系,它们推动政府间就提供公共产品、发展经济、共担风险方面展开合作:在财政支出体制方面,共同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推动政府间共同承担公共事务;在财政收入体制方面,税收分享机制推动政府间就发展经济展开合作;通过税收分享和支出责任划分,可以形成政府间财政风险和经济风险分担机制。合作型政府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揭示我国纵向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本质,也为下一步政府间各项制度改革提供了指导。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财经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我们邀请到国内持续关注财政政策运行的专家学者,面向中央提出的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阐发自己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理解。

金融监管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创新视角

金融监管是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12—2019年数据,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企业创新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加强金融监管能够减少企业创新数量,具体表现为加强金融监管会减少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且主要是减少策略性创新数量,金融监管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具体表现为加强金融监管会提高企业创新的被引次数,即金融监管具有溢出效应,有助于企业创新“去粗取精”。融资约束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上述影响具有调节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更高或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更低的企业中,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强。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依据企业所在地区、所属行业、产权性质及自身生命周期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本文为理解金融监管对实体企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与财政收入质量:针对非税收入的研究

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是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研究表明,税收分成比例下降会提高非税收入相对规模、降低财政收入质量,且总量费非税收入有一定扭曲效应。经验研究发现,税收分成每下降1个百分点,地方非税收入规模约增加1.27%,财政收入质量约降低2.02%,这表明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是影响非税收入规模的重要制度要素。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化程度低和非税收入管理规范的地区非税收入规模变化较小,而提高财政资金审计质量和强化法制化建设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本文为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一定参考。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三十年:演进、成效与变迁逻辑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是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这一制度既构成了中国现代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过去三十年分税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制度保障。纵观过往的改革历程,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每一次重大调整背后都有着深刻的财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背景,始终服务于财政体制改革全局,并充当了财政体制落实国家战略、保障经济社会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工具。站在分税制改革三十周年这一历史节点上,本文系统回顾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演进,总结其改革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并阐释其制度变迁的内在经济和政治逻辑。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制度的发展历程和运行规律,也为下一阶段进一步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现代财政制度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结构性需求冲击、政策独立性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结构性需求冲击非对称地影响不同生产部门产品需求。本文研究此类负向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实施及配合才能实现“稳就业、促消费”目标。本文建立了区分直接和未直接受冲击部门的DSGE模型,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及政策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政府消费和对企业补贴适用于稳定就业;对家庭转移支付和降低个人所得税适用于促进消费;利率工具比法定存准率工具更有效。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利于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发挥作用。

从五个角度理解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自2008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总基调一直是“积极的”,但每年的“积极”程度存在差异,这从《政府工作报告》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修饰词上可以一窥端倪。近七年来财政政策修饰词一直都有“增效”一词,这体现了近些年来财政一直在优化支出结构,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全面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做好五篇大文章 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活则经济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五篇大文章,推动金融制度型开放,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目前,我国疫情疤痕效应和周期效应叠加,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通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性上升等问题,民间投资、进出口贸易失速,处于历史低位,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