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共享背景下城市公园绿地露营满意度评价——以广州为例

随着城市居民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需求日益增长,出现了在城市公园中开展露营活动的新现象,因此有必要探讨城市公园如何更好地支撑露营活动的开展。从游客满意度视角出发,通过构建城市公园露营满意度指标体系,基于在广州部分城市公园获取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IPA-Kano模型对城市公园承载露营活动的满意度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基本型要素包括从公园入口到露营点的方便程度、随身财物的安全、消防安全、疫情防控措施、露营区域的空间充足程度、露营区域的私密性/嘈杂程度、露营区域的树荫、开放区域大小和草坪的保养维护水平,是最需要改善的要素;关键性绩效型要素包括停车方便程度和蛇虫叮咬,是第二优先级的待改善要素;不同要素的露营满意度在不同类型公园间存在差异。旨在提高城市公园满足居民露营需求的能力,以期为城市公园绿地的开放共享方式提供参考借鉴。

数字化背景下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特征——以广州为例

基于POI数据和抖音打卡数据,分析了广州虚实活力空间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影响,探讨不同类型空间影响的异质性及其原因。结果表明:1)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总体上均表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活力递减的圈层结构,说明实体空间是支撑虚拟空间运行的基础。2)数字化带来的线上-线下交互作用形成三类活力空间——传统活力增强空间、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和新型网红空间,三类空间的分布特征各异:传统活力增强空间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其毗邻区域,外围地区呈现多中心集聚特征;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呈现分散分布的特征,主要位于中心城区边缘及外围地区;新型网红空间呈现“散点式”“离散形”的分布特征。3)移动短视频类数字平台对不同类型空间活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景点类、休闲娱乐类、运动健身类空间的活力具有提升作用,对美食类空间的活力影响不明显,而对商业购物类空间活力的影响存在明显分化。基于此,提出了数字化背景下城市活力提升的策略:首先,应重视数字化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充分认识数字化在塑造城市活力空间中的作用。其次,城市规划建设应着眼于线上-线下互动的发展趋势,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和手段,促进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互补。最后,数字化转型给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活力提升策略。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村级工业园改造协调机制研究——以广东省鹤山市为例

利益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在城市更新领域中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冲突机理与协调机制也是城市提升可持续能力的重要议题。而村级工业园改造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类型更多样、利益分化更频繁及利益冲突更激烈。因此,文章以城市政体理论的利益相关者视角作为研究切入点,在构建多尺度多主体的“利益相关者识别-利益冲突分析-利益机制协调”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通过对广东省鹤山市村级工业园现实问题的考察,识别鹤山市村级工业园改造过程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然后结合典型园区改造案例探讨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金融机构、村集体和村民等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过程,进而揭示该过程中多元利益联盟形成、多样化目标达成、多主体利益协调的演化路径及其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各方利益相关者话语权不对等、权力不正义参与、利益分配和补偿机制不合理是村级工业园改造实施的主要制约因素;珠三角经济欠发达地区通常采取“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模式,发挥财政局、国资委等政府金融组织的力量,联合村集体和村民与开发商、运营商、金融机构形成政村联盟、政企联盟正式与非正式合作关系及利益分配与激励机制,共同推动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样化目标。

大城市高密度中心城区空中花园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为例

发展空中花园是高密度城市解决公共空间不足、响应绿色人居的重要举措,掌握其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存量发展阶段垂直空间的精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通过识别高清影像图与实地踏勘建立718个空中花园GIS数据库,从建筑功能、建筑高度和地块形态3个方面分析其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总体上,75%的空中花园分布在高层高密度地块,57%位于居住类建筑,59%位于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空中花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地面绿地起到了补充作用,但屋顶利用率较低且各类建筑、地块内部发展不均衡;2)空中花园分布总体上与地面互补度呈显著正相关、与综合需求度和技术难度呈显著负相关,高密度地块的影响模式与总体样本一致,但低密度地块表现为均不相关。研究结果说明空中花园分布与地面绿地供给、空中花园需求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未来绿色空间供需匹配研究亟须从二维转向三维,结合立体空间进行地面-空中的一体化评估、规划和设计,尤其要增强空中花园的使用便捷性和多元性。

