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治理技术与央地关系的优化——基于信息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对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举足轻重。既有研究着重分析科层体系的相关因素对央地关系优化的影响,却鲜有研究系统考察信息属性的治理工具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治理工具,大数据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机遇,相关治理技术在中国场景下应用,对央地关系有何影响?其内在作用逻辑是何?基于信息政治学,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存在使中国央地关系长期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而大数据具有获取更多维度、更广泛群体和内容真实信息的优势,理论上能帮助中央政府充分掌握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从而优化中国的央地关系。大数据治理技术优化央地关系主要通过经济、技术和内容这三条路径。具体作用机制为:一是降低信息获取和运用成本,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常态型优化;二是提升信息获取时效性,使克服信息不对称具有技术可行性,推动信息型优化;三是提升信息质量和真实性,使缓解信息不对称在内容上具有实质性,从而有助于从决策内容和质量方面实质地优化央地关系。因此,大数据治理技术发挥作用,有利于央地政府间最终实现良性互动和相互协作的新型关系模式,摆脱以往的循环怪圈。不同于既有文献,论文从信息维度出发,较为系统、深刻地揭示出央地关系内在张力的深层次逻辑,为优化央地关系提供全新的分析视角和理论解释,丰富了对大数据蕴含的相关治理意蕴的认识,同时也为实践中运用大数据技术提供政策启示。

加强实证研究,建构概念体系:试论中国政治学术话语的发展策略

中国改革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并且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全新阶段。概括言之,无可否认的事实就是,在＂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进程中,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人口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创新了如此辉煌的经济成就和发展奇迹,也从未在如此规模的共同体内经历如此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转型。中国发展、转型与崛起的宏大历史进程,无疑为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诸多关键性挑战和议题,包括经济持续增长、科技造福人类、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城镇化等提供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实验场景＂。

与国家命运共振:70年中国政治学的蜿蜒绵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学已经走过70年曲折的道路。以命名为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来讲,70年间,有中断,有继起;以知识传授和创造而言,有降格,有升格。在国家经历政治风暴的岁月,政治学命运多舛;在国家努力打开国门的艰难尝试中,政治学获得一线生机;在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阶段,政治学为改革开放积极献计献策。70年间,政治学总是与国家命运共振,起伏跌宕之余,积累了学术资源,转介了西学精粹,供给了改革智慧,创新了学科局面。从实践上讲,政治学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大有用武之地。从理论上讲,政治学还需要在相邻学科疾速发展中为学术蓄能,对生机勃勃的学术现状心存危机意识,由此为政治学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政治学研究中的中国经验如何提炼为一般理论

在不短的时间里处于相对沉寂状态的政治学研究,最近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在一种趋同的理论意欲驱动下,曾经埋首于具体而微的经验研究、被指严重公共管理化的政治学,浮现出自觉而热烈的理论阐释热情。仅就笔者接触到的学术文献而言,就出现了因应于田野研究的田野政治学,受历史学驱动的历史政治学,以现象学为归趋的政治现象学,将利益凸显而出的利益政治学,以民族为核心的民族政治学,以责任驱动的责任政治学,等等。

算法政治: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耦合逻辑与政治效应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介入国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势,算法政治研究成为前沿议题。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动力包括功能主义、组织契合、社会工程、政企关系四种理论解释;算法通过赋能、赋权和赋智三种机制嵌入国家治理过程,进而形成了算法系统介入国家治理的三种耦合样态:政企合作、政府自建、政社共建。算法在重塑国家内部组织结构、官僚自主性与权力关系的同时,也通过算法中介作用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涉及国家-社会间权力配置、社会对国家的约束、国家对社会的干预三个维度。算法政治的未来研究,一方面要打开算法政治黑箱,考察算法政治的类型学及其成因;另一方面要深入探究算法政治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政治效应,以及智能社会中日益凸显的治理算法研究议题。

走向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深度书写

重新书写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重新”指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在现有的西方思想史书写基础上挖掘出一些新东西,或者是新理念、新解释,或者是新叙事、新进路。这是对汉语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的一个新期望。这个新希望之所以浮现出来,是因为既有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书写方式已经不太适应思想史书写的更新要求了。对汉语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来讲,基础性的书写方式,也就是对政治思想家、著作、观点与时代背景的系统复写已经告一段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概念、范畴的精准书写,以及在相应的思想史脉络中为思想家定位的书写方式,也从多方面尝试过了。

