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仙苑 志书之珍--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藏《阆中县志》手稿价值初探

民国38年所撰《阆中县志》是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阆中历史的珍贵文献,目前仅以稿本形式保存于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该方志填补了现在文献著录的缺失,包括补充了新中国成立后所撰新方志所缺的民国16年至37年的相关历史资料,成为研究阆中历史的重要文献。

明清时期“阙里志”历次纂修研究

明正德元年(1506)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间,八部以“阙里”为名的孔氏家志刊布问世。除《阙里文献考》仿典志体外,七部志书体例历经“纲目体—平目体—平纲并用体—纲目体”的发展演变,并引入“志体”体例,至康熙年间得以成熟。内容上,诸志嬗递相因,在沿用基本纂修框架的基础上各有创新。志书的编纂顺应了明清两朝奖崇师儒的文化政策,体现着孔氏编纂家史以尊宗敬祖的思想要旨。在编纂过程中,孔氏家族确立了孔氏血胤与儒家学统的正当性,实现了自我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作为孔氏续承千年的文本呈现,孔氏家志成为明清圣贤家族文化景观的重要一环。明晰明清孔氏家志的成书经过、体例、版本、断限、门类设置与内容异同等诸问题,是有效利用这套文献的前提,亦有助于推进与深化孔府研究。

元代四川士人文如玉事迹钩沉

四川历史上人才辈出,光耀史册,元代是其中相对沉寂的一段,人物宦迹不显,严重失载。如官至二品御史中丞的赵成庆,官至三品顺庆路总管的文如玉,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的李源道,以及四川万户侯、有“诗书帅”之称的述律杰等,《元史》均未立传。

南宋钱币文字与刻本文字对比研究

与之前的朝代采用篆书、隶书或者多体铸钱不同,南宋时期的钱币文字大多采用真书(即楷书),钱币文字进入了真书时代。与此同时,南宋时期钱币文字与刻本文字书法风格上表现出极高的相似性,在相似性中又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异性。具体来说,浙本系统广泛刊刻流传的区域,其钱币文字与浙本系统文字书法风格相对一致;在蜀本系统流行的巴蜀地区,其钱币文字与蜀本系统表现出相对一致性。这深层次里反映的是随着雕版印刷和书籍流传,刻本文字字体具有了通行字体的性质,深刻地影响到了钱币文字的字体风格。另一方面,从钱币铸造技术的角度来看,南宋时期钱币的铸造技术与书籍雕版技术之间有紧密的联系,钱币文字也直接采用了类似于刻本的字体。从钱币文字发展史来看,南宋时期钱币文字受到刻本文字影响,采用了雕版体真书入钱文,开启了钱币文字的新时代。

李调元《童山诗音说》整理前言

音韵类《诗经》学文献是指专门研究《诗经》中文字音韵的《诗经》学文献。众所周知,《诗经》是讲究韵律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诗经》之语音亦发生了演变,用今音读古诗常有不能合韵协音者。于是,从音韵的角度研究《诗经》的著作便应运而生。《经典释文·序录》曾记载说:“为《诗》音者九人:郑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肃、江惇、干宝、李轨。”①见于其他史籍记载的隋唐以前从事《诗经》音创作的还有徐爰、刘芳、沈重等人。

一簑烟雨任平生——《四川省委党校图书馆藏线装书图录》序

《四川省委党校图书馆藏线装书图录》是在文化强国背景下推出的目录著作。其所收线装古籍,多为珍本、善本,既摸清了家底,又方便了读者,从而为加强文化自信,推进四川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元代蜀人别集两种整理前言

一、蒲道源《闲居丛稿》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号顺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县)人,徙居兴元(今陕西汉中市)。少岐嶷不群,嗜读书,目过成诵。少长,即晓群经大义,善属对吟诗。未冠,文声大振,教授乡里30余年,省府台宪屡荐诸朝。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征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寻升应奉,进国子博士。期岁辞归。又十年,擢提举陕西儒学,不就。复以经史授徒,前后50年,弟子几千人。

同异相济:杨慎对朱熹的评议

在朱子之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杨慎仍然坚持真理,一方面对朱子的文章、卓识表示肯定,甚至推崇,同时又指出他从性格到人品、学问到思想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并用考订的方法,给予了客观认真对待和求实创新的讨论,体现了“君子和而不同”“敢冒天下大不韪”的儒者风格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徐炯的保守与固守--以谢无量《徐子休先生家传》为中心

四川华阳(今成都市)人徐炯,“早年有令誉,晚岁则反之”。在进入民国以后,徐炯“思想日益倒退,成了四川顽固守旧的堡垒”(唐振常语)。徐炯的守旧与顽固、保守与固守,体现在思想与行为两个层面,并且集中体现在教育领域(政策、学会、学校、学科、修身等)。究其原因,是徐炯在古今、中西、新旧观上出现了问题,即“知古不知今”“知中不知西”“知旧不知新”,不能“会通”(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新旧之学,而“建设”(建设新文化)更无从谈起。

清代巴蜀《易》学文献举隅(二)