基于眼动追踪的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景观体验评价--以广州永庆坊为例

当前的历史文化街区景观体验评价更多基于主观问卷调查展开。为了突破研究过程中的主观框架限制,构建多元评价模型,以广州永庆坊为案例,借助眼动追踪技术,辅以主观问卷调查印证,建立凸显定量特征的体验评价数学模型。首先基于网络大数据筛选永庆坊街区代表性场景,并依据城市意象理论进行场景分类。然后利用场景照片,展开眼动追踪实验,采集数据。进一步对各类眼动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差异性分析、相关性分析,构建基于平均绝对距离、眼跳次数和总眼跳时间3个眼动追踪指标的体验评价模型,并阐述体验过程中的主体差异和意象要素差异。最终将模型评价结果与问卷评价模型结果相互印证,确证眼动模型的准确性。

后工业景观公园生态设计思潮演变研究

在信息化和智能化引领的新型工业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后工业景观公园”作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主要载体,因其标志性和典型性成为风景园林界实践的重要对象,研究其生态设计思潮的演变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国内外后工业景观公园近60年的发展历程,根据公园建设背景、指导理论、生态设计手法,将生态设计思潮划分为1960—1985年探索期的环境修复模式、1986—2005年融合期的郊野景观模式、2006—2019年发展期的自然景观模式以及2020年以来兴盛期的生物友好模式4个阶段。生态设计思潮经历了从消除场地污染的环境修复到兼顾科学修复与艺术表达,从利用自生长植被群落、保护生物栖息地到设计适应生物多样性的友好环境,从被动到主动、从以人为中心的安全防控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审美转变。以期能为我国生态文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工业景观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体系构建研究——以佛山市为例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目前存在重经济轻保护、重遗产轻环境等问题,促进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能够有效推动城乡建设与文化传承相得益彰的高品质空间建设。佛山是一座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城市,平衡好历史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之一。以佛山市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在摸清文化遗产资源类型、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搭建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和联动发展的分析框架,构建文化遗产空间保护体系。首先,全面挖掘和梳理佛山市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文化资源,划定不同等级的资源集聚区;其次,提出“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空间保护体系构建策略;最后,构建“生态基底+遗产空间+遗产廊道”的分级分类空间保护利用模式。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体系的构建是从文化遗产单体保护到生态与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和系统性整体保护的转变,对于城乡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植被类型城市绿地声景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和居民主要的休闲游憩场所,掌握其声景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声景营造具有重要意义。前期的声景研究多聚焦于森林、自然保护区等自然植被区域的声景特征及其差异分析。然而,城市绿地内部存在的人为干扰可能会导致其呈现出不同于自然植被的声景时空特征,对于城市强干扰环境下不同植被类型的声景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还比较薄弱。选取广州白云山景区次生林、人工林和疏林草地3种不同植被类型,开展了为期28d的声景监测,基于6种声景指数和声景功率揭示绿地声景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和冗余分析研究环境因素和人为干扰对于声景时空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声学复杂度指数(ACI)的变化规律显著反映了鸟类的黎明(6:00—8:00)合唱现象,声学信号强度从人工林、次生林到疏林草地依次降低,表明适当的人为干扰提高了鸟类发声强度,过度的人为干扰限制鸟类发声;归一化差异声景指数(NDSI)显示了次生林和人工林的白天声景以生物声为主,疏林草地是人工声占主导地位;不同绿地的主导发声频段及其影响因素具有明显差异,次生林以中频生物声(4—8kHz)为主,主要受海拔(ALT)、灌木丰富度(SR)和树高多样性(THD)的正向影响;人工林多为低频生物声(2—4kHz)和高频生物声(8—11kHz)声音,其声景功率与坡度(SLO)正相关,与到硬化小道距离(DHP)负相关;疏林草地人工声(1—2kHz)较多,到硬化干道距离(DHMR)、到硬化小道距离(DHP)和非硬化小道距离(DNHP)均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研究揭示了不同植被类型的声景时空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为城市绿地健康声景设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政府-市场-社会”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以广东省碳汇产品交易机制为例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解决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政府-市场-社会”视角,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流转情况及相关认知的演变历程,总结了现阶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所面临的困境。文章以广东省碳汇产品交易机制为例,梳理了碳汇产品的交易框架,并对其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主体角色行为进行分析。结合案例经验,从健全政府职能框架、推动市场产业转型、建立生态-社会适应性治理体系、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联动与边界等四个方面,提出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建议。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通风廊道构建研究进展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构建通风廊道是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有效途径,对改善局地气候环境有重要作用。文章通过梳理1995—2023年国内外通风廊道相关研究文献,总结了城市通风廊道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机制以及构建通风廊道的研究方法,并对当前缓解热岛效应的通风廊道建设标准、多尺度评估、协同规划、现状研究缺陷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探讨,旨在为城市热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宜居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面向高密度社区的工业遗址公园亲生物更新策略研究

