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代性与行为超级适应性之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系列课程纪要

本文是康纳德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做系列讲座的内容概要,包括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方法的介绍,及其团队通过对四处重要遗址(群)长期发掘所研究的人类演化重要学术问题的成果:1)Schoninge遗址及相关问题;2)南非Sibudu遗址和其他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及早期现代人行为;3)Tonchesberg,Wallertheim等遗址的发掘与尼安德特人石器技术的多样性;4)Swabian Jura洞穴发掘和艺术、音乐的起源。通过此次系列讲座,他与中国学者分享国外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方法、旧大陆西部不同区域遗址的考古学材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并希望未来能够加强交流与合作研究,共同推进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

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哺乳动物破碎长骨反映的古人类行为

马圈沟遗址是东北亚地区年代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及动物化石,现已发现并确认距今1.76~1.26 Ma之间的17个不同阶段的文化层,为探讨早更新世东北亚地区最早人类的扩散与生存适应方式提供了关键材料。本文以距今1.66 Ma的马圈沟遗址第3文化层2001~2003年出土的大、中型哺乳动物长骨为研究材料,开展骨骼破碎方式的分析。研究表明,这批长骨化石以残段及残片为主,通过对它们的断口形态和质地,特别是破裂断口的角度进行测量、统计以及分析,发现大多数长骨是在新鲜状况下破裂的,而古人类很可能是敲碎骨骼和取食骨髓的主体;食肉类动物也造成了一些骨骼的破裂,但应该发生在古人类的行为之后。本文是首次对中国北方早更新世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破碎方式进行的系统分析,为讨论早更新世古人类与食肉类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近5年全球古脊椎动物新分类单元研究概况

古脊椎动物多样性数据资源是研究地球历史以及深时生命演化的重要信息来源,古脊椎动物物种名录是研究古脊椎动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及时了解古脊椎动物分类单元数据的更新,可以实时掌握古脊椎动物多样性的研究热点,把握学科发展脉络。基于“深骨”数据库,文章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近5年古脊椎动物不同类群新分类单元的年变化特征、分布地、发表期刊以及主要贡献的机构进行了梳理。分析结果显示,近5年全球新增古脊椎动物分类单元2662个,涉及文献1946篇,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后,古脊椎动物新分类单元和文章数量均呈下降趋势。近5年全球古脊椎动物新分类单元模式标本主要分布在古脊椎动物化石资源丰富、经济和科研实力较强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中国、新西兰、阿根廷和德国。Journal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Cretaceous Research、Historical Biology、PeerJ和Journal of Systematic Palaeontology等刊物是新分类单元发表的主要载刊,而贡献度最高的机构分别为中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单位,且各机构的研究合作十分密切。中国古脊椎动物分类学的研究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未来还应该继续加强古脊椎动物多样性基础数据积累,为探讨生物多样性的起源和演化提供支撑。

广东西樵山40—50 ka B P地质遗迹与古人类活动新发现

1958—1999年,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一带发现了众多记录了史前人类活动的石器地点,石器中包括双肩石器和细石器。迄今为止,“西樵山遗址”被认定是4—7 ka B P的大型新石器时期采石场和加工场。2011—2022年,笔者经多次地质遗迹和地质环境调查,在西樵山东南麓富贤村北面发现了良好的第四纪地层剖面。地质探槽剖面测量和地质年代学研究表明:富贤地点存在2套原始沉积地层:上部为第四纪全新世沼泽相地层,AMS14C校正年龄为5052—5409 a B P;下部为第四纪晚更新世冲积-洪积相地层,AMS14C校正年龄为38420—40502 a B P,OSL (光释光)年龄为41.977—43.796 ka B P;在晚更新世地层中发现2层含旧石器层,下部A1层主要石器类型有较大型刮削器、尖刃器、舌型刃器及小型石片工具,如各类刮削器、锯齿刃器、凹缺器、石刀、使用石片、石核等,包括带铤斧型小石刀;上部A2层明显出现更多石刀类型且常常附带修背和修铤工作,其中一件用于生产细小长石片的原始楔形石核引人关注。据平均沉积速率计算,下部A1石器层年龄为46.511—47.325 ka B P,上部A2石器层年龄为41.977—42.167 ka B P;距今大于5 ka的全新世沉积物中的石制品数量虽少,但器物类型仍具有明显继承性与发展性特点。本文的发现更新并延伸了西樵山国家地质公园和“西樵山文化”的内涵,首次突破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确切年代的晚更新世旧石器遗存的纪录,追踪到大约40—50 ka现代人在华南沿海的足迹,揭示了同期石器工业的面貌及其文化内涵的发展特征和演变。研究表明,在MIS3间冰段相对湿热时期以及MIS2相对干冷阶段,富贤地点的古人类面临环境变化的挑战而开启了新的生计模式,这对于揭示现代人对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的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讷于言 敏于行——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古鱼类学家朱敏

