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在法律行为范畴中的规范意义——对《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解释之检讨

欺诈在公法、私法中具有多样的规范意义。因旨在维护表意人的意思形成自由,法律行为范畴中的欺诈非立足于欺诈者,而是立足于受欺诈者进行规范设计的。因此,单纯的、对他人的意思形成自由未产生错误影响的欺诈,虽在道德上具有可谴责性,但在法律行为范畴中并不具有规范意义。法律所关注的是,应如何救济受欺诈的法律行为或受欺诈的合同。对欺诈与受欺诈不作区分,将受欺诈误解为欺诈的著述方式,值得检讨。

论违背形式强制的法律后果

关于违背形式强制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36条与第37条既未意识到区分法定形式强制与约定形式强制的必要性,又异乎寻常地采纳了早已被近现代民法摈弃的合同不成立规范模式。产生此种立法状况的根由,在于未认识到签字或盖章的意义不是决定合同成立的时间,而是合同成立的必要形式要件。为防止形式欺诈,保护另一缔约方的合理信赖,应限缩解释《合同法》第36条与第37条的规定。

自然法理念对古代中西方法律成长的影响

西方古代的自然法与中国古代的自然法则在各自法律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接影响了法律成长的内容与走向,从而使得中西方的法律制度与传统形成了巨大的差异。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法律地位之研讨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是被害人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集中体现。由于对刑事诉讼本质、功能、目的认识不同以及法律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刑事诉讼中 ,被害人处于不同的法律地位。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但在公诉案件中 ,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受到国家公诉权的限制和制约 ,处于从属性的当事人地位。这一规定 ,整体上是合理的 ,但在一些具体规定上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对接之正当性及建言——以疑似罪案材料移送为视阈

行政执法中有相当多的案件是犯罪案件线索和案件材料的来源。但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机关很少或者不主动甚至拒绝将其向公安、检察机关移送,这阻碍了对犯罪的发现和惩罚。为解决此问题,研究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对接的正当性及其实现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正当性包括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合规律性、可借鉴性等。

试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司法化

我国刑法规定的对精神病人适用强制医疗措施,由于缺乏相关的程序保障,长期以来在运行机制方面具有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因此,有必要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强制医疗程序,并使其司法化。具体而言,是实现适用对象、适用条件、决定机关、具体运用等司法化(诉讼化)。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

我国封建社会，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与控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存在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社会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往往忽略或者抹煞了社会个体与群体利益的多样性，和国家与社会的区别性，以致造成＂国家──社会＂一体化格局。这实际上是因袭了中国古代的＂国家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学界要对＂国家与法＂这一主题关注的同时，加强＂社会与法＂的研究，由此展望当代中国法治的新走向：法律由国家统治社会的工具变为保护社会的工具和社会自我保护的工具；由作为国家单向控制社会的工具，转到法成为国家与社会双重与双向控制的工具；由逐步实现法治国家，到最终形成法治社会。

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治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治而斗争郭道晖山东有个王海，重庆出了个李波。一个是打假名人，一个是反暴利斗士。他们都在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而斗争。一年一度的“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更把这一斗争推向高潮，各新闻媒介不断地进行了颇具声势的宣传。饭店高价宰人，超...

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提前收回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至今已近四年。于实施过程中,涌现出诸多新问题,学界与实务界均有热烈讨论,最高人民法院亦分别于2009年5月14日、15日颁布了《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件司法解释。本次组稿,即是就其中若干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总结、探讨,以期抛砖引玉、继往开来。在此,特向金可可教授在组稿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协助表示诚挚谢意。

新《刑事诉讼法》的三大助力之法理蕴涵探究

新《刑事诉讼法》比1996年《刑事诉讼法》增加和修改了不少条款,体现在保障人权、刑事辩护、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人道追诉、借鉴国外法规定、完善特殊程序等方面,可谓相当助力。本文仅对其中的给人权助力、给辩护助力、给效率助力之法理蕴涵进行探究。