城市更新中的工业遗产,面临普遍存在的遗产保护、重金属污染、物种减少、植被破坏以及怎样融入城市生态网络等问题。研究基于亲生物理论,采用空间中的自然、类比自然、与自然融合的策略手段优化城市老旧工业地块。提出结合不同空间尺度优化工业遗产公园的更新建议,引导与自然生境融合,提升自然修复效率,促进公众参与。借此探讨亲生物的更新模式为城市老区再生提供的创新性思路,助力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创造城市-人-生物的和谐未来。

基于知识图谱分析的城市建设碳排放研究进展

基于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对城市建设碳排放相关研究热点和进展进行了梳理,主要结论如下:(1)有不少研究机构持续关注城市建设碳排放研究,但各机构的合作程度较低。(2)低碳城市、低碳经济、碳排放、低碳、碳中和是目前城市建设碳排放的研究热点。(3)城市建设碳排放研究先后经历了理论探索、领域拓展、应用转化三个阶段。本文旨在为我国城市建设碳排放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空间分异研究

转型期以来,政府治理制度的变革及公私部门关系的重构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主体、供给机制逐步多元化,其分布形态也由空间均衡趋向分异。本文以广州为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总体上呈核心—边缘空间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均衡分布模式被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收入地区指向的集中布局模式所取代,表现出类似西方国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反比例服务法则"。

基于LEAP模型的城市交通低碳发展路径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应用长期能源替代规划系统(LEAP)模型,通过设置政策情景、低碳情景和绿色低碳情景,模拟不同发展情景下广州交通领域未来的能源消费需求和CO2排放趋势,分析城市低碳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结果显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生产生活运输需求的增加,广州交通领域碳排放总量将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政策情景下,广州交通领域的CO2排放将于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严重滞后于广州市提出的碳排放总量达峰目标;低碳和绿色低碳情景下,通过加大低碳政策措施的力度,达峰时间有望分别提前到2025年和2023年。要实现城市交通的低碳发展,促进交通碳排放提前达峰,需要大力发展铁路和水路运输,全面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有效控制小汽车数量和出行频率,不断提高交通工具的清洁化和能效水平,逐步形成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城市交通低碳发展。

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

以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个体问卷数据(CLDS-2016)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旨在解析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对比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1)工作环境特征、社会交往特征、生理健康特征和社会人口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其中,工作环境特征中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社会交往特征中的社区信任以及生理健康特征中的自评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2)对于广州市而言,工作环境特征(工作压力)、社会交往特征(社区信任)、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饮酒历史、日常锻炼、因伤救治)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3)对于深圳市而言,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仅体现为工作环境特征(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和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因伤救治)。实证研究表明,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广州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应注重打造优质社区并完善休闲健康设施配套,而深圳市则应注重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来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湛江“绿衣楼”建筑调查与保护规划