人物简介朱敏,中国科学院院士、古鱼类学家,主要从事鱼类演化生物学、古脊椎动物学及相关地层学研究。现任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古脊椎动物学报》主编,Palaeoworld副主编,Zoological Letters、ELife、Geodiversitas、Research等杂志编委。1999年12月至2008年2月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所长,先后担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491项目主席,国际地层委员会泥盆系分会投票委员。202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节甲鱼类(有颌脊椎动物干群)系统发育多样性的衰落与泥盆纪重大环境-生物事件耦合

节甲鱼类是盾皮鱼类(具颌的有颌类干群)中多样性最高的类群,以占据较高营养级而著称,特别是在它们演化历史的后期。尽管节甲鱼类的化石记录相对完整,但以往对节甲鱼类多样性的研究主要基于统计每个地质历史阶段的分类单元数量(原始多样性),其结果与泥盆纪重大环境-生物事件耦合程度较差。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包括219个属、450个种的详尽的节甲鱼类数据集,并根据之前许多系统发育研究结果,将其中大部分属种整合置入一个人工超树中,以进行系统发育多样性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考虑幽灵支系的存在之后,节甲鱼类系统发育多样性的变化曲线与原始多样性曲线截然不同。节甲鱼类系统发育多样性呈现出典型的早期爆发的模式,在早泥盆世(洛赫考夫期-布拉格期界线)达到峰值,随后伴随一系列事件发生下降。在前4个事件的附近,节甲鱼类的系统发育多样性都只经历微弱的下降,总体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在后3个事件,特别是弗拉期-法门期界线和泥盆纪-石炭纪界线两大事件发生时间附近发生急剧下降,并且直到该类群在泥盆纪末完全灭绝之前,都未出现恢复迹象。而节甲鱼类的原始多样性除了在弗拉期-法门期事件的时间出现下降,在所有其他事件中下降都不明显。

安徽东至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哺乳动物化石的初步研究

华龙洞遗址发现于2004年,先后于2006和2014～2017年进行了5次发掘,期间发现了若干古人类化石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本文是对2014～2016年出土哺乳动物化石的初步研究成果。目前已鉴定出8目24科43种(含未定种)哺乳动物,其中以偶蹄类化石最丰富。化石保存状况较差,以碎骨为主,牙齿较少,完整骨骼更少;但骨骼上鲜见啮齿类啮咬痕迹。华龙洞动物群与南京汤山猿人遗址、和县猿人遗址及重庆盐井沟等动物群较为相似,尤其是与和县猿人遗址及南京猿人遗址动物群最为接近,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都含古人类化石;2)都不含第三纪动物群的孑遗分子;3)都含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主要成员(大熊猫、剑齿象、巨貘及猪獾等),同时也都含一定量的北方属种,但华龙洞含北方成分相对较少,只发现翁氏麝鼩、麝鼹、变异仓鼠、布氏毛足田鼠、棕熊、李氏野猪、葛氏斑鹿及大角鹿等,华龙洞的大角鹿是该属分布最靠南的地点;4)都含有剑齿象而不含晚更新世常见的亚洲象;5)都含有大量头后骨骼,与以含单个牙齿为主的其它南方洞穴迥然有别。从化石保存状况及属种组成判断,华龙洞堆积时代与和县猿人遗址最为接近,也是中更新世。由于遗址尚未完全暴露,其堆积性质尚不清楚;但从蝙蝠类化石判断,很可能与洞穴堆积有关。