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体制性整合及其反思

20世纪末,比较政治学界对一些转型国家政权稳固而另一些转型国家政权频繁更迭这一现象表现出浓厚兴趣,学者试图用“体制性整合”来阐释上述现象。本文围绕“体制性整合如何促进政权稳定”这一核心议题,对体制性整合理论进行系统讨论。体制性整合具有多重含义,可以指过程、手段、策略以及机制等。该理论能够为政权稳定提供较好的解释,但也存在局限,如理论解释与经验事实间不对称,研究视角上忽视国际环境和政党等因素,内在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在运用该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国际宏观因素和政党,尝试进行案例研究、引入实验法和完善研究设计,这可能是体制性整合理论未来研究的可行方向。

国家与创新:数字产业创新的政治经济逻辑

数字经济是数字产业创新过程中产生的全新经济形态。回答数字产业如何实现创新这一重要问题,应立足于数字产业自身的新特征和产业创新的新机制。从政治经济视角系统剖析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的创新过程变迁,可有效解释新兴数字产业创新背后的新型国家-市场关系,以及国家在创新过程中的角色转换。鉴于数字产业创新面临着技术路径与产业目标的双重不确定性,经典的国家-市场关系类型旨在解决技术不确定性带来的激励问题,而“国家形塑市场”这一全新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可包容数字产业创新过程中的目标不确定性。

“协商性人民民主”的概念生成--兼论中国政治学话语建构的实践取向

将中国实践中出现的政治协商现象定义为协商民主已获得广泛共识。协商民主作为西方概念以自由民主为语境,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政治协商实践的本质。实践中出现的"政治协商现象",其理论前提是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适应政治发展新形势的表现形式,对这些"政治协商现象"的分析应坚持政治学话语建构的实践取向,以党的执政理论资源为基础,生成立足本土经验的"协商性人民民主"概念。

社交媒体时代下“千禧一代”政治认知的中美比较

社交媒体时代下多元化的新闻消费模式常被视为培养知识渊博的年轻一代的理想选择。然而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认知的类型学分析及其政治影响,对媒介因素如何影响年轻一代的政治认知关注较少,且缺乏跨国比较研究。本文利用2020年中美网民调查数据,将政治认知分为“错误认知”“无知”“正确认知”三种类型,并对社交媒体与政治认知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微博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并不能误导新闻消费者,但二者能够对年轻一代的无知状态产生影响。相较于美国的社交媒体,中国的微博能够起到积极的知识传播作用,减少人们的无知程度。此外,对于不使用传统媒体的中国年轻人而言,使用微博进行新闻消费能够减少其错误认知。这对社交媒体时代下如何提高“千禧一代”的政治认知能力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论: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视角

作为国家治理的必备要素和基础机制,信息在不同传统的国家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与信息经济学和信息社会学等学科相比,政治学近年来对信息的关注虽然与日俱增,但在系统性理论构建上则相对滞后。从元治理层面来看,现代国家通常同时面临国家内部信息问题(纵向信息问题)和国家-社会间信息问题(横向信息问题)。

悠远的历史回声:从原始民主到现代民主的政治协商

理解政治协商,需要从民主发展的悠久历史着眼。在人类政治组织创生阶段,采用的就是民主制度。在原始民主制中,初步尝试的政治协商,成为人类议决政治事务的基本方式。中经君主专制的政治组织模式,但最终人类的政治模式归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也是一种基于协商的政制形式。两者的差别在于,原始民主是一种成员获得当然政治资格情况下广义的公共事务协商;现代民主则是在成员资格法定的情况下,对重要政治事务展开的协商。两者间的协商属性确有差异,但政治协商的成员间平等相待、一同处置共同体重要决策与事务的特质完全相同。随着政治协商现代属性的彰显,“为政治而协商”与“为事务而协商”逐渐分流发展,呈现出政治协商的民主类型所独有的现代特质。

马基雅维利主义与非道德政治的三个走向

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一种非道德的政治意识形态。以道德严格限定政治,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政治思维,但这种限定将政治遮蔽在道德之中,而难以凸显政治的真实面目。马基雅维利主义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凸显给世人,但如何让非道德化的政治思考,不至于堕落为反道德的思考进路与行为模式,成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个难题:非道德政治思维要么走向反道德政治思维,而让政治成为脱缰野马;要么重回道德化的传统轨道,以道德规则代替政治思考。显然,在成熟的现代政治思维中,这两种思路都不是升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出路。以“政治地思考政治”为指引,将政治严格限制在立宪民主框架之中,可能是升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双保险”:既保证政治是非道德的,但不是反道德的,因此鲜明展现政治作为独立社会要素的特点;又保证政治可以以法治的方式被约束或规范起来,从而让政治成为人类谋求秩序与幸福的可靠方式。