广东湛江"绿衣楼"为法国租界时期的历史建筑,中西文化的混合交融、法式建筑风格的移植,使该建筑具有多元文化共生的特点。通过现场勘查、实测和建筑特点分析,提出包括保护完整性、真实性、加强安全措施等的保护规划。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电商村的演化机制——以广州市大源村为例

近年来电子商务产业的迅速崛起推动了电商村的快速发展。大源村地处广州城乡接合部,现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电商村之一。对大源电商村发展历程的研究有利于挖掘城乡接合部数字产业的演化机理。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大源电商村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的网络演进和异议消除过程。结果表明,1)大源电商村经历了电商集聚、电商产业规范化和电商转型3个演进阶段,其网络OPP(Obligatory Passage Point)分别由传统电商商户、地方政府以及新兴电商商户为核心行动者引导形成;2)大源村由传统城中村发展为传统电商村,进而转型为新型电商村,这一过程体现了村庄发展中本地动员和全球参与的同时升级,提高了村庄的发展韧性;3)在异质行动者的共同努力下,大源电商村的人才储备由匮乏走向充足,社会交往由隔离走向融合,营商管理由缺位走向完善。

金融联系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将粤港澳大湾区26家代表性银行的金融联系通过联锁网络模型转换为区县尺度的城市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大湾区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珠江口形成网络联系的高能量区,珠江东岸的金融联系水平整体较珠江西岸高,向外围空间的等级扩张具有连续性或渐进性;2)整体网络的集聚性和通达性良好,存在小世界性,广州天河、越秀及佛山南海、顺德等节点具有较高的等级性和接近性,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联系的重要中介。相比等级性和接近性在空间上的有序过渡,中介性的极化态势较为明显;3)大部分等级性高的节点有效规模和效率较高,具有结构洞优势,外围空间节点的限制度较大。网络主要依靠核心或次级核心子群的部分节点产生金融联系,边缘子群中大部分节点间的金融联系微弱;4)与粤港澳大湾区各节点总链接量呈负相关的变量有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管控行为;呈现正相关的变量有交通便捷程度、社会消费水平;金融服务需求和对外开放程度与地区总链接量的关系复杂,具有双边效应。

广东省陆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及其胁迫因素

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识别及其胁迫因素的分析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提供了有效途径。当前研究大多将物种多样性及其受威胁状况结合起来确定需优先保护的热点区域,缺乏在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的基础上对其胁迫状况的深入分析。文章基于广东省动植物物种、生态系统林分类型、土地利用等多源数据,利用植物物种多样性、动物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构建陆地生物多样性热度指标,进而识别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分析了生物多样性受胁迫程度及主导胁迫因子。结果表明:1)广东省陆地生物多样性热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人类干扰相对较小的山区,基于热度值分区识别出云雾山、南岭、罗浮山、莲花山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总面积达59931.82 km^(2),占广东省陆域面积的33.58%。2)热点区域内各类保护区面积合计6594.39 km^(2),约为广东省所有陆域保护区面积的61.33%,涉及广东省全部204个陆域保护区中的122个。热点区域内保护区的面积仅为热点区域总面积的11.00%,生物多样性仍有大量潜在的保护需求。3)在4个热点区域中,云雾山生物多样性普遍受到中度至重度胁迫,主导胁迫因子为经济发展强度;其他3个热点区域生物多样性广泛受到轻度至中度胁迫,最主要的胁迫因子均为地质灾害风险。

构建大学建筑学类学生自主学能的宏观培养模式

高校肩负着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重要任务。互联网新时代,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网络化让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学生自主学能培养应该成为高校专业人才培养的一种宏观理念。结合建筑学类学生的学习特点,笔者提出了建筑学类学生自主学能培养的宏观模式是"一个中心、两个基点、三个保证、四个转变和五项任务"。在这一模式下,教师、学生及教学管理和服务多位立体,目标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