中国古人类遗址年代学的研究进展与问题

我国丰富的古人类遗存为研究东亚乃至全球古人类起源、迁徙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材料与数据。对已发表的2000多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年代学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分析发现,绝大多数遗址目前仍缺少基本的年代学数据,不足20%的遗址开展过测年,仅10%左右具有相对可靠的年代学数据,只有极少数开展了多种测年方法的交叉定年。对于80多处出土古人类化石的遗址,亦过半存在明显的年代学争议。我们对一些古人类遗址中的常见各种复杂的同沉积和沉积后改造现象进行了详细分析,探讨了我国测年平台和测年队伍建设、考古发掘以及年代学采样与测年方法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对遗址年代学研究的可能影响。基于此,笔者提出改善我国古人类年代学研究现状的可能措施,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引发对该研究领域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人类起源研究回顾与中国古人类学展望

根据对人类起源研究的回顾和对我国人类进化概况的认识 ,将我国古人类学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新的比较完整的化石和有关材料 ,关键之举是高水平的创新研究 ,发现和综合考量蕴藏在其中的各种信息 ,因此在新的世纪 ,必须大力进行野外调查 ,发现更多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以及有关的材料 ,进行深入的形态学和考古学研究 ,还要寻求人类古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在人类起源与进化研究方面的协调 ,构建更加坚实的我国古人类年龄框架 ,适当地进行我国古环境与人类关系的研究。

中国古人类活动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中国境内分布着数千处古人类活动遗址,是早期人类演化与适应行为研究的重要区域。虽然以往的研究一直关注地学手段在解读遗址地貌和地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然而,作为正确鉴别遗址完整性和早期人类生存行为研究的遗址形成过程(或遗址成因)分析,长期以来缺少系统性的研究和关键指标的选择。本文结合古人类活动遗址保存的地貌和主要沉积物类型,依据河湖相沉积、洞穴(岩厦、裂隙)发育区、黄土与红土分布区等类型中遗址的特点,回顾近10年来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通过对不同分布区遗址的地貌和沉积特点的介绍,结合重要遗址的形成过程研究的进展,总结不同分布区遗址埋藏类型对研究视角与分析指标的选择差异。在上述基础上,作者对目前我国遗址成因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讨论,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参考信息。

中国人类化石研究对古人类学的贡献

中国人类化石研究为古人类学增添大量具体资料，并且促进了人类进化理论的发展。北京直立人化石的研究将人类的化石记录肯定地推前到0．50MaB．P。对大量化石的研究将中国人类进化归纳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模式。这是对近年古人类学两大热点之一的现代人起源争论中关于东亚现代人来源的一项重要的贡献。此外，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还揭示在各个时期中中国的古人类存在明显的地区间差异。

中国古人类研究在人类进化史中的作用——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六十周年

中国发现了大量古猿化石,其中的禄丰古猿可能是接近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的类型;巨猿更可能是一种绝灭的猿类的旁枝。 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在中国都有代表的化石。 直立人最早起源于非洲,大约在距今100万年左右进入亚洲的论点,目前有较多的证据。 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从直立人到现代人,有着明显的形态上的连续性,支持现代人的多地区起源说。 中国人类化石与周围地区的人群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人类颅内模及脑演化研究进展

