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年报刊的理性思考

"迎合读者",已经成为青年报刊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强调发行量的至上性而忽视其非至上性,是造成"迎合"倾向的思想原因;把报刊视作商品,是造成"迎合"倾向的理论原因;青年报刊的宣传重点应该放在哪儿?发行量:一种社会指示器至上性和非至上性发行量,牵魂动魂,为青年报刊编者所思所虑,与报刊的荣辱盛衰相关联.编报出刊,是给读者看的.发行量,是读者对该报刊的态度的反馈。

了解青年,准确表现青年——兼谈青年欣赏心理

美国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罗杰斯说:“我对听众需要什么和愿意接受什么差不多当成了自己的宗教信仰。”社会主义的文艺家担负着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崇高职责。要完成这一神圣使命,就更应以欣赏者的存在为作品存在的。前提,注意研究欣赏者的欣赏心理,使作品的社会作用最大限度地从可能性转入现实性,在竭力防止和避免作品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的同时,努力扩大和发挥最大的积极作用。

独立制片人:我拿风险赌名利

独立制片人：我拿风险赌名利由著名演员姜文自筹资金拍摄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历时１年，共耗资２０００万元，投放市场后全国的票房收入大约为４４００万元。姜文作为独立制片人，毫无争议地名利双收。独立制片人是８０年代末期开始推行的影视制片人体制的产物，虽...

老出版,新举措

在现今各大出版社强强联合、集团重组的．出版环境下，中青社作为一个综合性普及读物出版社，面对新媒体的崛起，面临的课题是什么？新的生存和发展的路径又是怎样的？笔者从三个方面捋清思想，并进而确立了新形势下的发展战略。

“潘晓”讨论前前后后

在50年代至80年代,从“雷锋”到“潘晓”,《中国青年》曾经几十次地提出过各种问题在青年中开展讨论。今天,历史地回顾《中国青年》的这些讨论,可以理解,它们当然都带着年代的印记。有些讨论有不同程度的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缺陷;但贯穿其中的主调,是对理想与真理的追求和为国家人民作奉献的赤诚,这也是客观事实。“雷锋”并非是推给青年的一个“神”,“潘晓”也绝不是高举的一面“个人主义的旗帜”。在笔者参加和主持过的所有讨论中,“潘晓讨论”是记忆最深刻的。由于诸种原因,对这个讨论曾时毁时誉,或浮或沉。可我始终认为:8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开展的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思想解放浪潮对青年成长的新的呼唤;是同代人、不同代人之间的一次真诚的积极的对话;是报刊宣传中一次最广泛、最动情的群众参与;是读者、作者和编者的一次共同的寻求——“潘晓讨论”不只属于编者,属于一家刊物,更属于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万千青年。

财经记者为谁而鸣?

从北京大学财经奖学金班历届结业学员的情况来看,除被升职做领导的以外,一般一线记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写文章比参加研读前益发生猛,如猛虎下山、大江决堤般不可收,另一种是,做报道变得畏首畏尾,大幅度减产.

觉醒期:由me走向I——对中、日青工劳动意识调查的一点分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早稻田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开展的“中、日青年工人劳动意识调查”统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对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提问”(问13)一栏中,共列有42项表明具体状况的细目,凡属表示“希望”(含“强烈希望”与“希望”两类,下同)态度的,中、日双方在绝大部分细目上极其接近;而凡属对“工作现状”的自我估价,认为工作现状“符合”(含“符合”与“基本符合”两类,下同)希望的,中方则在大多数细目中明显低于日方。

我的“四不”进行曲——絮谈怎样联系作者

变用托翁一句开头语:成功的编辑是相似的,摸索中的编辑各有各的摸索。不禁羡慕“杜郎”踏入编辑部的大门之前,我对编辑生涯的想象是罗曼蒂克的:案头皆稿件,稿件皆成品,成品皆玉珠…… 1980年12月,我由一名门外汉踏入《中国青年》杂志社思想教育部的办公室,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活。我动手编辑的第一篇文章,是《上海文学》

用东方的眼光看欧洲期刊

西方发达国家的期刊业经过上百年的市场竞争和近年愈演愈烈的购并,逐步由少数几个大的集团控制。在德国,6家大型期刊集团占有期刊广告的3/4;在西班牙,也是6家大的出版集团控制了60％的广告和发行收入;在法国。

《黄河大合唱》背后的英雄传奇

2014年4月，是中华民族伟大颂歌《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创作首演75周年。当年，张光年（光未然）才25岁，带领的抗敌演剧队三队不过是群中学生，平均年龄不满20岁，从武汉到延安才两个来月，就和冼星海合作创演出这部伟大作品，又亲聆毛主席教诲，最先唱响国统区。原抗敌演剧队三队副队长赵辛生（即赵寻）生前曾给我们讲述了他们追求梦想、坚守信仰的惊世壮举，使我们对当年创作这部伟大作品，有了更多更全面的认识。