中国式现代化政治逻辑的理论深化与经验阐释--《政治学研究》2024年华北地区中青年作者座谈会综述

2024年7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编辑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政治学研究》2024年华北地区中青年作者座谈会于清华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及主办单位的学者参会。

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论: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视角

信息与国家理论: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进路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国家既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政治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作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基础要素和机制,信息在不同传统的国家理论中均扮演重要角色。信息政治学是从信息论视角分析国家构建、国家运行乃至国家治理的理论体系,也是利用信息要素、信息机制来解释政治过程、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的学科视角。当代社会科学对国家概念的理解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韦伯对国家的界定,即“国家是一个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从信息视角出发,韦伯视阈下国家治理的信息机制具有日常化、专业化和科层化的特征。

沟通与治理:领导人书信的政治功能分析——以《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为例

政治话语支撑政治运行,社会经济条件制约政治话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以文件为载体的政治表达用丰富多样的话语意涵揭示出中国政治运行的独特性。领导人书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文件,通过特定话语呈现发挥了沟通和治理的双重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从历史到现实、从现象到本质、从文本到实践的分析显示,文字以丰富的话题内容、充分的问题意识、强烈的召唤气质,在获得广义政治文件的象征性与行政性权威、实现一般政治话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即育人功效的同时,还发挥了政治沟通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以文件透视治理变迁、从回信捕捉治理动态,拓宽了传统的文件政治研究视野,为理解新时代治国理政贡献了书信政治这一话语视窗。

超越国家汲取能力:国际数字税实践的政治经济分析

税收是现代国家汲取能力的集中体现,既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更是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资源保障。进入数字时代,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税收新的政治经济意义,数字税成为全球税制转型的重要议题。国家间差异化数字税征收实践主要源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角色差异,而非国家间汲取能力的强弱。对于积极推进数字税实践的市场国而言,其征税逻辑则因资源汲取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源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结构关系变革,给汲取能力迥异的国家带来了不同挑战。总之,现代国家将数字税视为应对其在国内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中权威流失的一种解决方案,数字时代的税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超越资源汲取的政治经济意涵。

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论: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视角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国家形态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驱动着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信息是政治学长期关注但缺乏系统理论构建的经典议题,既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要素,更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机制。本文从实体论和知识论两种国家理论入手阐明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脉络,为从信息论视角理解国家构建及其运行提供理论框架。现代国家普遍存在国家内部和国家-社会间两个维度的信息过程,本文将二者整合到统一理论框架以构建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论。基于国家治理的“三明治结构”,国家内部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和控制问责等信息问题,而国家-社会间则存在信息汲取、信息开放和信息沟通等信息问题。国家信息能力是现代国家解决两个维度信息问题的基础能力,信息汲取、信息处理是信息能力生产的必备机制。作为理解国家治理的新兴理论视角,信息政治学从新要素、新机制和新方法三个意义上为理解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范式,凸显了信息要素和信息机制对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作用。

协商回应:共识导向的基层回应模式--基于淮安“码”上议的案例研究

政府回应性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经典议题,亦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创新实践,积极有效的政府回应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民众的诉求和社会需求,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有研究提出三种政府回应模式:代表回应、政策回应与服务回应。江苏淮安“码”上议的治理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回应模式--协商回应。与前三种模式相比,协商回应更加适用于区域性且存在差异化偏好的公共议题,更加强调党委统领和政府指导下多元主体的交互式参与,更加重视通过诉求表达和理性沟通达成共识性决策。既有回应模式将政府视为回应的唯一供给者,而发端于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协商回应模式则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简单二元结构,引入党委、政府、政协等组织力量,塑造党委统领的协商共治机制,实现共识性治理。协商回应模式的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贡献:一是从我国治理实践中提炼出新概念,与已有理论进行对话,推动了政府回应性经典议题的理论发展;二是对我国地方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扩大的鸿沟:社会科学的知识与实践亲疏关系

社会科学是面向社会的实践科学,因此,社会科学与社会实践是一种紧密互动的关系。但随着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日益细密,其愈来愈显著的单纯知识化取向令人瞩目,而疏离社会实践的特点也日显突出。这就造成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实践遵循不同逻辑发展的现状。人们合逻辑地设想一种整合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的整合进路,促使社会实践引导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这是需要审慎以待的主张。当社会实践为国家权力主导时,这样的整合具有降低社会科学知识尊严的风险。需要承认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实践在关联性基础上的相对分离逻辑。在正视两者间鸿沟扩大的情况下,应致力遵循各自健全发展轨迹,促使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实践回归积极互动的正轨,从而实现社会实践具有社会科学知识引导力、社会科学知识保有社会实践指引性的双赢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