颅内模保存有脑表面的形态结构,是脑演化研究的直接证据。中国最早复原和研究的颅内模来自20世纪20年代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的3号猿人头骨;此后虽然中国境内也相继发现了一些古人类的头骨化石,但由于古人类标本非常珍贵,不允许对其进行实体解剖,加上多数头骨破碎或者内部附有地层胶结物,导致颅内模无法成功复原。受技术水平及研究手段的限制,研究者一般只是侧重于化石外表形态结构的研究。高分辨率工业CT和3D软件的应用,可以在不损坏标本的情况下,虚拟复原出化石的内部解剖结构,使得一些重要的古人类化石标本的颅内模被复原出来,促进了脑演化的研究。近年来,本文第一作者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复原了南京直立人、柳江人等一些重要的中国古人类头骨的颅内模,通过对其颅容量、脑沟回特征、脑不对称性、脑表面的动、静脉血管压迹、各脑叶的大小、形状及比例的研究,获取了中国古人类脑形态特征变化的数据,为探讨东亚地区古人类的演化提供了参考信息。

中国古人类研究现状

从古猿到能人的时期，在中国发现的化石，最重要的是在云南禄丰石灰坝发现的禄丰古猿和在广西、湖北等省发现的巨猿。从猿到人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完成的标志是开始制造工具，社会形成。意识和语言萌发于制造工具之前。从直立人到智人的时期，在我国发现的直立人化石的地点，主要有北京周口店、云南元谋、陕西蓝田陈家窝和公王岭以及安徽和县等；早期智人化石的地点，主要有陕西大荔、辽宁营口金牛山、广东马坝、山西丁村和许家窑等；晚期智人化石的地点，主要有广西柳江、四川资阳、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等。我国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以至现代人，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形态性状，表明其有一定的继承性，因此，支持现代人的多地区起源说。现代人仍在进化之中。明显表现在现代人的体外进化和精神进化两个方面。

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至今已60年了。它的发现在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经过60年的后继工作,我们的事业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为促进古人类学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织了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纪念这一伟大的发现。我首先代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向来自亚洲、美洲、欧洲的同行、向在座的学术界前辈,向各位领导及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回顾一下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发展的梗概,以便探讨我们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浅议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动物埋藏学研究方法

随着学科的发展,有关古人类活动遗址的研究手段逐渐多样化,学者们从不同研究视角分别揭示了早期人类对遗址的利用行为。近年来,作为古人类行为研究的重要分支,动物埋藏研究在阐释遗址形成过程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简要梳理了对保存有动物遗存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进行动物埋藏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思路,同时,文章介绍了部分动物埋藏的典型模型与经典案例,以此对动物埋藏研究中存在的缺陷与可能的解决方式进行探讨。此外,作者对动物埋藏研究的方法演进进行了简单回顾,为解决遗址中出现的多个埋藏因素相互影响而导致的混乱及重叠现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研究思路;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人类活动遗址的相关研究进展,本文也对中国考古遗址相关研究的思路和方向提出了建议。

湖北郧西白龙洞古人类遗址初步研究

湖北省郧西县白龙洞遗址经过两次正式发掘,出土了古人类牙齿化石、石制品、骨制品等文化遗物和大量动物化石,是一处重要的古人类遗址。2007年4—5月,作者在该遗址周围进行了地质、地貌调查,并对以往发掘出土的部分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进行了整理。同年9月,作者在白龙洞进行探察和小规模试掘,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和少量石制品、骨制品等文化遗物。同时还发现可疑燃烧痕迹、动物骨骼表面痕迹以及特殊的动物化石埋藏现象等古人类活动证据。白龙洞发育于上新世沙坪组砾岩、泥晶灰岩和泥灰岩地层中,近水平状节理和裂隙为洞穴发育提供前提条件,垂直渗流为溶蚀的主要方式。白龙洞遗址属原地埋藏,动物群的组合显示中更新世早期的面貌,石英岩岩脉原料可能是导致石器工业组合显示北方石器工业面貌的原因。对遗址分布及埋藏现象的初步分析显示,白龙洞为一处多功能的古人类活动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