有清一代,经学复盛,超迈前代。就巴蜀地区而言,学者探赜索隐,研经著述,不乏其人其著。据杨世文先生《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简目》考证,清代巴蜀地区“周易类”著作大概有114种,足见此时巴蜀《易》学之繁荣。笔者前文曾就姜国伊、冯世瀛、艾庭晰、萧德骅之《易》学著述做有简要概述。

《文化与人生》文章的“出处”——《贺麟年谱新编》订补之一

一、引子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翻译家、教育家,“新心学”的创建者,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贺麟是笔者所喜爱的中国哲人之一,也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学习、研究的对象之一。为此,曾经发表过若干篇专论贺麟的论文,也出版过一本研究贺麟文化思想的小书②。

清代巴蜀《易》学文献举隅(一)

刘咸炘《蜀学论》尝言:“学在六艺,经首三圣,《大易》之传,蜀为特盛。”巴蜀《易》学源远流长,自汉迄清,名家辈出,如刘咸炘所举商瞿、赵宾、严遵、任安、景鸾、卫元嵩、李鼎祚、谯定、冯时行、张行成、房审权、来知德等,皆《易》学史上之名流。除此之外,尚有晋之王长文,宋之龙昌期、苏轼、张浚、张栻、李心传、魏了翁,元之黄泽、王申子、赵采,明之杨慎、熊过,清之李调元、刘沅、何志高、杨国桢、姜国伊、冯世瀛、艾庭晰、萧德骅等等,故宋程颐有“易学在蜀”之誉,刘咸炘也比之“诗之有唐”。本文即以清代巴蜀《易》学文献为主,略举几种,以见其《易》学成就之一斑。

巴蜀小学发展述略

巴蜀小学的发展历史,与中国学术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学术的发展,总体上是围绕解经展开的。汉代是巴蜀学术融于官学的重要阶段,也是巴蜀小学的形成时期。唐宋时期,是巴蜀文化的高峰,虽因科举取士重在明经与诗赋,导致“尔雅束高阁”,但巴蜀地区仍然出现了一批影响很大的小学著作。如李商隐到蜀地为官,作《蜀尔雅》;宋勾中正领衔作《雍熙广韵》,协助徐铉校订《说文解字》;杨朴作《礼部韵括遗》;李从周作《字通》;许奕作《九经直音》;李焘作《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等。这可看做巴蜀小学的发展期。元明之际,巴蜀地区长期战乱,学术不振,但仍有小学著述问世,如元陈元吉作《韵海》,牟应龙作《五经音考》,明杨慎古音系列、六书系列等。这一时期可看作巴蜀小学式微期。入清以后,巴蜀小学迎来高峰期,大家云集,著作蜂出。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存佚小学著述,有近100多种,其数量之大,超过以往所有朝代之总和。

川西北羌族探源——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研究

本文从历史民族地理角度 ,探讨了川西北羌族的渊源 ,认为唐初岷江上游西山地区各羁縻州的部族属于冉、左封、昔卫、葛延、向人、望族、林台、紫祖、四邻、白狗、千碉等羌人部落 ,其后又有涉题、特浪、辟惠、那鄂、渠步及西山八国诸羌内徙该地区 ,至宋 ,融合为茂州羌和维州羌 ,他们是川西北羌族可考的祖先。

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

本文探讨了历史上四川 (含重庆 )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 ,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

“太一”臆解——关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的一项比较研究

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所云"太一"(大一),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概念的"太一",亦即"道"之别名。"太一"之义,大致与《老子》之"道"、马王堆帛书《道原》之"恒一"、传世本《周易》之"太极"、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之"大恒"、《礼记》之"大一"、《孔子家语》之"太一"相仿佛,亦可与古印度吠陀经典《梨俱吠陀》之"唯一"参差比拟。它们是古人在探索宇宙生成、万物起源时所赋予的唯一的终极的根本者,惟因学派不同,故其称谓各异。追根溯源,"太一"说实属古中国"公共思想资源"之一,并非某家某派之专利。

历史时期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

四川蚕桑事业在中国经济史上曾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民国以来趋于衰落。本文从多学科角度全面审视了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过程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根本原因 :明清赋税内容的改变及江南丝织业的兴起 ,使四川蚕桑事业由宋以前的自蚕自织转变为以生丝产销为主 ,过分依赖外部市场 ,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 ,四川生丝出口受严重打击 ,从此一蹶不振。

《学海类编》所收蜀人著述丛考

旧题清代学者曹溶编、陶越增订的《学海类编》,广收唐宋至清初人著述430余种,800余卷①,总430余万字,分为经翼、史参、子类、集余四类,集余类下又分列行诣、事功、文词、纪述、考据、艺能、保摄、游览八目,是一部在《四库全书》之前,即以四部分类的大型综合性丛书。

儒家经典与“第二个结合”

儒家经典是中国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根、魂、源。儒家经典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精粹的内容,成为中华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依据。在长期的教育和教化活动中,经典涵养了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许多主张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至今仍具有超时代、超地域的实践价值。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王国维与《周易》研究

作为杰出学者、学术巨擘、国学大师的王国维,虽然在经学层面上对《周易》有其相当高明的宏观把握,但在史学层面上却对《周易》利用不足,甚至不免疏漏;而在哲学层面上,对《周易》着墨甚少,实则未能尽其才情,留下了不少学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