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与相对人的信赖保护

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信赖责任。信赖责任建立在受损的合理信赖之上,其构成要素为显然的意图或事实、信赖行为、善意与可归责性。二者均具有信赖保护功能,信赖责任在思维重心与归责基础上明显不同于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信赖责任的赔偿范围以信赖利益为限,当信赖利益大于期待利益时,以期待利益的数额为限。《民法通则》第61条和《合同法》第58条将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而产生的赔偿责任规定为一种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存在明显缺陷,非常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应予以修正。

站在科学的入口处——部分专家学者谈《法律科学》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最后一句写道:“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懦怯都无济于事。’(但丁《神曲》)”。

立法理念与重心的与时俱进——以“十七大”精神审视我国法律体系

要实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规划,应当贯彻"十七大"界定的科学发展观,调整立法指导思想上的偏颇,从以经济立法为重心,转变到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以民权和民生立法优先为方针,以改善民生和扩大民主为重点,建立"人权至上"的和谐的宪政秩序;为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权有立法保障,提升工农大众等弱势群体的宪政地位和社会保障,公民的公权利(政治权利)立法刻不容缓。

物权法立法思维之批判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虽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及法制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但由《物权法(草案)》所揭示的诸多问题看,立法者之思维仍停留于重经验轻逻辑、重实用轻法理、重“诸法合体”轻物权法之私法性的守旧状态。《物权法(草案)》的推迟颁布,为反思物权法的立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只有以私法的观念、裁判规范的特性以及物权法自身的逻辑结构为基础,才能制定一部科学的物权法。

论立法的社会控制限度

法律是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但过度的控制也会产生负作用。本文从立法中的社会自我防卫原则和立法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比例规则上,论述立法对社会控制所应掌握的"度"。超出这个"度",就可能造成立法专横,产生非法之法或恶法。作者进而提出对恶法的抵抗权和克服泛立法主义和立法浪费、立法污染现象,实行适度的立法节制等构想。

“法律至上”辩与辨——兼评“跟人不跟法”的“批示至上”

法治，不只是“用法来治”，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封建专制国家、法西斯专政国家，都有法制，都要用法来治国、制民。现代法治的本来涵义是“法的统治”（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法不只是国家控制社会、约束公民的工具，而主要是统治国家、统治政府和政党、统治领袖人物的行...

论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

本文认为,集体权利一般是指某一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权利;个体权利一般是指社会个体的私有权利。二者不完全是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更不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区别。集体权利不是个体权利之和,集体公权利也不能在量与质上分割为个体私权利。作者具体分析了法律上复杂多样的权利形态,包括个体私人权利、个体协同权利、群体同有权利、个体共有权利、集体公共权利、社会共享的公共权利、个体与集体并有的权利,等等。文章探讨了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之间存在的平等并存、互不侵犯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以及相互对立或对抗的辩证关系,指出: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人权的本质区别归结为是重视集体人权还是重视个体人权的区别,或提出“集体权利高于个体权利”的一般命题,都是不确当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重视集体权利,又十分重视个体权利。在一定意义上,集体权利归根到底是为实现个体权利这一最终目的服务的。

认真对待权力——读《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

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写过一本好《认真对待权利》的名著。不过，并未见过国外法学界有专门从法学视角论：述“认真对待权力”的专著，似乎权力论大都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者的专属领域。在现今中国法理学教科书中，权利这一范畴开始居于重要地位，而权力范畴则很少有专题论述。这一现象，也见之于过去欧美的某些法理学著作。考其根源，可能是来自西方法律体系的私法或民法传统（主要是罗马法传统）。这种传统基于权利（私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企业困境的成因与法律手段的作用——也谈搞好大中型企业

文章认为,国营大中型企业不活的原因很多。制约企业自主权的政府职能转化改革滞后是其关键的因素所在。因此。必须改革现存的政企关系格局,真正落实企业自主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化。这就需要冲破旧有观念和制度的樊篱。显然,法律是最为有效、最为直接、最为迅速的力量。只有运用法律手段将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责、权、利固定化、稳定化,形成制度。避免政府行政干预的增多和随意性。才能使政府经济决策和经济管理更加规范,也才能使企业经营行为在法定范围内实行自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